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多多

　　西谚云：“要想失去你的朋友，你就借钱给。”其实还有比这更糟的。你只须写一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拿去发表。

　　“朋友”的含义，照一般国人的理解，就是自认为有权向你要求最惠国待遇的那些人。你对他不可以平等相待，不可以像对待众人一样对待他；要有特殊照顾，要给他某些特权，比如说，借给他的钱不能指望他会还；你的回忆录中不能包含他认为对他不利的、有损他光辉形象的内容，哪怕这些内容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不行。总而言之，照中国人的看法，朋友，就是自认为有权对你不讲理的那些人。

　　照我理解，回忆录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它的真实。不故意地说谎，不无意地歪曲事实（人都有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事实，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潜意识），这远不算是达到了“真实”的要求。还要全面，要能反映事物的全貌。这就和朋友要求最惠国待遇的主张生了根本的抵触。是要真实，还是要朋友，你必须二者择一。而且，问题真正的严重性还不在于这某一个被你回忆到的朋友。你的其他朋友都会从你对待某个朋友的行径中举一反三，从中得出某种结论。显然，要真实的后果，是对你大大的不利。

　　关于朋友与回忆录，我的话就先说到这里。相信读者们自会得出适当的结论。

　　正如本文标题所揭示的，诗人多多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只不过，我刚认识他的那个时候，他既不叫多多，也没有丝毫的迹象预示他会成为诗人。“最好的朋友”的断言也是他下的，并且向众人广为介绍。甚至，他的第一本诗集（用漂亮的钢笔字抄在一个像今天我们常见的贵宾签名簿那么大的紫色封皮的硬皮本上）就是题献给我的，用典型的诗人热情洋溢的诗意语言，宣称是“献给圣者周舵”。我猜想，他后来多半会为他这份热情后悔不已。

　　1969年一个晴暖的冬日。这个阳光明媚的冬日至今如一帧照片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大约上午10点多钟，我正在我们赵庄子知青点的小厨房里忙着什么无关紧要的琐事。其他知青都下地干活挣工分去了，我没有去，原因忘记了，倒好像有意留下来要接待他似的。一位英姿勃发的小伙子从门外坦然走进，自我介绍是大淀头（离赵庄子十几里水路的一个村子）的北京知青，叫栗世征，“西木栗，世界的世，征服的征”，我听了一笑，心想这名字够狂的。栗世征穿一身干合身的旧军装（这是当年干部子弟流行的装扮），眉清目秀，举止大方，谈吐得体，成熟得与他的年龄绝不相称。要想不喜欢当年这位英气逼人的出众小伙恐怕不容易做到——也许家妹例外。初识之下，她就说他未免太老练世故。女人自有她们的慧眼和偏见。

　　那时我刚刚从自惹的一个大麻烦中脱身，坐了整整半年186天的冤狱，从云南边境上的开远收容所辗转押送回安新县，遍尝了各色关押人犯所在的滋味——从收容所、看守所、学习班到省监狱——最终以“无证明流窜”的罪名“教育释放”。这对我真是雪上加霜。其时我父母以“特嫌”罪名双双人狱，我和弟妹三人一年多没有分文收入，除变卖家产外，多亏高中同学谭甫成慷慨相助，才坚持到上山下乡的所谓“毕业分配”，于是我和妹妹带着十一岁的弟弟落户白洋淀。出身不好，不在农村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反倒去自己惹一个蹲监狱的大麻烦，全不类常人。这还不算，我不但不夹着尾巴作人，还沾沾自喜，庆幸有机会增长这一番牢狱生活的宝贵阅历，这一切讲来都让栗世征感觉有趣。

　　略略作了些相互介绍，这位栗世征很快进人一个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话题——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我的浅薄意识中，以为这是件只有疯子才会去做而且只有疯子才会去想的事。我已经忘记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但我可以肯定不是上面这句话。我一定是抱着十足的耐心和诚恳与他认真讨论了一番。结论好像是：打不起来。当然我猜对了，否则这篇回忆录多半是没机会写了。

