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毅然（1913－1989），四川达县人，美学家、艺术理论家和画家，曾任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兼任过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美学学会会长等职，有《矿阴集》《国画论丛》《艺术家修养论》《新美学评论》《美学论辩》等著作行世。图为高尔泰（左）与洪毅然。（高尔泰供图）

　　一

　　我和洪毅然先生，相逢在1957年，分别在1957年。多事之秋，见面无多，都在匆匆中。留下一份友谊，难得后会有期，那是21年以后的事了。又11年，他去世，我入狱，仍然匆匆。

　　明年是他的百年诞辰，刘军平先生从中央美院来信，说八十多岁的洪夫人吴芸女士，嘱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唤起了不少对于一位老朋友的珍贵记忆。

　　那年他在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教书，听院长徐褐夫先生说，《新建设》二月号上的《论美》一文是我写的，风尘仆仆，从十里店来到盐场堡庙滩子我教书的兰州十中，“交换交换看法”。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这位四十多岁的小个子，阅历广，著述多，是美学名家，过的桥比我走的路还多。单看他戴深度近视眼镜，穿西服、打领带，一派谦谦君子风度，就有种自惭形秽之感——一种疏远之感。

　　还好，还有一点儿起码的礼貌，知道学校食堂里的饭菜不足以待客。带他到自己从未去过的盐场堡饭馆里，炒了两三盘什么。饭馆低小，里面拥挤嘈杂，外面车尘滚滚。阳光从乌黑屋顶的一方天窗，射进来一条明亮的金色光带，中有烟尘流动，轻柔如雾，带着驴气马息，徐徐下落。

　　我很惭愧，连连道歉。先生说，这是西北的正常，你要学会习惯。说着，照吃不误。吃着又说，生活的气息很浓，是吧？你那个审美的鼻子，闻得着吗？一下子就解除了我的尴尬，拉近了我的距离。吃完往回走时，谈话热络起来。

　　他比我大二十多岁，不许我称他老师，说我们是忘年之交，少点儿礼数就少点儿隔阂。那时《新建设》三月号已经出来，报刊上对我的批判，越来越多。对于这些批判，他没有表态。只是说恭喜你初出江湖，就引得老将出马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谈久了，我也就知道了，他很正统，很主流，很美学界。他同意那些批判，认为都是好意。我说，这是没有共同语言。你们的美字是名词、形容词。我的美字，与美感同义，与审美同义，近乎动词。他问，怎么动？我说审美活动是一种不息的追求。他说不息的追求，可以解释为精进，亦可以解释为贪婪，不可不辨。

　　我说精进贪婪是价值判断，审美是经验事实，风马牛，也不可不辨。他说事实判断更离不开客观标准的检验。我说我不承认有统一的“审美”客观标准，任何人都无权为别人设立标准。他劝我别再说这种话了，容易引起误会。

　　这是难得的好意，我当时没有领会。嘴上说没有其他就没有美学，心里想这还谈什么美学。先生是带着遗憾走的。留下了西师校园里他家的地址，让随时去玩。他走后，我写了那篇后来被称为“反扑”的文章：《论美感的绝对性》，发表在那年的《新建设》七月号上，覆水难返盆。

　　二

　　我被“右派”后，等待处理期间，暂时无人看管，可自由走来走去。同事避之如同瘟疫，平时关系好的，遇见了装没看见。走廊里的学生群，见我过来就让开，努力往两边的墙上贴，就像来了一头阴沟里爬出来的狗，怕它忽然一抖，射出一身毒秽。

　　先生来信，说住址没变，盼我去玩。

　　他家四间房，在四层楼上。是那种成排的制式楼，外观很难看。但他的书房很大，满墙满架都是好书，开窗万重山，黄河天上来，别有一种豪华，使我十分羡慕。

　　另一间是画室。谈起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画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杭州国立艺专上学时，作品就参加全国美展了。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时期先后在成都西南美专、昆明国立艺专讲授美学。有《矿阴集》《国画论丛》《艺术家修养论》《新美学评论》《美学论辩》等著作，是少有的学者型画家。

　　只谈过去，不涉现在。只谈艺术，不涉政治。但我已不觉得他胆小了：招呼一个没人敢沾边的家伙进屋，绝不是谨小慎微的勾当。何况他还答应，替我保管几十本我喜欢的书。

　　招待十分热情，地道的美酒佳肴。我生平第一次吃到百合，印象深刻。先生说，有些菜要事先准备，不知道你要来，没准备，下次吧。告辞后，我就到酒泉夹边沟去了，连书都没来得及送去。这个“下次”，已是在21年之后了。

　　经过“文革”洗礼，先生家破人亡。独居一室，室内惟卧榻桌椅各一，残书两架。煤油炉钢精锅瓶罐碗筷放在屋角地上，垫以牛皮纸一张。桌上铺着毡毯，墨痕斑斑。满墙都是，大写意兰竹。以竹为多，无论新篁解箨，还是老竿经霜，都只寥寥几笔。如刀砍，如斧劈，分明是郁积的宣泄。

　　那几年他日写兰竹不辍，累计不下万张，床底下一捆一捆，塞得满满。正如古人所说，“喜气画兰，怒气画竹”，先生之画，无端狂笑无端哭，不似梁甫不似骚，泄露了不少天机——在中国的土地上，从稽、阮乱世到乾、嘉盛时，正派学人的存身之道，大抵如此！

　　读先生画，感慨系之。在他的一幅画上，写了两行歪字：“闲却经纶手，/高楼画竹枝。/先生画外意，/难画亦难诗。”先生欢喜，叫来一位同学，给照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们惟一的一张合照。

　　三

　　别后我去了北京，三年后回到兰州，再去看他时，他的人生之路，又拐了一个大弯。先是“落实政策”，继而“人大代表”，后又“政协委员”，并先后“入常”。《大众美学》《新美学纲要》等多种未刊著作也络绎问世。特别是，和患难与共的女友、《甘肃日报》资深编辑吴芸女士结婚，更受到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我为他高兴。

　　但是我的处境，忽又变得很糟。时值“清除精神污染”，向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开刀。我因几篇文章，被禁止上课、禁止带研究生、禁止发文章和出书。已出的一本《论美》，也被下架毁版。先生担心我，七十高龄，远道来访，叫保持冷静。说现在同情和支持你的人很多，越这样你越要低调。不要帮着人家，把学术问题弄成个政治问题。我回味这“帮着”二字，触摸到一种外圆内方。

　　省文联属下的《当代文艺思潮》杂志，在此时按原定计划，召开了一次“五位美学家座谈会”，我和先生都参加了。但迫于压力，杂志只刊出了其他四人的发言，但并未把我除名。

　　这次座谈会后，先生和吴芸女士，设家宴招待上海来与会的蒋孔阳先生，邀我作陪。席上，在蒋先生提到洪先生和朱光潜、伍蠡甫等联名上书要求重视美育的事时，洪毅然先生说，“美育育人，不是要装满一个桶，而是要点起一把火。”

　　旨哉斯言，掷地有声。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在第二年——1984年。准备离开兰州，去向先生告别。在提到“座谈会事件”时，他动了感情。说，“老谢（编者注：《当代文艺思潮》主编谢昌余）是个，有种的汉子！”

　　一字一顿，掷地有声。

　　先生话外意，难画亦难诗。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