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很幸运遇到两位老师：一位是谢绍浈先生，他为我叩开文学的大门；另一位是梁永曦先生，却导引着不同的方向，在他那里，政治是先于文学的。在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里，是他教我学会思考，懂得真理的价值和风险。
两位老师都是“右派”。当时，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右派”都被视为可怕的异类。
语文课
很早以前，就听到在城里唸书的大同学说起梁先生了。
那时，我们对有学问的老师特别好感，有点崇拜的味道。大同学说，梁先生原是县一中的教导主任，教学、演讲很有吸引力，像个大人物。做了右派之后，他被安排打扫厕所，后来派到图书馆做管理员，不卑不亢，仍然像个大人物。凡经梁先生打扫过的厕所，馒头丢到地板上，捡起来就可以入口；图书馆的卡片管理制度是在他手中完善的，几万张卡片全由他一个人用工整的小楷抄写。梁先生为人严肃，平日沉静少言，开会时喜欢坐在角落里，讨论时不轻易表态。若是主持人点名要他发言，他才缓缓起立，说：我赞成某某的意见，然后坐下。简洁极了。
我入读县一中时，学校追求“升学率”，梁先生已被重新起用，担任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教学。我坐的是“末班车”，听课只有半个学期，之后，他就给“四清”工作组撵下讲台了。——语文课原本是意识形态教科书，怎么能让“右派”染指呢！
比起别的教师，梁先生授课确是有些特别的。我猜度，他并没有遵照“教学大纲”的规定去做，时文的讲授进度偏快，把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毛泽东撰写的著名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合并到一节课里来讲授，很明显压缩了课时；可是对古文的解说却是相当详细，除了古汉语知识之外，特别着重“人民性”的内容。当他讲《蹇叔哭师》，朗读蹇叔哭说等待收拾率队出征的儿子的尸骨时，声音微颤，全班同学为之动容。
印象中，梁先生是一个谨言慎行的人，课堂上却是鼓励学生自由提问，大胆发言。其他老师都喜欢搞“标准答案”，而他，是不讲求“统一”的。有一次，讲到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他布置划分课文段落，一连提问了几个人，然后给出他的答案，这时，我举手发言，提出另一种分段法。他随即加以肯定，并解释说，他的划分侧重在马克思思想遗产的阐述，我则着眼于恩格斯特定情感的表达，所以两种划分都有理由成立。完了，还进一步引申说，视角不同，看问题的结果就会有不同，只要言之成理，不同的意见可以并存，正确的不一定是唯一的。
不久，梁先生应命到初中部教英语和数学去了。我嗒然若丧，同学们都感到可惜，然而无可如何。
随后，学校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思想批判，从此我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可以自由地到教师宿舍里私会梁先生了。在批判会的当天，有同学告诉我说，梁先生一直在会场边上远远站着，低头无语，一副难过的样子。为此，我很是感念他。
政治启蒙
毕业回乡务农，终日劳作，与世隔绝。
一天，梁先生突然到访。原来，他是跟随全县中学师生到漠西水利工地参加劳动来的。当他打听到工地离我所在的村子仅七八里路，放下行李，便径直寻上门来了。我弄不清楚如许的热情从何而来，而今寻思起来，觉得他太寂寞，长期的压抑需要找寻一个倾吐的出口；或者，也可能怀有一种近于传教士一般的神秘的使命，总之不仅出于师生情谊而已。
我留他吃过晚饭，在小屋里谈话到深夜，然后陪他踏月归去。从此，他每天晚饭后必到我的小屋里来，夜深才走。这样的来来往往持续了半个月左右，直到全体师生拔营回城“造反”才告结束。
梁先生每次进屋，坐下来就娓娓而谈，语调平缓，时露微笑，一改平日的作风。说话时，宽阔的前额下，一双深邃的眼睛定神看你，仿佛面对的是你深匿的灵魂似的。这样的谈话与授课无异，我偶尔插话，整个屋子只剩下一个缓慢而清晰的声音。
谈话很少涉及文学，几乎都同现实政治有关，谈历史也是谈政治。是一次政治启蒙。梁先生谈话很有技巧，也许并非出于技巧，而是习惯性地保持某种警惕，很多问题引而不发，引发开来也往往言在彼而意在此。他例举各种事象或观点，如果不注意找到联系的线索，是不容易得出结论来的。
