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的立场：反抗个体奴役
钱理群有不少分析自己的文字，它们有一个内在的一致性，我把这个一致性看做是一个反抗个体奴役立场。这个立场至文革后期开始逐渐形成，并稳定了下来，成为了钱理群发言的一个内在的出发点。我认为钱理群的立场不在左右，也不在官方和民间之间的对立，而在于对个体奴役的反抗。这也是他为什么屡次以鲁迅的“横战”来自况的原因。我想讲一下我对这个立场的一些想法。
钱理群是50年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用他的话来说，他是成长于“共和国的上升期”。这个时期他与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对内，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要联合苏联，反抗西方的资本世界。他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人。这时候在他身上有一个巨大的冲突，就是怎么切断和旧世界的联系。具体下来，就是怎么切断和他在台湾的父辈，以及骨子里渴求知识等所谓资产阶级习气的联系。这个冲突在他身上被毛泽东“知识分子工农化”这个命题克服了。为了国家，来自旧世界的个人应该做出牺牲。钱理群说他从中感到了一种悲壮感。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在政权交替下，来自旧世界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一个典型。这个让钱理群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方式，就是以一个巨大的理想掩盖掉其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以社会主义理想成为了一个向前的命令的方式。
这也为日后埋下了一个伏笔。在社会主义失败的时候他不得不展开反思。钱理群对社会主义的反思也会回到这个方式上来。他实际在追问，被这个巨大理想所掩盖的，普通人的命运究竟是怎样的？社会主义的运作机制与普通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为社会主义理想献身的后果成为了钱理群反思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但我觉得，在理念上，钱理群未必就放弃了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他要做的是一种历史性的反思，我觉得他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天堂是怎么变成地狱的”，另一个是从民间的，被扼杀的思想中寻找资源，以开掘一条在共和国内部反思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民间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历史性的反思，产生于文革后期，确切的说，产生于林彪事件之后。钱理群多次提过，这个事件意味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对他们的冲击。这个时候他的位置产生了移动，他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向了民间思考。此时他自认为是一个民间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立场表明，他没有放弃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在现实中失败了，那么现在他要自己去寻找出路。这个民间马克思主义立场意味着两个东西，一个是对毛泽东所建立的专制体制的反抗，一个是坚持革命，坚持共产主义的远景，而在革命中的血与暴力，都是可以被理解的。这个民间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一个异端的立场，也是一个试图从民间和边缘的状态去继续革命的立场。这里面有一个“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也是在毛泽东在他所建立的专制体制下推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出现的专制体制对人的奴役，以及革命走向崩溃这两个现象对民间思考者的刺激的结果。
80年代：破灭的理想与鲁迅
这个立场的移动也暗示着他开始拥有一个独自知识分子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在建国到文革后期之前是被遮蔽的。钱理群在与官方意识形态拉开距离，自认为是民间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也回到了自身。他不再以一个迎合的姿态按照外力改造自己，而是从自身出发，对外力展开批判。那么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毛泽东视野下的鲁迅。”毛泽东把鲁迅塑造成民族英雄，突出鲁迅的革命性，有一种鼓舞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向鲁迅看齐的意味。钱理群要走出毛泽东的身影，首先能找到的一个施力点，便是鲁迅。