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乔木与周扬关于社会主义异化论问题论争为例
1983年3月18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当年3月7日，周扬在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结果在大陆引发了一场对新时期产生影响深远的重大思想论争。作者撰写此文，以纪念这一事件发生30周年。
一
作家王蒙在《周扬的目光》一文中写道：
“一九八三年秋，在他因‘社会主义异化论’而受到批评后不久，我去他家看他，他说到一位领导同志要他做一个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要做得使批评他的人满意，也要使支持他的人满意，还要使不知就里的一般读者群众满意。我自然是点头称是。这‘三满意’听起来似乎很难很空，实际上确是大有学问，我深感领导同志的指示的正确精当，这种学问是书呆子们一辈子也学不会的。”
以上引文中对“领导同志”所言思虑周全，推崇备至，顺便对“书呆子们”行事不谙世故，大加挖苦，其诙谐风趣正是典型的王记行文风格。不过，推崇政治家处事圆融，固然无可厚非，但借此贬低学者执着较真，则未免有失允当。由于议论似乎并非作者戏言，所以值得分疏。
因为，周扬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当时实际就属于遭受讥讽的所谓“书呆子们”之列。
如所周知，政治家通常持有特定的政治信念，正是这一信念成为驱使其投身于政治活动并为之努力奋斗的动力。出于现实需要，在具体的方法或策略上，他也许偶尔偏离甚至背离某些信条的约束，例如，毛泽东在制定中国革命战略方针时，把农民当作革命运动的同盟军甚至主要依靠对象，而这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农民视之为落后甚至反动势力的论点截然对立；又如，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晚期努力中，把经济市场化当作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要素之一，而这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国家统制经济视为避免自由市场经济根本缺陷的构想背道而驰。但是，尽管如此，政治家一般会强烈坚持其特定的政治信念不变，无论在其追求实现或致力于维护这些信念的政治活动中，可能或已经带来多么不幸的灾难性后果，例如，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的政治表现，即是如此；又如，邓小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表现，亦是如此。这就是古代所谓“权”与“经”的行事原理，或者当今所谓“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行为方式。
一般来说，除非在其政治活动中受到严重挫折，以致在政治斗争中落败失势，远如陈独秀、张国焘诸人，近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遭到贬黜的某些政界人士，否则，政治家很难改变其特定的政治信念。而在其政治活动中，除了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维护其政治信念外，对于社会上时或出现的一些对其既定信念其实并不构成某种威胁，或者暂时相信对其既定信念并不构成某种威胁的论点或思想动向，他通常可以和能够持容忍、默许、理解甚至支持的态度，直到发现或相信存在这种危险性为止。届时，其既定的政治信念将促使他转变当初的具体立场，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去公开摈弃、拒绝或反对那些论点或思想动向。这种政治态度变化与表现毫不足怪，它与游移不定的投机性政治作风不是一回事。
特定的政治信念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仅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他同时允许与尊重那些不同政见的存在与自由活动。因此，当他践行自己的政治信念的时候，不仅应当获得理解，而且应当受到尊重，只要他不违背思想自由的原则，力图借助于其掌握的权力资源，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乃至实行政治迫害。至于那些缺乏独立政治信念，在政界见风使舵、趋炎附势或唯利是图的人物，算不上政治家，充其量属于政客，因为其缺乏必要的政治品格，不足论列。
