7月中下旬，第24届香港书展隆重举行，新世纪以来长住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被授予“年度作家”，主办方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周启良表示：“我们欣赏的，正是他的创作跨越地域文化。陈冠中除了于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写作外，亦从事多种媒体创作，包括创办香港《号外》杂志、担任《读书》海外出版人、身兼香港电影导演会创办人，可见他涉猎甚广，与香港国际视野吻合。”香港书展从2010年新增“年度作家”评选，刘以鬯、西西、也斯相继问鼎这一桂冠，该奖项似乎带有一些“终身成就奖”的意味。
陈冠中祖籍宁波，1952年出生于上海，4岁即移民香港，属于香港1949年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在其代表作之一的《我这一代香港人》一书及同名文章中，他曾痛切反省：“这一代是名符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要负上绝大责任”，“我们1980年代开始过份重视地产和金融，连政府的思维都像地产发展商，而把原有的贸易、工业冷落了。现在，我们不应只膜拜对香港生产力和竞争力最没贡献的地产商和被过誉的资本市场财技人，应重新推崇有国际或地区视野的贸易商、工业家、物流界、基建发展商和创意业，及实干赚辛苦钱的其它产业如零售业和部分不受利润保护的公共设施业。我们需要更多样化的产业类型。”
一向温文尔雅的陈冠中，在某些特殊时刻，身上总会表现出知识分子特有的坚定和担当。在“香港未完成的实验”演讲中，陈冠中再一次表达他对同代人及“我城”的坚定期许：“一国两制、普选民主、自治宪政是香港最大的一项未完成的实验，是我这一代早该完成但至今未竟的任务。推动2017年特首真普选的历史时刻就是现在了，这次大家绝对不能缺席。”
40岁之前，陈冠中长住香港，1992年至1994年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之后赴台北生活了6年，在台北和北京居住的这两个时段组成了“令我大开眼界的20世纪90年代”。2000年以来，陈冠中搬到北京并长住于此——北京的多元、丰富和北京太太，都成为他长居于此的理由。除了置身于北京的精英知识分子圈子之外，陈冠中还特别留意北京乃至整个内地社会的底层状况——自己陪太太一道去菜市场时，总会被菜贩索要比太太单独去时高一些的价格——菜市场见闻也被他写进小说中——比如，“平常我也喜欢没事逛逛菜市场。中国北方四季分明，水果菜蔬各依时令，在菜市场看得最清楚，更不用说，比超市新鲜。菜市场更让我有接触老百姓的感觉，想不接触也不行，人挤人，你挡住人，那些大妈大叔会用肩膊身体来推开你，因为她们双手都提着菜。”
更让我惊讶的是，近年来，“左翼自由主义者”陈冠中和太太累计考察了安徽、江苏和粤北等地超过100个地、县级市。也许，又一部值得期待的小说佳作正在孕育中，毕竟，“小说家”才是陈冠中最想选择的身份。
访谈
问：我知道这些年你和太太考察走访了100多个内地的地县级市，您将来会把在这些地区旅行的见闻写进小说吗？
陈冠中：五年、十年之后再写这些考察见闻也说不定，但是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形态已经出现，跟十年前肯定是不一样的。中国全都改变了，不只是沿海城市。
我运气比较好，后来决定写小说，是因为小说可以把这些复杂性写出来，不需要做一个选择——你不是这边就是那边。这次来香港，突然想起以前引用过罗兰·巴特的一句话，就是“要活出时代的矛盾”。其实，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矛盾并不是我们一定能超越的，但是我们个人要活出这个矛盾或者穿透这个时代的矛盾。要本土化还是要继续开放，这本身就是时代的矛盾。我们一方面渴望有根，另一方面渴望有翅膀，这两个都是我们的欲望，而且我们说不定能做到两个都满足。这对以前的人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把它活出来，而且我们的根不只是一个——看你要用地区的视角来看，还是用自己的文化成长过程来看。就像我自己，我虽然成长在香港，但当年是看台湾的书长大，所以我的文学根是台湾的，但香港对我来说绝对是地区情感最丰富的地方，这也是我的根。而且我不想只是在香港有根，北京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根，但同时我希望有翅膀。我就用这些根来述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矛盾。
问：长住北京这些年，您的知识结构似乎也经历了一个转型和自我调适，从初到北京时似乎偏重文化研究，到后来日益关注公共问题，甚至涉及不少城市发展战略等宏观性议题，能谈谈你的思想脉络或知识结构吗？
陈冠中：简单地说，我的知识结构是有几派影响：一是欧美的思维，嬉皮士的反文化运动包括欧洲电影的影响；另外是稍微“后”一点的，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跟后现代理论；另外一块，就是台湾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思想，包括殷海光、李敖等人的论说，还有张爱玲和余光中、白先勇他们的文学作品的影响。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在台湾出版了很多年之后才在大陆出版，还算台湾的东西，那些在我大学时候有影响。
