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传奇早早就开始，奇异地承载了政治史、电影史和艺术史。
一听到她自我介绍“江青”两个字，周围的人都要侧目，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对这名字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敏感。今年67岁的台湾舞蹈家江青已经习惯人们惊讶的表情，一一耐心解释：重名而已。
江青的传奇不仅在于她和毛泽东夫人江青的重名。这个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孩子，少年时是根正苗红的“红色少年”，不得已从内地“叛逃”到香港，年纪轻轻即是轰动一时的“金马奖影后”，声名鼎盛时她退隐到美国编排现代舞，转型成了华人现代舞的先驱。
江青的人生奇异地承载了政治史、电影史和艺术史，像是60多年来华人生活的一个小小标本。这个在港台和海外都知名的“另一个江青”，因为最近出版了简体字版的自传《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才真正被大陆读者所认识。
江青
1946年生于北京，原籍广东普宁，后迁居上海。原名江独青，1954年改名为江青。10岁入北京舞蹈学校接受6年专业训练。1961年南至香港，1962年考入南国实验剧团，与邵氏签下8年基本演员合约。后随李翰祥到台湾，1963年主演《七仙女》一举成名成为国联当家花旦，与甄珍、钮方雨、李登惠、汪玲等人并称“国联五凤”。从影7年期间，主演影片29部，并担任4部影片的舞蹈编排。1967年凭借《几度夕阳红》中的表现获台湾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曾以《几度夕阳红》获得第五届（1966）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上世纪60年代在台湾、香港从事演员工作，主演电影有20余部，其演艺事业的巅峰基于《西施》、《几度夕阳红》两部电影。1966年与刘家昌结婚，1970年离婚，前往美国，回到其本行舞蹈。1973年在纽约创办江青舞蹈团。1982年出任香港舞蹈团第一位艺术总监。曾任教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纽约亨克大学、瑞典国立舞蹈学院及北京舞蹈学院。1985年起，江青以个人身份继续其在世界各地的舞蹈创作及演出活动。现居瑞典，与瑞典的生化教授比雷尔·彭贝克结婚。
特约记者 吕贝卡 发自北京
《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是江青的自传，但是信息量之大，远远不止“自传”那么简单。“文革”前的中国、“资本家家庭”的命运、台湾影坛的八卦和中国现代舞的发端，都在其中有所展现。当然，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还是：为什么非要叫“江青”？
她原本不会和毛夫人重名，父母给的名字是“江独青”。后来母亲做主给她改名“江青”，是因为要“追求进步、拔掉毒草”。
江青小学时，学校里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提倡的是“好人好事”，自由、个人、独立，都是万万要不得的“毒草”。这样的气氛下，江独青的名字就显得“太落后”了。江青的母亲做主，把“独”自拿掉，将女儿改名为“江青”。
用“江青”的名字，她在上海上小学，又到北京学舞蹈，当时没多少人知道毛泽东夫人也叫这个名字。1962年江青移居香港，1963年她要去台湾，持香港身份证申请台湾签证，这时她才知道，毛泽东夫人也叫江青，而自己在北京做学生时只知道她本姓李，当年从影的艺名是“蓝苹”。
两个江青在同一时间赢得了众多的关注。1966年，电影演员江青主演了当时最大制作的国语电影《西施》，年仅20岁就达到事业巅峰，并和当时默默无闻的学生歌手刘家昌闪电结婚。1967年，江青主演琼瑶小说同名电影《几度夕阳红》，并因此赢得第五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天天要上报纸影视版。也就是这两年间，毛夫人江青一步步接近权力，正在大陆大搞政治运动。