　　第二次见面是春节回北京之后了。很快，我们就成了如前所述“最好的朋友”。于是我就叫他的小名“毛头”，不叫“世征”了。他把我介绍给他所有的朋友，他对我的热情洋溢的真心赞美让我既感动，又惭愧。他到处对朋友们说，我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真让我万分尴尬。这就像曹孟德说的，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当年，曹操身边的人劝他当皇帝，那曹操就是这么说的。从那以后，毛头对我的这类评语就成了孙猴子脑袋上的紧箍，叫我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许做好事，不许干坏事。不能辜负好朋友的信任，不能玷污这圣贤的美誉。赞美的威力，大过原子弹。

　　毛头的朋友圈子中，干部子弟居多，和我的朋友圈子迥异。从小学到中学，我都生活在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堆里，同学和朋友，知识分子子弟居多。古怪的是，我从小不喜欢知识分子子弟，宁可结交工农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子弟。

　　在北大、清华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地方，工农子弟很吃不开。在老师同学眼里，他们大多成绩不好，品行不端，是坏孩子、野孩子。为了我和坏孩子交朋友，家父痛打过我的手心，告诫我“无友不如己者”。家母在旁表示不满，说是照这样交朋友可就难了，你想结交比你强的，可他也“无友不如己者”，哪会来交你？幸亏，那时还不大讲什么“工农感情”之类的阶级路线，不然家父家母之间就会爆发一场阶段立场问题的大风暴，一如后来。

　　上高中（清华附中）以后，对西方智慧、知识和精神生活的渴求，造成我和班里许多同学之间价值观、审美趣味的距离。我和班上几位着迷西洋古典音乐的同学，后来在“文革”中几乎成为一群工农和革干子弟的斗争对象。但也正是西洋古典音乐成为我和毛头之间最宽阔的一座沟通桥梁。他说，我是他的音乐爱好启蒙者。到我家来听唱片，是毛头的大享受。那时我们都是听唱片，磁带录音机在京城是极稀罕的物件。毛头大概是最早开始拥有录音机的特异人物之一，多半拜其姐夫冯冀柏之赐。老冯是这方面的行家，经常能从寄售商店弄到好东西。

　　70年代初，正是“文革”混不讲理的黑暗时代，大概也只有我们插队知青这类没有单位、身处异乡、非工非农的边缘人物，家里大人入狱的入狱，发配的发配，才有可能在群众专政无远弗届的大网中觅得少许空隙，冒大风险偷听被政府严禁的“反动黄色音乐”，就是说，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

　　我和我新认识的北大的几位知识分子子弟，通过毛头认识的一群干部子弟，当然还有我们不认识的其他人，大概就成了“文革”以来京城最早的一批发烧友。当时我们那种偷食禁果式的激动、狂热和自豪，今天的发烧友们是体会不到的。佛洛伊德说，愈是被严禁的东西愈是被人渴望，这就是人性，你硬要不信也终归枉然。

　　还有就是疯狂读书。同上所述，由于被严禁——那时除马列毛著作之外，中外古今人类所写下的绝大多数书籍概在严禁之列——这些禁书就成为我们狂热追逐的猎物。借到或不管用什么手段弄一本好书，尤其是灰皮书、黄皮书和外国古典名著，我们会像一只饿急的狼逮着兔子，不但通宵达旦地一气读完，而且尽可能一句一句地抄下来。读（加上抄）书使得手臂酸麻、两眼昏花、面有菜色，这等境界如今怕不多见了。

　　由于父母双双入狱这种相当特殊的境遇，在结识毛头之前，我曾倍感孤独。旧日的朋友、同学，多数自顾不暇，更怕沾上我家的倒霉运，已久不往来。白洋淀没文化的老乡大多数对我和弟妹都很友善（据我的经验，那时受教育越多的农民人性越恶），我们也回报加倍的感激，但那离精神上可以沟通共鸣的“朋友”还差得远。为了抗拒老乡们晚饭后串门闲聊的习惯，我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宿舍门上贴纸条：“读书时间，请勿打扰。”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公然造反。但我做了，坚持做下去，天也没塌地也没陷。