学科上，我大学是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开始接触到这些学科。但真的好好读书主要是1974年去美国波士顿大学学习了15个月，那15个月虽然是学新闻，但专业很快就通过了，然后就去旁听很多课。当时，波士顿大学有很多著名学者在，比如英国的吉登斯，我去上过他的课。
那个时候就对思想包括理论这个东西特别有兴趣。1980年代我自己从马克思主义转出来以后，就看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正义论或社群主义的辩论，香港当时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发展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好像都解释不了香港这个蓬勃的文化、经济体，这些理论好像都要拆散使用，没有一种正确的思想能把所有东西进行解释，要去找另外一种经济学，要重新回到自由主义的政治学，经济学上就是要对抗我们香港1980年代当时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所以，只能找到凯恩斯的东西。
但是一到了中国大陆之后，有两大块知识需要补回来才能追得上，一个是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的历史，大家很多谈话都是关于这些东西的，比如现在谈什么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对“文革”和“大饥荒”的评价等。共和国和共产党的历史，我们作为左派学生，在外面其实也知道一些，但是到了这边才知道真的是纸上谈兵，还差一大截。
另外，进到大陆来之后，很多大议题必须要谈到国家、民族，包括国家的走向、少数民族的问题等，这些恰恰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也好还是自由主义派也好都相当不足的，他们没有准备好用一个更恰当的话语体系谈国家和民族问题。比如，自由主义只谈政治制度，有时候认为民族等好像是自然会解决的问题，不是讨论的起点。
当然，国外的新左派基本上是国际主义者，进了中国大陆后才知道大陆的新左派不是国际主义者，更像是民族主义者，甚至是潜伏的国家主义者。在国外，国家主义绝对不是新左派会支持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大陆可不太一样。中国大陆的新左派用了很多西方后殖民的理论跟后现代理论，而这块我是很熟的。但只是走了一半，他们就不走了，把西方的理论去掉，把欧洲中心的族群中心理论去掉，把东方主义弄掉之后，就不再往前推一步了，反而开始建构中国中心的新族群中心主义理论、中国式的”西方主义”。
中国的内部殖民怎么样？中国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之后，是不是建立起了自己的中国中心主义、另外一套族群主义出来？把西方简化地论述出来，却走到这一步就不往下走了。
所以我现在最理解或最关注的，其实是新左派。我关注的还不是原教旨的毛派，因为跟毛派讨论要谈很多历史，包括“文革”等很多东西，我虽然后来在这些方面补回来不少，但这方面不是我的专长。我最熟悉的，就是新左派整个是怎么成形的、到了中国大陆怎样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
我也知道中国的自由主义派怎么回事，比如自由派很多人会支持小布什打伊拉克战争，这个也让我很震惊。我认为自己是一种左翼自由主义，想不到竟然有自由派支持美国人去打伊拉克。我是从打越战开始就反对支持美帝国主义的人，现在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我比较赞成的是维权。
我现在主要是调整自己的思想，想产生一种有意义的对话，比如一个西方新左派的过来人，现在是个左翼自由主义者，他怎么看中国整个新的左翼的路子。我相信要分出一种新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其实自由主义也有很多种。这种新的或真正的新左派跟左翼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呈现另外一种阵营，如果有这个阵营，我当然会比较有兴趣跟他们来讨论问题。有些学者或评论家好像现在开始慢慢有点这种倾向，比如说秦晖教授不用那么多西方理论，他是很独到的、很原创的、很聪明的，自己能创造很多东西出来。我则是比较喜欢通过理论来论述新左派和左翼自由主义思想的人。
问：你曾在一个演讲上“重提现实主义”，那你注意到余华的小说新作《第七天》吗？一些批评者甚至认为它是“微博段子集”。你怎么看很多人提到的“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比魔幻小说还要魔幻”这样的说法？
陈冠中：“社会现实比小说还要魔幻”这样的说法现在已经是落入俗套的句子了。但是现实比小说魔幻，不等于说我们要写魔幻小说，已经这么魔幻的时候，你还写魔幻小说，那谁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小说的小说性一定是超越了所谓现实的、碎片的东西，在这个魔幻的时代，一定会出现这种想法：就是把当前的新闻事件写进小说，其实这正是19世纪现实主义开启的冲动，《红与黑》据说就是根据一个法庭的案子改写的。
第二个热潮是晚清的中文小说，都说自己“并无虚言”，每一句都是真实的。在一些日新月异的大变动时代，每每都会有些小说家主张写新闻体，如苏联革命早期的先锋派作家、德国魏玛时期的左翼作家、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新新闻体”作家。