两个江青各自在政治和电影版上占着头条。但是当时台湾尚未解严，提“江青”就如洪水猛兽，让电影明星江青变得非常尴尬。报纸只能用特号字把“江青”两字在影剧版刊出，以示区分。媒体提到“江青”两个字只能也会说“这岸江青”、“对岸江青”，或者用称谓区分，毛夫人江青是“江青同志”，电影明星江青是“江青小姐”。
上世纪70年代初，江青结束了自己的电影事业，投入现代舞学习。1973年在纽约成立了“江青舞蹈团”。尽管远走海外，“重名”带来的烦恼还在继续。
“文革”结束之后，江青立刻申请回大陆探亲，多次申请均被驳回。她一打听才知道，还是和江青重名引来的麻烦。这时江青和瑞典学者比雷尔·彭贝克在交往，比雷尔受邀去中国讲学，江青立刻和他领了结婚证书，在名字后加上夫姓，以“青·彭贝克”（Mrs. CHING BLOMBACK）的身份，方得以顺利入境大陆。
回到大陆，江青才知道自己在“文革”期间早已是大罪人。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同志、爱人江青同名”，这是天大的罪名。她的三姨因为“帮外甥女改名”受尽侮辱，曾经被人用满是秽物的痰盂扣在头上。
“江青”这个名字的忌讳不仅仅在大陆。1978年，江青舞蹈团到香港参加“亚洲艺术节”演出，主办单位坚持要她更改“江青舞蹈团”的名字。江青一看到回信就明白，还是“那个江青”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她认为主办方的要求“幼稚又无理”，几次沟通之后仍无法解决。之后她了解到香港也有自己的“政治嗅觉”，国际艺术活动中不得不对政治敏感，最后解决的方式是在演出场刊上写中文名字“纽约江上数峰青舞蹈团”，纽约两字还加大号字排列 ；英文还是“纽约江青舞蹈团”：CHIANG CHING DANCE COMPANY of NEW YORK。
而“文革”刚结束回到大陆，总有人跟她说：“你不知道江青这个名字有多臭。”上世纪80年代末，人们已经可以相对平静地叫出“江青”两字，江青认为这是历史翻过一页的标志。
江青把这一系列名字引发的悲喜剧都统称为“重名过敏症”，开玩笑说，自己的名字是“政治温度计”。她以为两岸都已时过境迁，这“过敏症”不会再复发，但事与愿违。2008年，江青受邀到北京排演自己的作品《茶》，担任导演、编舞和布景设计，音乐部分由谭盾负责。最终演出的时候没有挂她的名字，只挂了“CHIANG”。几十年过去了，演出中因为“署名”闹出的误会数不胜数，江青仍然觉得2008年这次有点意外，甚至有点生气。
“我没有想到，在2008年还是会这样。”江青说完，摇了摇头。
少女明星噩梦
江青和电影、娱乐，有扯不断的关系，但她对“少年成名”厌恶透顶。从小受“奉献社会”的教育，家境又富裕，江青不向往“名利”，甚至连拿了“十大影星”，她都觉得这跟“劳动模范”差不多：“我进入这个行业从来没跟人争过，其实我也真的不是很在乎。”
1962年留在香港之后，江青不懂英文和粤语，无法读书和工作，唯一擅长的是舞蹈，就到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办的“南国演员训练班”学表演、教舞蹈。北京舞蹈学校苦练六年的履历在香港其实非常突出，李翰祥慕名找江青去给《七仙女》设计舞蹈动作。原定由当红的大明星凌波和乐蒂出演男女主角，但是乐蒂为了谁的名字写在前面的问题罢演，只好换上了新人方盈。方盈学舞蹈动作进度缓慢，李翰祥干脆让江青自己当女主角。17岁的江青就这样进入了电影行业。
《七仙女》并不算“邵氏出品”，开拍没几天李翰祥就和邵氏有纷争，自立门户开了“香港国联影业公司”。凌波留在邵氏拍邵氏版的《七仙女》，李翰祥带着江青到台湾拍自己的《七仙女》。上映时两个《七仙女》打擂台，也算是上世纪60年代华语娱乐圈最轰动的一桩事件，李翰祥版本胜出，打破当时的国片票房纪录。江青也因此“一炮而红”—尽管她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词。