　　最痛苦的是无书可读，甚至根本读不了书。那时读一个小时的书就会头昏眼花，难以为继。我还以为是神经衰弱，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极度缺乏蛋白质，大脑拒绝工作，罢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拼命挤时间读书。别的书没有，总还可以读马列著作。毛选是关在牢里早就读了多遍。

　　朋友、书、音乐，对我是如空气水分一样的维持生命的基本元素。但在崇尚粗野、愚昧的那个昏乱时代，我只觉得整个中国是在专门与我这样的人作对。你喜欢的一样都不给你，你不喜欢的统统要硬塞给你，你敢不从，随时会有飞来横祸。那是一个智者优异者的地狱，愚者低下者的天堂。有时，我会坐在白洋淀边的小木船上，呆呆地瞪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恨不得一头扎进水里，静静地躺在清白的湖底永远不要再看见这个混账透顶的世界。

　　毕竟还有一些支撑自己勉强活下去的东西，其中包括毛头，和通过毛头认识的小三（张小军，北影名导演张水华的儿子）等少数可贵的好朋友。他们对我的那份发自内心的慷慨友情，成为我当时灰暗绝望的内心中最充实的一片光明。

　　1972年，毛头忽然写起诗来，让我大吃一惊。他们那个大淀头村竟然冒出三位大诗人（毛头之外还有芒克和根子），这种成批生产诗人的农村公社，恐怕举世罕见。个中原委，遵照早已交代的“为尊者讳为朋友隐”的原则，我不便多言。

　　我当时是以颇为挑剔的外行眼光看待这些最早的“朦胧诗”。以我这种崇尚古典的审美趣味，我对毛头的诗只能接受一半。形式上，我坚持无韵的不能叫诗；内容上，我那时还不能接受他们某些大胆直露的文字。当然，我说得客气，只道自己“不懂”，但以毛头的聪明敏感，岂有不明之理。这想必让他有点伤心。也许就是从他写诗开始，我们之间基于共同的古典审美情趣的纯朴友谊有了裂痕。我向他推荐罗素，三番五次，他根本就读不下去。他大捧萨特，我勉强读了，但毫不喜欢。

　　诗人不仅仅是生产诗的人。按照诗人们自己以及热爱诗人的人们的理解，诗人还得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气质和生活方式。据我的切近观察，大体上说，烟、酒、女人和装疯卖傻，是诗人气质的四大要件。这四件缺少一件，别人就会觉得你不像个诗人，尔后诗人自己也会惭愧起来，赶紧去设法补上。总之，是要把自己弄得愈是不类常人，便愈好，愈像诗人。
 
　　我得直截了当地说，我以为这一套压根儿就是小儿科。以我愚见，诗人是天生的，能不能写出好诗，与上述四样毫无关联。你要是诗人，蹲大狱十年照样诗如泉涌——众所周知，你想在监牢找那前三样东西，就是天天去舔警察大爷的脚指头，恐怕也难（如今当然另说）；你要不是诗人，哪怕天天泡在酒缸里也是枉然。

　　（同理，许多中国人出产一种昏话，什么不喝酒不像男人。其实你要是个男人，滴酒不沾照样英雄；你要不是，成天泡在酒缸里也不过是个酒徒而已。甚至更糟。）

　　痛心的是，毛头听不进我这套天才论。我绝不是说他没有诗人的天份，相反，他足够。我只是委婉地劝他写诗就写好了，不必费心去装扮什么诗人气质。没有这份气质的好人尚且经不住那四样毒药的毒害，若是天生就有诗人气质，既是说，天生就带点疯傻，可想而知，有好下场者几稀。果然被我不幸言中！

　　眼看着毛头一年一年在变，变得与青春时代愈去愈远。我得说，是变成乱七八糟，莫名其妙、混不讲理。这一半是萨特之流左派“大师”的毒害，一半是因为抽烟酗酒。没过多久，就把毛头的身心健康几乎彻底毁掉了。这些身心病态的具体事例我绝不讲——我不打算出卖朋友。总而言之，经过无数呕气、和好、破裂、又和好的波折（每次都是我主动寻求和解），我终于忍无可忍，1987年的春节，他在我家大要酒疯，被我当众撵了出去，从此再无来往。