那时，文革“山雨欲来”，惊动朝野。他认为这是一场旨在清肃“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运动。可是他不作这般概括，却是另有说法：中国历代开国皇帝必然对付两批人，一批是开国功臣，另一批是知识分子。又强调说，皇帝愈是英明有魄力，愈是如此，并举了刘邦和朱元璋做例子。围绕宫廷政治，他还说了“清君侧”和“党锢之祸”的故事。文革时有一句流行语叫做“相信党，相信群众”，他就重复解说“党”和“群众”这样两大政治要素。他指出，文革并非“史无前例”，而是由来已久，“集大成”而已。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最高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至文革，国防部长林彪荣升“副统帅”，以军干政，甚至代政，全国军管，地位显赫。梁先生说：全国成了大兵营，这是反常的。但他同时指出，军队代表权力，这又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他提到现代京剧《沙家浜》里胡传魁司令的一句台词“有枪便是草头王”，笑说：中国人就是迷信暴力，因为它是权力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他介绍了军队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还说到苏联1956年出兵匈牙利，以及赫鲁晓夫集团与军队将领结盟的种种事情。
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赫鲁晓夫在文革中代表“政治野心家”而臭名昭著。意外的是，梁先生对赫鲁晓夫做了正面的评价。他对“第二国际”的几位领袖，以及后来的陶里亚蒂等似乎也颇有好感。对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被称为“西马”的一些离经叛道的理论，他是欣赏的。
有关个人崇拜问题，梁先生谈得比较多。虽然那时，社会未及形成“红海洋”的场面，没有后来的“早请示晚汇报”的一套，他已经明显察觉到了未来的态势。从中共“一大”，到“七大”“八大”，他大谈党史，乃及于“毛泽东思想”的词源考，《东方红》的演变史等等。他要告诉我的是，许多历史真相被遮蔽了，需要用鲁迅推介的“推背图”的方法重新翻过来看。作为参照，他常常扯上国际共运史和苏联党史，多次谈到“民主集中制”问题。对于这个溯源于列宁的原则，他的解说是：“民主”与“集中”，看起来是辩证的，实践起来是目的论的；“民主”是为了“集中”，而且最后也必然趋于“集中”。
谈到毛泽东，梁先生让我注意摄于延安窑洞书桌前的一张照片，说旁边堆放的书籍中，有一本就是《资治通鉴》。他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本土资源。记得有一次谈话，他先背了一条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语录，然后说，毛泽东不但是战略家，而且是策略家，是高超的斗争艺术使毛泽东在历次斗争中“战无不胜”。他讲毛泽东如何善于使用“阳谋”，列举了多个有关引蛇出洞，声东击西，各个击破，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等策略的例子。记得他还曾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诗：“无限风光在险峰”，说毛泽东喜欢“险”，“险”在大师级人物那里是好玩的。
谈到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梁先生感慨颇深。事实上，他就是在斗争中被抛弃的众多牺牲者之一。他从苏区打AB团说起，到延安的“抢救运动”，建国后的肃反、反右和“四清运动”，其中牵涉许多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他说到陈独秀的党籍问题，瞿秋白被留下打游击，刘志丹之死，高岗自杀，潘汉年下狱，张闻天和彭德怀为何被扭到一个“集团”里来批判，等等。对于这些人，他多抱尊重和同情的态度。他有一个说法，叫“消化上层”，认为社会上许多的所谓“运动”，其实都是由此引起的。
随着文革的展开，报纸上领导人排序有变：陶铸升任中宣部长，跃居第四位，而刘少奇、邓小平已经降至七位之后。梁先生敏感于这种变化，预言他们都将被“打倒”。他引用了一句古谚：“欲将取之，必先予之”，说：现在所以把陶铸的位置提前，是一种“政治障眼法”；对文革发动者来说，目的全在于麻痹“对方”，减小运动阻力。所言很快得到事实的验证，预见之准确，简直令人不敢置信。
梁先生旁征博引，种种知识来源，并不限于一般书籍。那时候，他就已经向我介绍了列宁遗嘱；还明确指出，《联共（布）党史》是斯大林编造的。他说，职位不等于地位，权力不等于权威；职位可以随时撤换，权力可以轻易丧失，惟有建立权威地位才是稳固的。他同时解释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要神化领袖的缘由。毛泽东的著作，在他那里似乎也有一种“版本学”。他告诉我，像《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后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来都是做了修改的。像《讲话》，原来有“脱裤子”、“割尾巴”一类文字，出版《毛选》时删掉了。还告诉我，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在重庆报纸发表时与1949年后出版的单行本并不完全相同，如此等等。在他那里，不但对历史人物有定见，对于大的时代思潮、政治制度、社会运动，也都有相当完整的个人观点。