成为大明星后，少女江青更觉得寂寞，无法自由行动，处处有人对自己“卑躬屈膝”：“我不满意，好像是生活在观众的眼皮子下。”正是这样的心态中，她闪电嫁给当时还未成名的音乐人刘家昌，只因对方能给自己普通人的感觉。她的朋友们开玩笑：“台湾大学后面的面摊上有人请江青在那里吃了碗牛肉面，江青就被‘打倒’了（指结婚了）。”
刘家昌后来成了一手栽培出甄妮、凤飞飞、张艾嘉的“情歌教父”，但和江青结婚时还是一文不名的学生歌手。婚后江青为了支持刘家昌的电影理想创办“昌青影业公司”，由于公司的电影运作不良债台高筑，江青只能再接拍其他电影用片酬抵债。别人都以为她拍电影赚大钱，只有她自己知道，钱财从手里一过，立刻就要给债主。
疲于奔命挽救不了婚姻。江青深受打击，一度在麻将桌麻痹自己：“外界对他私生活的蜚短流长以及自己早已司空见惯了的夜不归户，都丝毫燃不起我的妒火。”大战方城两个月，江青终于决定结束混沌生活，离婚。
和刘家昌离婚前，江青和自己的电影伯乐李翰祥有过短暂的感情：“我们就觉得很痛苦，我们两个人就下船，我那个时候还是比较传统的一种女孩子。后来刘先生他从韩国回来了，我自己跟他讲的这个事情，意思就是，‘你还不跟我签字？’”提出离婚的结果是，刘家昌跑到片场，当众打了李翰祥耳光。
要离婚并不容易，僵持了一年多，刘家昌一直对外界宣称“江青和李翰祥婚外恋”。台湾媒体为江青离婚的新闻出了号外。在离婚之后，刘家昌不让江青见孩子，从中帮忙斡旋的是琼瑶。
“一次又一次，琼瑶在台北为我仗义奔走—去孩子住处转送去我买的玩具，与对方协商探望的可能，索取孩子的近照……结果，她三番两次地吃闭门羹，明办不通，只好暗访、设法拍照。”
刘家昌后来再婚娶了甄珍，甄珍的前夫是谢霆锋的爸爸谢贤。这一桩陈年八卦至今还常常被娱乐论坛里拿出来分析，刘家昌还上《康熙来了》歌颂自己和甄珍的曲折爱情，跟媒体说江青是“抛夫弃子”。
江青知道人们对八卦的热情，但是人们最愿意知道的最戳她伤口：“现在到台湾还有人问我这些事情，每次去都问，这里头我也不愿意再去讲，对我的小孩伤害太大了。”
在写自传的时候，江青一遍遍地试图书写失败婚姻的往事，最终作罢，只留下了这样一段剖白：“写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只有纸篓里扔满了的揉皱的稿纸，满了就倒，倒了又满，而每张纸上只有寥寥的数字。每当我准备下笔时，似乎在揭近几年不再去想也信以为已经消除了的伤疤。没料到揭疤的滋味是难受的，不但痛，还要眼见疤下红通通、血淋淋的一块自己的皮肉。既然如此，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红色少年“叛国投敌”
大陆观众无法想象，电影明星江青曾经在港台有多红。她主演的《西施》、《几度夕阳红》，都是国片史上排得上号的大作。她息影了，夏志清知道她在美国，还是到处托人想认识她，狂热得让江青都吓一跳。不过，连港台观众都不知道，这样一个可人儿、大明星，是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教育下长大的。江青至今对革命歌曲和口号信手拈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1958年的“大跃进”总路线她可以顺手写下，标点符号都不会错。
江青出生时，仍然住在上海的大宅子里，她是“资本家”的后代，但是外公、母亲都称得上“进步人士”。外公亲自下乡参加“土改”，主动把老家乡下的田地全捐给国家。全家人都憧憬着新中国的来临，唯独父亲仍留在香港。母亲数度去信让父亲回来“报效国家”，甚至发去了孩子们的合照，旁边写着：“爸爸，我们正在凝视您！”
江青在这样热心报国的家庭中长大，才有了把名字里的“独”拿掉，坚决斩断“个人主义”毒草的事。1954年，江青的外公忽然被捕，罪名是“历史反革命”。母亲教育她，家里属于“被牺牲的阶级”：“只要中国大多数的人好起来，不能因为我们是属于被牺牲的而有仇恨去反革命。”年幼的江青曾笃信这一点。