　　这事让我痛苦莫名。多少回想要再次寻求和解，思之再三，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有什么意义呢？若是在一起只有不愉快，这朋友还有什么交往的价值？

　　从此，我听见“诗人”两字就头大。1993年我在美国，正赶上顾城杀妻后自杀的丑闻。许多朋友打电话跟我说起这事，叫我大惑不解的是，一片惋惜之声，没有一个人替谢烨说句公道话。在中国的文人看来，似乎诗人是一种可以享有杀人而不受谴责的特权人物，应当尊敬再尊敬，宽容再宽容。愤怒之余，我当即写下那篇批评顾城的文字，交给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幸亏没有几个诗人读到那篇文章，不然我可把他们都得罪惨了。

　　今天，当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对我这位当年最好的朋友，除去满心的怜悯之外，还是忍不住要冒出一股无名火。与其说这是对着他的，不如说是对着许多类似的中国知识分子。照我看，中国百年来的大灾难，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诗人气质的那一部分）所为。他们自命精英，其实满脑袋浆糊，连基本常识都不具备。比如说，不疯比疯好，健康比病态好，这应当是常识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反过来说，疯比不疯好，病态比健康好；不但自己病，不疯的也要想办法疯，而且不到搅得中国人统统疯掉不算完。倒是老实本分的劳动人民，虽说知识不多，起码不疯，有健康人的常识，包括慈悲和同情心在内。所以我说，最可怕的不是无知，是系统化知识化的偏见偏执，那种东西十之要把人逼疯，把世界搅得鸡飞狗跳。

　　多年来，我不厌其烦地向人推荐罗素、马斯洛、弗洛姆、丹尼尔贝尔·利普塞特和乔凡尼·萨托利，不仅仅因为他们出众的智慧，也因为他们健全的人格和理性。无论对于个人、社会乃至世界和人类，身心的健康都是太重要了。本来，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免不了都有病态，如果我们不但不去设法弥补，反而有意无意地作贱自己，把自己搞病、搞疯，要想让大家不倒霉，这世界不乱套，那才叫怪。照我看，不抽烟、少喝酒、读好书、听古典音乐，离那些煽风点火、走极端、教人疯狂的坏事坏人尽量远一点，身心的健康庶几能多一点，好一点，虽说这也并不能确保我们就不会生病。这是我看够了身边的一些朋友，不但不照这样子做，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由装疯卖傻而病态，由病态而衰败，由衰败而变得索然无趣，自己活得没有了乐趣，更让身边的人生厌扫兴，等于活埋了自己，这些惨痛的悲剧让我不能不提醒那些玩艺术的特别是玩诗的朋友（以及崇拜艺术家崇拜诗人和明星的追星的朋友）：真疯真傻也还罢了，装疯卖傻就请免了吧！

　　时不时，我还会冒出一个傻乎乎的念头：这毛头要是那年根本就没写过诗，那可该多好！我相信，他至今仍然会是我们青春年代的记忆中那个风趣、健康、口若悬河、才华横溢，有着说不完的长处，总而言之，一个光彩四射、魁力无穷的，极出众的人物。平心而论，以个人魁力言，毛头在我那些优秀的朋友当中也属不多见。“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他后来的身心衰败，多半是咎由自取。

　　现在说这些话，是太晚了——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太晚了。我当年苦苦劝戒，他自我辩解的理由之一是，为了神圣的诗歌创作，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相信会有不少人为此深受感动。但在我看来，这话简直混账到了极点。我的坚定立场是：除了人本身——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发展——之外，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追求的目标。离开这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各式各样冷酷残忍的主张都可以乘隙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都会彻底坍台。

　　尽管已经太晚，我还是希望毛头能听见我重述这一立场。

　　在我心里，当年那个可爱可敬的毛头早已死去。留下的，只是一段心酸不已的、抹不去的伤痛。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