同样，由于并未脱离于社会现实之外，学者，一般除了那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特别是致力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总之只要属于知识分子类型的学者，通常也有其特定的政治信念，所以在学术界，学者有时被贴上所谓“左”派、“右”派之类的政治性标签，或者被划分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等流派。诸如此类的流行做法，虽然未必确当，但也不无道理。
尽管如此，区别于政治家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者，由于其以研究学问、探求知识为志业，应当还首先具备一个一般性质的思想信念，即求真，或者追求真理。当其持有特定的政治信念时，只有在不违背这种基本的思想信念原则的情况下，才具有合理性与价值，否则就有辱学者的职志与称号，至少其学者身份是可疑的。而一旦当他发现，其原有的特定政治信念与求真的基本信念原则不幸发生冲突，他就得被迫在修正甚至放弃原有的政治信念，与无视甚至抛弃求真的基本思想信念原则之间，作出选择。
如果作出了前一种选择，他就保持以至提高了其学者品格；相反，如果作出了后一种选择，他就败坏以至丧失了其学者地位。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是非判断即求真职责，让位于偏执感情或者个人利害关系考虑，他就沦为个人私利或政治偏见与政治狂热的可怜俘虏，不能再算是学者，充其量只是御用工具，甚至文痞。正如政界的败类是政客--因为他无个人独立政见，而非政治家--无论他个人持有何种政治信念，学界的败类是文痞--因为他把个人政治信念置于求真的基本思想信念原则之上，而非学者--无论他个人持有何种政治信念。因此，政治家的问题不在于其持有特定政治信念，而在于不容许他人持有与其相异的政治信念。而学者的问题也不在于其持有特定政治信念，而在于其将之置于求真的基本思想信念原则之上。相应地，政治家的危险在于其可能违背思想自由的原则，而学者的危险则在于其可能违背求真的基本思想信念原则。
由此可见，政治家与学者之间，由于其在工作职责要求与社会角色规定方面判然有别，所以在公共事务领域，通常会存在某种紧张关系，有时形成某种对立乃至发生某种冲突。面对涉及思想方面的理论问题时，对于政治家来说，出于维护其既定政治信念的动机，他留意的重心不在是非问题，而是利害关系。恰恰相反，对于学者来说，由于遵循求真这一基本的思想信念原则，他关注的焦点不是利害关系，而在是非问题。由于着眼点与侧重点不同，在探索思想理论问题或处理社会现实问题时，两者之间出现分歧、形成对立、产生矛盾以至引发冲突的现象，其实是司空见惯的，有时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表现，有时不仅存在于政治家与学者之间，也存在于职司精神生活的神职人员与学者之间，这在世界历史上不乏其例。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神学家们热衷于捍卫地心说的宗教信条不遗余力，因为这是教会利益所系；而布鲁诺与伽利略则致力于宣扬日心说至死不渝，因为此乃求真的基本思想信念原则所要求。
应当承认，爱认死理、喜欢较真之人诚然不善于“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呼风唤雨”以至“翻云覆雨”，处世圆滑、八面玲珑之人也做不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或者“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两种具有截然不同禀性之人，可能对于社会建设、社会组织、社会运转或社会活动都不可或缺，所以皆有其不可相互替代的存在价值。因此很难说，两者之中，哪一种特性更必需、更可贵、更有价值，但不难发现，在中国社会，哪一种特性更稀少、更匮乏、更欠缺。
征诸历史，中国社会流行的处世哲学历来极为发达，诸如“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以及“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之类，俯拾即是，不胜枚举。显而易见，对于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来说，不是老于世故者太少了，矢志求真者太多了，恰恰相反，而是老于世故者太多了，矢志求真者太少了。此种情形，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也许这正是造成中国历史落后的重要社会文化因素，所以决非民族与国家的幸事。因此，对于如此“处世秘诀”之类的“学问”，倘若“书呆子们”果真一辈子“学不会”，或者不会学，或者不肯学，那既不可悲，也不可怜，更不可耻，所以既不用遗憾，也不用惭愧，更不用自卑。实际上，精通那种“学问”，对于学者类型的人格来说，决不属于什么可敬的品格，毋宁堕入可疑的品行，故而不足学，不必学，不应学，不可学。至于普通大众，在为人处世时，如能坚持原则，不同流俗，那实属难能可贵，斯为上；如能诚实正直，不肯苟且，也不失为正人君子，斯为中；如只老于世故，迎合世俗，其实不足为训，斯为下。子曰：“乡愿，德之贼也。”律以圣人之言，能不戒乎？