1956年，江青的母亲在“整风运动”中遭遇“隔离审查”，几乎自杀，之后才决定去香港生活。这一年，江青小学毕业后意外考入北京舞蹈学校，想去北京开始“没有人知道自己外公是反革命”的新生活。母亲看到江青在北京舞蹈学校练功学习倒也井井有条，并未强制要求女儿同去香港。在“文革”开始之前，政治运动虽有，但气氛尚未恐怖，江青在学校继续当红色少年，有假期就去香港探亲，反倒觉得香港是可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人都谈钱，报纸上尽是凶杀抢劫案，哪如北京处处新气象。而江青在北京还有站在周恩来身边给外宾献花的机会，更令她对“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962年，江青即将毕业。这时她依然“积极向上”，清楚知道自己毕业之后如果还往来香港就有受处分的危险，打定注意工作后再也不主动提出探亲，一颗红心踏踏实实要在社会主义中国为人民跳舞。这一年，江青利用舞蹈学校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寒假去香港探亲。父亲却给出“最后通牒”，希望她留在香港，否则连弟弟们出国深造都会受她还留在北京的牵连，因为当时的西方国家都是“谈共色变”。江青当然不同意。几番争吵之后，父母扣下了江青的证件，江青偷偷写信回学校，说自己要补领新的旅行证件才能回去，“不是逃学”。
回到北京的机会其实是有的。母亲担心女儿因抗议坏了身体，私下把旅行证件归还给她，并承诺给她买票。几乎同时，一位陌生人找到江青，给了她一封“神秘信件”，让她在某某时间到某地点去，有人会安排协助回校，并嘱咐“除随身所需衣物之外不要带行李”。
江青反而害怕起来。学校日日思想检查，她怕无法解释没有按期回京，也怕自己真的耽误弟弟们前途。犹豫之间，就这样留在了香港。江青后来才知道，这在大陆就被定性为“叛逃”，她在大陆的师长、朋友、亲人们都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我真庆幸那时我不在（大陆），否则，我的命早就被‘那个江青’索去了。”江青说。
另一个高度的人生
离婚之后的江青远走美国重新学习舞蹈，开始现代舞创作，年纪不过24岁—出名、当影后、结婚、生子、离婚，实在是出名要趁早的典型。探究她八卦的媒体当然无法想象，全身心投入艺术之后，江青进入了完全另一个高度的世界。
上世纪70年代，短短时间内，江青已经在现代舞领域取得成功，还给多明戈版歌剧《图兰朵》担任编舞。许多现在声名显赫的艺术家，都要叫她“前辈”。1972年，“云门之父”林怀民还在爱荷华大学学写作，主动给江青打电话，说想跟她学中国舞；1982年，江青给舞蹈学校编舞，听说有个“怪怪的，不是很有名”的学生，她大胆找来合作，那个人是谭盾；著名的广州现代舞试验班，其实是在创办人杨美琦和同学江青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慕她影星之名而去结交的夏志清也惊讶于她在现代舞领域的成就，甚至开玩笑说：“你现在怎么这么红的？你是不是跟乔治•巴兰钦（苏联舞蹈大师）睡觉了？”江青说到这里笑得趴在桌子上：“我不能跟他（夏志清）计较，他就是个拉黄包车的。”
因为早年从事电影，之后又步入艺术领域，江青交友之广阔也令人咋舌，几乎囊括了华人文化圈的方方面面：在港台认识老影星和作家；在台湾的麻将搭子是胡蝶、周曼华以及傅斯年夫人；在美国熟识歌剧和现代舞圈子，帮助初到美国的年轻华人艺术家；嫁到瑞典之后自然跟瑞典汉学界也熟悉，提到马悦然和万之，她说：“哎哟，我们熟得不得了。”她的交际圈是个小小宝藏，出版界争相约稿，希望多得到一些文化名流们交往的细节。
江青上一次为国内读者所熟知，是因为纪录电影《大同：康有为在瑞典》。这部电影讲述康有为和女儿康同璧在瑞典的生活和哲学上的探索，江青也是旅居瑞典的华人，和康有为一样住在一个小岛上，女性的身份更让她能和康同璧有共鸣。独特的身份让江青作为电影中的讲述人，有种特别的况味，引入了现代与过去的对话。
刚听说江青去美国的时候，台湾的影迷和媒体都以为她很快会回来：“大家以为我只是做一个姿态离开了，过一个时期再回来，他们不相信一个女孩会放弃当明星那些东西。我真的会，我一点也不后悔。”江青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种胜利感。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