我感觉他有能力这么做，大概跟理想破灭后的绝望有关。在绝望中进入鲁迅，他渐渐发现了一个超出毛泽东视野的鲁迅世界。我觉得这是钱理群所体会到的，一个独特的鲁迅世界。这是一个人在信仰破灭后，在前路无望，又必须坚持探索的时候所发现的鲁迅的世界。我觉得这个起点跟从审美的角度，文学性的角度，革命的角度去发现鲁迅是很不一样的。这里有着某种自救的意味。钱理群后来说了很多次，他每当在精神上孤立无援的时候，就会回到鲁迅那里去，而他在北大的最后一门课，也正是在同样的精神困境里回到鲁迅，并深入到“鲁迅的最后十年”的。我觉得鲁迅在文革后期对他来说意味着两个东西，一个是“走出毛泽东”，一个是“绝望中的自救”。这两个东西在以后的岁月里也不断在他的内心深化，并且成为某种核心的东西。钱理群也由此，拥有了一个独特的鲁迅世界。钱理群的鲁迅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这背后的动力是需要被看见的。这是形成“钱氏鲁迅”的基础。
《心灵的探寻》的出版，是在80年代的北大。这本鲁迅研究著作是钱理群的第一本书。这本书也融合了他从文革后期到80年代中期，从贵州到北大的思考。他未必在这里说出了他全部的思考，但这里显然已经形成了某种根本的东西。鲁迅在这里依然被放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来理解的。鲁迅被看做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能够从“污秽和血”中看见“婴儿”，因而能够坚持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但同时，鲁迅也被看做了一个独立的个体。“个体鲁迅”出现了。钱理群在这里展示了一种深入到鲁迅世界里的能力。鲁迅不仅是一个被分析的对象，也是一种批判性的资源。我觉得钱理群在这里重新唤醒了一双鲁迅的眼睛，并且以这样的眼睛来批判文革后的中国社会，同时不断提出鲁迅式的命题和反思。这是我所理解的，钱理群之所以为钱理群的某种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个体鲁迅”的内在化。钱理群对社会的批判，对时局的判断，包括对自我的反省和剖析，都是在这样一个“个体鲁迅”的框架里进行的。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看，钱理群可以说是走了一条从毛泽东的世界转向一个鲁迅世界的道路，并且以鲁迅为支点，转过身来批判毛泽东的世界。这也是一条从社会主义革命走向“个体鲁迅”的道路。“个体”成为了钱理群面对外在世界的一个立足点。钱理群之后做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是以“个体研究”为核心的。他不是在一个历史哲学的高度，一个政治分析的框架下研究现代文学，他是在进入个体的文学世界的基础上发言的。
这个立足点的形成，是在80年代。这跟80年代的人文氛围当然有很大的关系。80年代的一个主要反思对象，正是文革。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进行反思，知识界从中找到了一条启蒙主义的道路，“个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一个中心词。这是80年代大陆知识界的一段心路历程。钱理群也身在其中。现在对80年代，对启蒙主义有很多反省，包括钱理群对此也有很多反省。我不想在这里复述，我想讲一个我的看法。现在对80年代的反省大多聚焦在80年代对西方现代性的追求上。启蒙主义对专制的批判，对“五四”的再发现，对民主，自由，人性等等的追求，是在一个以美国为范本的，西方现代性的追求上进行的。这个追求所忽视的，是金融资本的历史，“第三世界”的视野和现代性本身的危机。而这些被遮蔽的东西，要到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弊端开始暴露，甚至西方现代性的危机随着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才被看见。启蒙主义在这样的反思里成了一个天真的，短视的，甚至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自我否定的东西。这个反思的逻辑是很清晰的。但是我要追问的是，这个逻辑可以概括整个80年代吗？它就是对启蒙主义内在于80年代的质疑吗？
回到钱理群的脉络里面，有一个东西可以看得很清楚：钱理群的确是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为起点，开始80年代的思考。然而从他的“个体鲁迅”出发，并不能推出一条通往西方宪政的道路。以鲁迅为资源，已经内在地包含了一个对西方资本的批判。我感觉西方现代性在钱理群这里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他对这个东西有一种观望的态度。而毛泽东是内在的，鲁迅也是内在的。姑且可以这么说，他在西方现代性追求成为主流的时候沉入了一个鲁迅的世界。而钱理群在与西方现代性重迭的诉求，比如民主，法制，这样一些东西上，他的历史动力是来源于毛泽东时代所遮蔽掉的那些普通人的苦难和“血的记忆”。他对话的对象依然是毛泽东，而不是西方。所以这不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实践的自我否定。这恰恰是一个更深意义上的自我肯定。我觉得钱理群以这种方式“保持”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失败。我没有办法找到更贴切的词。我觉得历史在他身上没有断裂。他是把建国后的这段历史保持住，并且承受了下来。在社会主义理想崩溃的时候，沉入了与这段历史同在的，又深具“怀疑精神”的个体鲁迅里。我觉得钱理群形成了某种内在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失败，而同时又产生具有连续性的、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并从中产生某种资源性的东西。这个支点，当然是鲁迅。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理想崩溃后，在绝望中被看见的鲁迅。