二
清人法式善著《陶庐杂录》卷六记载了一段议论，对进一步理解此中短长颇有启发意义，特抄录如下：
“魏冰叔里言：当事来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是非有时朦胧，须要一个‘透’；利害最难逆料，且辨一个‘稳’。然我辈立身，利害要看得轻，是非要看得重。又曰：利害之权在天，是非之柄在己。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画然的。利害不明，累在一时；是非不明，累在万世。又曰：辨是非利害，又要识得大小轻重缓急六字。”
此论甚为中肯。就周扬所持“社会主义异化论”而言，这一理论观点绝非属于单纯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思想信念问题。因此它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问题就复杂在这里。这样一来，围绕这个观点展开的争论，以及对于这个问题表现的态度，就决不仅属于理论思维方面的问题，而变成了政治信念以至精神信仰的问题，至少从由此导向的逻辑结果看是如此。这就意味着，这不只是个单纯的是非问题，而且是个复杂的利害问题。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与态度，无法把是非辨析与利害考虑截然分开。现实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然是，对是非问题的辨析，不得不受制于对现实利害的考虑。因此，论战的命运实际上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
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个涉及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胡乔木等人的政治嗅觉更为敏锐，因为他们从问题的理论始点，就能够觉察到，它在逻辑上必然会导向的政治终点。因此，当他们起而制止或压制周扬宣扬其论点的时候，并非单纯出自思想观点方面的分歧或学术理论兴趣的不同，更非由于嫉贤妒能或器量狭窄，而是出于捍卫其政治信念--实际上它也属于周扬本人毕生信奉的政治信念--的现实利益动机。因此，这似乎是为自己与周扬共同信守与忠诚的包括政治信念在内的某种思想信仰而战。胡乔木已经自觉意识到了这种做法的意义，而周扬则未能。因此，结论似乎只能是，与周扬相比，胡乔木在政治上高出一筹，无论后人对他们共同信奉的政治信念可取与否，持有何种不同的看法，也无论后人对此理论争端结局于国于民有利与否，持有何种不同的看法。
然而，从纯粹理论思维的角度看，在这个问题的态度上，周扬表现更彻底，更具有追求真理的精神与勇气，也即更符合求真这一作为学者使命的基本的思想信念原则。他更致力于是非问题的思考与探索，而非利害问题的顾虑与权衡。在这个问题的表现上，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体现了学者的思想品格。不幸的是，他所揭橥的理论观点，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按照其思路延伸与发展下去，将会不可避免地危及连他本人都未必愿意放弃的精神信仰基础，虽然他并未自觉意识到这种最终结果的必然性与危险性。假如听任其自由发展下去，那就必然会走到那一步：需要他在修正甚至放弃原有的政治信念，与无视甚至抛弃求真的基本信念原则之间，作出选择。这种处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艰难的，痛苦的。如果他是个政客，或者文痞，或者政客兼文痞，那倒容易得多，轻易得多。然而他不是。他是个政治家，因此有其毕生持守的政治信念；他同时又是个学者，因此恪守思想的基本信念原则：他身兼政治家与学者的双重身分。以政治家身份压倒学者身份、从而作为政治家的胡乔木，始终能够避免求真思想原则的困扰与折磨；以学者身份压倒政治家身份、从而作为学者的陈独秀，最终也可以避免某种政治信念的困扰与折磨；而作为政治家兼学者的周扬，则不能够，不可以。这就是周扬的人生悲剧所在。