在英语世界，当代小说很明显已走出了后现代时期，回到一种新的、世故的现实主义路子上。只要你还是认为有些东西比另外一些东西更真实，只要相信这一点，你就会好好去写现实小说。或者你根本不相信，认为所有真实都是假的，那你就写后现代风格的小说吧。很多评论家和小说家现在基本上相信，有些东西是有它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的价值是可以认证的，西方哲学也有人在提倡批判现实主义哲学。这也影响了大家重新看待小说，认为”真实”的叙事还是有可能性的，现实主义小说还是有可能性的。
其实，这些争论在中国大陆没那么重要，因为大陆的主流还是现实主义。你看到大部份严肃小说都有现实感，但是有时候读者觉得它们不够现实，这个很奇怪——写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结果还觉得不够现实，现实主义最被诟病的一种效果就是操纵性。中国大陆的一些小说也会操纵，但是并没有把更多的现实告诉你，甚至还遮蔽了一些真实。所以，我说重新检讨或建立一种新的批判现实主义，它还需要某些正确性或者穿透性，让你能看到更多，不能故意漏掉，这不是手法的问题。现实主义还是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作为小说作者还是要回到这个态度的。有些小说家对写实的想法可能太守旧、不够有穿透性，但是也有些是故意躲开一些题材，如果写现实的话，他们可能会回去写以前的现实，写得很穿透，但是当代的现实题材就不太能写了，所以，写现代的反而没有那么真实。
问：当下很多本土作家擅长描写乡村，尤其是记忆中的乡村，但似乎一旦“进城”了，就没以前写得好了，是这样吗？
陈冠中：这也跟个人经验有关，但我相信下一波的作家肯定更多是写城市的。即使不写城市，农村也不是原来的农村了。几乎没有选择，大部分作家都是在城市里面，还是需要用小说的特性把当前现实进行转化。王德威教授一直强调法国学者福柯的提法“异托邦”，就是现代社会（基本上是城市社会）里面存在几乎很难用正常的文字表达出来的这种奇怪的异度空间或者人的状态，这种世界可能在左右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这种东西。王德威说，小说可能会写到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有些是你心中已经有的，有些可能根本没有组织起来，太碎片化了，如果写得出来那就能看到多一点现实。作家要把这种异度对象用小说的方法写出来，这个异托邦无处不在，问题是你要用什么方法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之后可能有些人说我现在看出来了，在你写出来之前都没有办法言说这个。
我们眼前的中国的确是有这种空间的，这个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写作方向，写城市，写现代，其实不是写魔幻的东西，是写现实的。但是，这个现实经过小说的处理和整理之后，让读者能读出一种体验，觉得这种感觉和体验真的好像对，好像有，这可能就是现代小说能做到的。反而是新闻报道或评论，不见得能给人这种感觉。
问：《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有两篇直接论述廉政与法治的文章《廉政与善政》、《关于香港地区法治的二三事》，但是，成立近40年来一直维系“廉洁”这一香港核心价值的廉政公署，今年上半年却因前廉政专员汤显明涉嫌公务宴请超标而卷入丑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您怎么看待这一事件？
陈冠中：我周围的同龄人都觉得特别惊讶，在香港，在我们成长的年代，好像“廉政”已经是不用再细说再强调的概念了，大多数人根本不想再做贪污腐败的事，不想把钱给贪污腐败的人，也不想贪人家给的便宜。我原以为我们这代人都是这样想的，但为什么我们的同龄人、那么精英的人现在会做这种事呢？我特别惊讶，做廉政的人怎么会这样子呢？你现在还不能说他犯法，但至少能说他行为失当，这真是太让人失望了，可能我自己还仅仅是停留在某些印象中，觉得香港不是这样的。这种行为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尤其是廉政做了这么多年，这么有成效，怎么一下子就突然变了，自律没有了，原来，这些东西是这么容易掉回头去的。
问：如今长住北京，您隔多久回一次香港？香港近年兴起对“地产霸权”的严厉批判等大事件，您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在场”的？
陈冠中：每年回香港两到三次吧，有时候有演讲。其实我很喜欢回香港，只是没什么借口。香港当下发生的事情，很多当然与我已经有距离了，靠看媒体报道与述评，我只能专注地留意几个自己特别关心的议题。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是有大量从香港来的朋友。这么多年来，很多香港朋友其实在香港都很少见面的，一到北京来，他们就找我喝茶吃饭，他们就说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从他们关心的问题中也会找到一些“在场”的感觉。除了政体改革、本土政治等议题之外，其它流行议题其实是有隔阂的，我是不太敢什么事情都去评论的。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