90年代：从“个体鲁迅”到“反抗个体奴役”
在这个脉络里，他在90年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立场，我把它概括成“反抗个体奴役”。这个立场的形成经过了三次转化。第一次是在文革后期，从官方马克思主义到民间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在80年代，从民间马克思主义到个体鲁迅；第三次是在90年代，从个体鲁迅到反抗个体奴役。
这个立场的形成也可以说是来源于对个体鲁迅体验的不断深入。钱理群此后没有偏离这个立场。为什么他不是在80年代就拥有了这个立场，而是在90年代？我的理由是，他在80年代依然相信实现共产主义是需要牺牲的，为了共同的理想，个体的生命可以是微不足道的。而在90年代，他开始反对“代价论”。他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别说是死了两千万人，就是死了一个人也不行的。”这个转换是很有意思的。这个转换表明，他最重视的东西，不再是一个远处的大理想，而是具体的个体的存在。我觉得这是他特别坚固的一个东西，也是最里面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是他的一条底线。就是他讨论大问题的时候，具体问题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有这条线的。在具体问题上他有时显得左一点，有时显得右一点，但这条线是没有变的。
这个立场的形成，始自钱理群在文革后期以独立知识分子的姿态思考，初略来看，经过了十五年。鲁迅说，“革命是让人活，不是让人死的。”鲁迅也说，希望人们可以，“平安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些话被钱理群接受了下来，成为了他的思考的基础。他的“反抗个体奴役”，一方面是一个很朴素的东西，就是反抗对个体生命，尊严，自由的奴役和伤害。这是不能以任何名义和理想为由来突破的底线。这也是历经磨难后，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和关怀。另一方面，这个立场里也有某种深刻的东西，这在于，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个体”？
钱理群有三次正式涉及到个体。第一次是在80年代的《心灵的探寻》里，谈“个体鲁迅”意味着回到鲁迅的世界里去。第二次是在90年代末的《话说周氏兄弟》里，钱理群提到，鲁迅的个体自由精神里固然有尼采的影响，但同时有没有传统文化，尤其是佛教的影响？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关于鲁迅和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我认为钱理群的着眼点，更在于从精神资源上去把握鲁迅，并试图以鲁迅的个体自由精神为点，来为现实和政治注入新的想象力。这当然就比“回到鲁迅那里去”更进了一步。第三次是在2000年后的《与鲁迅相遇》，在这里钱理群对鲁迅的个体做了更深入的发挥。我觉得在这里他主要讲了一个东西，就是鲁迅的个体不是一个孤独的小世界，而是跟更多的人，更广大的世界息息相关的个体。这样的个体既独立，又不封闭，与外界一起承担，并对他者的痛苦怀有很深的悲悯。这里面当然有一种佛教的大慈悲，但又不仅于此。
在钱理群的脉络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话的破灭，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神话，一个是市场经济建设的神话。那么在这两个神话中被塑造的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和公民的形象，实际上也破灭了。钱理群正是在神话破灭的基础上展开了思考。这两个神话在现在，当然还有很强的势力。我觉得钱理群未必站在它们的对立面，但是他试图做一件事：就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以鲁迅为支点，开掘出新的资源。他的一个下手处，便是如何理解“个体”。这样的个体钱理群现在更多是从精神自由上去把握，还没有展开政治经济的分析。但已经指出了一个方向。这里面有一种他所自诩的“接着鲁迅往下说”的努力。对我来说这是很有启发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反抗现实应该从哪里入手？中国往何处去？这些大问题归根结底都要落实到人身上，都要落实到作为具体个体的人身上。那么钱理群从这里开始他的思考，实际上是在试图以“立人”为基础，以重新定义“个体”为支点，来想象另一个世界。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