作为政治家兼学者，周扬所选定的自我实现的方式，从而他所设定的人生存在的价值，主要不在于非思想理论性质的政治活动，而在于以思想理论建树为政治事业。如果说，周扬个人在文革中的挫败，可以归咎于自己当时的政治偶像与崇拜对象毛泽东独行专断的个人行为的话，后来其个人遭遇的意义则完全不同了。他原以为，阻挡他自由追求真理的政治藩篱已经拆除，自己在理论建树上可以大有作为、借以大显身手、得以大展宏图的政治时代终于开始了。当今中国社会，再也没有任何人物，有资格、有水平、有能力或有魅力，成为值得他迷信与盲从的思想权威了，何况对方是胡乔木。始料不及的是，他按照毕生持守的求真信念继续走下去的企图，由于逸出了思考与判断问题的政治逻辑轨道，不幸遭到来自同一政治阵营的强烈狙击，为首者正是胡乔木。现实无情地给了他一个教训，使他在政治上显得过于天真与幼稚。到头来他痛苦地发现，正是政治而非别的东西，为他的人生目标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使他的理想、信念与抱负落空了。
不难看出，由于思想理论方面的失败就意味着政治事业的失败，而政治事业的失败就意味着人生的失败，所以此次论战对他乃是一场输不起的战斗。这就是胡乔木的劝阻与批评，何以遭到他如此强烈反对、堪称殊死抗争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在最终接受现实、违心认错之前，为了捍卫自己的思想信念，他不惜甘冒多年私人关系破裂的风险，以至于走到同胡乔木撕破脸皮的地步，如此出格表现与强烈反应，完全出自深刻的本能。可以说，当他起而抗争的时候，他既不是为个人面子而战，也不是为个人尊严而战，还不是为某个具体的理论观点而战，而是为基本思想信念而战，为精神信仰要素而战，为人生价值与意义而战。不幸，抵抗是无效的，徒劳的，失败是注定的，必然的。当他最终明白了这个，承认了这个，接受了这个，他的政治生命--由于其政治事业原本基于其思想理论建树--也就随之结束了。
[NextPage] 对于精神型的社会人物来说，精神支柱的摧折实际意味着自然生命的消亡，因为如行尸走肉般苟活下去，其痛苦与煎熬有甚于赴死，故维持生命恐怕比结束生命更难于忍受。因此，击垮周扬身体的生理疾病等医学因素，与击溃周扬精神状态的思想信念因素一同降临，不仅属于理所当然，而且属于势所必至。可悲之处在于，即使在文革时期那段其生命历程中最黑暗、最凶险与最艰难的岁月里，个人遭遇都没有能够从精神上真正击倒他，而恰恰在他满以为政治的荒诞狂潮已经退落、清明的理性时代终于恢复了的时候，那只他相信已经洗刷干净了的政治之手，竟会悍然继续去扼杀那个他同样一直坚信不移的基本思想信念原则，这使他再也挺不住了。这一次，动作与手法固然已经没有过去那么野蛮，那么粗暴，似乎文明得多，礼貌得多，但强势专横依旧，不可违抗依旧，并且更为虚伪，更为阴险，因而更令人屈辱，更令人寒心。他没有倒在政治气候最为寒冷的季节，反而倒在政治天空似乎放晴的时候，这才是悲剧昭示的真正意义。不过，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以及当代中国历史上，象周扬的遭遇与命运一样，可以深刻地揭示政治的本质的案例，难道还少吗？因此，应当说，这一结局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可以看出，政治家要求“三满意”的结果，固然可以说对得起诸方面，但是不能不由此委屈和亏待了真理。如此苦心孤诣，运筹谋划，自然有益于基于思想统一的政治局面的稳定，惟独使思想的真理性沦为了牺牲品。无可争辩，在既定的社会现实中，思想上的求真信念必须让位于政治性的求稳顾虑。无论周扬是否明白这一点，最终除了无条件地接受现实，他别无选择。至此，无情的真相显露了真实的面目。现实的逻辑散发出冰冷的寒意。而此前，对于周扬来说，政治本身就是追求真理的事业，献身政治就是献身真理，政治活动与求真问道并无不同之处，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原本不成问题。起初，在其于政治上严重受挫之前，两者在他那里是高度统一的，所以受到重用时，他曾经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继而，在其于政治上严重受挫之余，两者在他那里开始出现裂痕，所以复出后，他努力重新振作，负重奋进；终而，当其于政治上再次蒙受挫伤之后，两者在他那里最后发生了分裂，所以被迫低头认错后，他终至心力交瘁，一蹶不振。从其外在处境上看，最后的挫伤较之以前的遭遇，似乎微不足道；然而，从其内在信念来看，最后的打击才更具致命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精神信念的崩溃，因此是最为深刻的精神危机，也是最为深刻的人生危机。这就是周扬精神变迁的心路历程，也是他精神创伤的深层断面，更是他精神痛苦的真正根源。
至于后来胡乔木以赠诗的方式，向周扬作出所谓“误伤” 的解释，虽其用心良苦，但如果不是自欺欺人之谈，就纯属自我开脱之辞，意在淡化甚至掩盖问题的实质。在这场政治纠葛中，胡乔木其实始终清醒得很，至少其政治头脑是如此。而实际上，周扬并未受到任何人“误伤”，他只是被自己多年来的误信所自伤。不是政治“误伤”了周扬，而是周扬误解了政治。曾记否，《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记叙曹操近侍为其主人梦中所害后，杨修于其临葬时指而叹曰：“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真可谓锥心泣血之论。时移世易，情势依旧，古今异时，其揆一也。以仁人志士而抱恨途穷，情何以堪！痛定思痛，真可供后人长歌当哭。
三
论争发生及其收场迫使周扬屈服与病倒后，胡乔木曾借春节拜年之机，对其赠诗慰问。此诗值得略加诠释。
全诗如下：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的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谊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此诗除了以比兴手法来解释那场理论争端的实质，显得颇为牵强外，总起来看属于真情流露，包含有丰富复杂的信息，所以耐人寻味。当胡乔木借诗表白，由双方观点分歧与理论争端引发的个人冲突及其结局，造成了彼此流血、两败俱伤的不幸后果时，他既非矫情，也非装蒜，更未愚弄，或者假惺惺，因为那样做，根本用不着，完全没必要，而是确实痛心疾首，并且意味深长。
在胡乔木看来，周扬提出和宣扬的社会主义异化问题，不是个简单的理论观点，而是个涉及思想政治信念的根本问题，属于重大的政治挑战，因此他的反应实属不得已的举动。因为事关重大，所以他出面加以干预，从政治上说，其必要性无可置疑，故而两人之间发生争论不可避免，并且这一论题，实际上超出了允许平等讨论的学术范围。他相信肃清周扬的理论观点，为维护政治信念的纯洁性而消除了思想方面的一个重大安全隐患。事后他对此依然坚信不移。由于这属于他作为意识形态负责人的职守范围，责无旁贷，因此他自鸣得意之处，不在于排查出了思想方面的不安全因素，而在于对错误理论打了一场大获全胜的歼灭战（所谓“锋利”）。胡乔木的政治信念是如此坚定，以致决不允许其受到任何可能的损害，尤其是受到来自同一政治阵营的资深同志与战友的可能的损害，所以他不可能在理论上作出退让，即使对方是周扬。他这样做，既基于其政治信念，也基于其政治原则，别无选择（所谓“锋利不是过失”）。从这个角度看，他确实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不过，他与周扬之间，虽然在理论上互为对手，但是在政治上并非对头。彼此之间的关系性质，充其量属于论敌，决不会构成政敌（所谓“我的好友”及“一对战士” 云云）。胡乔木对此洞若观火。正因为如此，如果说他确有隐痛，那也只关乎私人关系或个人感情，绝不关乎政治信念或思想信仰。而这与他的论敌周扬本人处境的性质正好相反。既然如此，他的歉意表达（所谓“请原谅！”）就纯属安慰性质，他的辩解托辞（所谓“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也实际言不由衷，他的修好期望（所谓“伤口会愈合，友谊会保持”及“拥抱着一对战士”云云）终归于一厢情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已经破碎了的东西不可能再复原了，无论瓷器还是情谊，而感情的质地其实更脆弱，更经不住碰撞。要使政治与情谊两全其美，几乎不可能。这是政治的代价。政治性压倒真理性乃势所必至，个人感情只能退居其次。而只要政治对社会取得支配地位的状况不变，真理就必须为政治让路。这既是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是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其实，双方发生理论争端这一事件的结果，使人“心头”在流血的，可能不是胡乔木，而是周扬。觉得“手指” 在流血的，应当是胡乔木，不该是周扬。从这个角度看，胡乔木措辞欠妥，表达有误。不过，胡乔木如此表示，他也许没有故意欺骗周扬，只是误解了周扬。但这也并非由于失之矫情，而是隔膜使然。因此，这是一场双向的误解：周扬已经误解了政治，胡乔木随后又误解了周扬。的确，政治有时很残酷，政治家很难避免手上沾染血迹，包括他人与自己的血迹。但“心头”流血的情况，只有在那些命运处境最终陷于某种极端状态的人身上，才会真正发生，比如彭德怀、刘少奇等人，或者邓拓、田家英等人，以及可能的话，也包括周扬等人。而命运对胡乔木似乎从未如此不济，因此他痛言“心头”流血云云，其实言重了，或者言过其实了。
胡乔木的认识盲区，不在政治方面，或者说，现实利害方面，而在学术方面，换言之，思想是非方面。在前一个方面，他很精明，至少比周扬精明；而在后一个方面，他很平庸，至少比周扬平庸。当胡乔木自认为，他起而制止周扬发表其理论观点，乃是站在政治高度上，为维护双方共同信守与忠诚的思想信仰而战，因而纯属善意之举时候，并不完全正确，或者说，也对也不对。说他对，是因为两人确实共同效忠于同一政治信念--这是思想信仰的核心要素；说他不对，是因为胡乔木仅止于此，而周扬则同时还持有求真的基本思想信念--至于能够走得多远又是另一回事。正是多出来的这一点，使胡乔木与周扬的政治生涯和人生道路区别开来。因此这是关键之点，它使一开始若隐若现地有限流露、后来泾渭分明地充分显露其异质性的不同人格类型，最终分道扬镳了。
其实，从历史上看，胡乔木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表现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变化过程。根据胡本人晚年--大约在其临终前一两年--回忆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披露，“有一次毛主席召集《解放日报》的人开会……在这个会上，贺龙、王震同志都批评了《三八节有感》，批评得很尖锐。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话说得比较重。当时我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跟毛主席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我：‘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你就看不出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p55-56）这个出自亲历者讲述的细节很可贵，很重要，值得留意，不可错过。它表明，当时胡乔木虽然早已投身于革命，但仍表现出某种书生本色，离成为政治家还具有很大的距离，远未达到贺龙、王震等典型政治家的境界，因此尚不理解他们对丁玲的责难所基于的政治意图，并由此引起毛泽东这位政治家之雄对胡的强烈不满与严厉批评。经过这次多年后仍记忆犹新的点拨与刻骨铭心的教训，以及后来长期蘘赞枢机的历练与经验，他的政治嗅觉已经变得相当敏锐，他的政治头脑已经变得相当警惕，终于能够察人所未察，从某些社会思想动向中“看出问题”。可以说，最终他已相当成功地完成了向政治家的转变，既在思想方面也在行为方面，尽管本性难移，他仍然属于性情中人，在处理各种复杂政务问题与人际关系方面并不圆滑，乃至不乏冲动或不无天真，并且间或流露出某种属于书生意气或文人习气的残余。大概正由于此，也许在某些典型的政治家眼里，他作为政治家的成色仍嫌不足，仍然不够纯粹，不够彻底。
那场围绕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发生的理论争端事件，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事过境迁，水落石出。往事如梦不是梦，历史无情还有情。重新回顾那场论争，现在看来，当事诸方，孰是孰非，不言自明，谁对谁错，已见分晓，现实早就给出了答案。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讨论的价值。尽管如此，这件学术公案留下的教训，仍然值得记取。
首先，历史证明，不论政治如何必要，世间确实还存在某种高于政治高度的精神高度，那就是真理的高度。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类社会里，在人生追求中，政治既不是至高无上的，更不是唯一的。在政治之外，还有其它价值存在，甚至某种属于更加基本、更加崇高的价值存在。不论政治看起来多么重要，它也决不应当凌驾于社会之上，对其它价值一概漠视，或者对其公然弃置、轻侮、欺压，甚至对其肆意损害、侵犯、践踏。否则，政治就会丧失其道义基础，并将会危险地走上邪路。
其次，现实证明，做人的如下原则，也可以同样适用于处理政治与其它社会事务的关系：正确地看待自己，正确地看待他人，对自己的认识与评价要恰如其分，力戒狂妄自大，刚愎自用，切忌对社会领域发生其它的事务，横加干涉，粗暴压制。对发生于社会思想领域或精神领域的大胆探索与真诚思考，即使不以为然，也要务必保持克制，保持谦逊，保持敬畏，也应当有所忌惮，有所知止，有所不为。否则，政治错误必将导致政治信誉不良，留下重大政治污点，造成恶劣政治影响，最终使政治名誉扫地。
最后，实践证明，无论如何，只有基于是非明辨原则的利害权衡，才真正坚实可靠；只有合乎公共利益原则的政治考虑，才堪称正当合理。否则，对利害的理解就失之狭隘，对政治的认识就失之偏颇，对权力的职能就失之滥用，对真理的态度就失之武断，其结果既有损于政治长远利益，也有悖于政治文明原则。
如上所述，由于政治家与学者分别受制于不同的信念原则支配，所以两种身份要求与角色规定，势必时常发生冲突。一身而二任者很困难，为数也极少。在中共诸贤中，除了邓拓、田家英等人，周扬可能也属于其中的一例。而这一潜质显露与品格展现，适值其人生屡受严重挫折后政治信念可能发生某种转变的一个始点上。从政治信念来看，他或许是一个有待于完成转变的政治家，而从求真的基本思想信念原则来看，他显然已经趋近于学者身份的复归。
（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