梁先生的谈话为我揭开眼罩，使我看清楚了历史和眼前的事物。我感到新异，激动中，伴随莫名的惊悸。所有这些观点，是真正“反潮流”的；在文革中，只要公开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会被戴上“攻击”的罪名而足以致命。
关于他自己，梁先生谈得很少。他只说过1939年入党，后来脱党了，加入“民盟”；领导过学潮和地方起义，做过地下工作，解放海南岛前夕，曾同叶剑英等人一起吃过狗肉。当他说起这些的时候，大多是偶然涉及，轻描淡写，像是叙说别人的事情似的。至于“脱党”，他说是简单极了，过去搞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只要找不到联系人，或者联系人不予承认，都有可能被视为脱离组织，甚至因此构成所谓的“历史问题”。为了组织而牺牲个人，他说，这样的例子颇不少。
在中国，梁先生一生的经历算是典型的。那一代古典共产党人，许多都是后来从自身和同伴的命运中觉悟到了革命的真谛。对此，顾准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文革中
自梁先生走后，文革的烈火，很快从校园蔓延至社会。身为“右派”，不问而知是首批“牛鬼蛇神”，在打倒之列。后来听说梁先生随众被游斗过两回，没有伤及皮肉，是很可庆幸的。而我，受了政治的蛊惑，率先写了一张“炮轰”公社党委的大字报，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形容，正所谓“阶级敌人自动跳了出来”，结果被重重地“打倒在地”，且累及家父，实实在在“再踏上一只脚”。
家乡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加上形势日趋恶化，到处武斗，几年没有出城。后来稍感安定，又有了自行车，这才有机会看望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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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全家租住在一个用木板间隔起来的狭窄的廊间里，光线很暗。我坐下来，他就向我介绍房东的情况，暗示谈话不算太安全。这种对空间的敏感，使我想起他曾经从事地下斗争的历史。果然，他在自己家里说话，反而不如在我家时的随意。有过两次，师生两人沿着环城河边的马路来来回回地边走边谈，走累了，就靠在水泥桥的栏杆上。
我向梁先生递交长诗《胜利酒》，希望听到他的批评意见。诗是写文革中两派“大联合”的，带有颂歌性质。再次见到梁先生，他把抄写长诗的册子还给我，打开看时，那上面用红笔勾划过好些地方，没有批语，也不留其他文字。谈到这首诗，梁先生没有直接批评，可是，对我的基本立场，诗的主题，显然是不以为然的。他恳切而又严肃地表示了如下意见：颂歌不是不可以写，要看歌颂的对象是什么。有两样东西值得歌颂：一个是人民，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又补充说，社会主义有两百多年历史，在世界上有许多种类，苏联式的只是其中一种；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歌颂它，同歌颂人民一样，是不会过时的。当时，个人崇拜达至高潮，“四个伟大”，“誓死捍卫”，政治噪音不绝于耳。正是在这个语境中，梁先生提出了一个“过时”与否的大问题。只是我这个学生过于鲁钝，没完全听进去，继续随风鼓噪。几年过后，尤其在接连摔跤以后，才真正体会到它的深刻性，并为之汗颜不已。
1968年，“军宣队”进村，把家父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揪斗，时间将近一年。1972年，又来了“工作组”，复制了同一故事。见到梁先生时，先前那种少年意气，早已消磨浄尽。他窥知我的情绪，便说起了人生哲学；这是一门新的课程，过去未曾讲授过的。
他谈达尔文的进化论，谈“社会达尔文主义”，然后从社会转向个体。“适者生存”，他解析说，要改造社会必先适应社会；假使不能适应，尤其在政治方面不能适应，就势必被淘汰掉。说到人生，他大谈鲁迅的“韧战”思想。这时，我才晓得他对鲁迅的研读之深。他说，鲁迅主张“壕堑战”，不只一次反对许褚式的赤膊上阵；在解说鲁迅的杂文《世故三昧》之后，总结说，鲁迅是激进的，又是“世故”的。在他强调要学会保护自己时，也拿鲁迅做例子，说鲁迅在广州时期，处境险恶，却是左右逢源，极其不易。其中特别谈到那篇《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一边说，一边笑着赞叹：“睿智啊！”
大约在1970年左右，梁先生下放到县里最边远的一个渔村中学任教，全家随之西迁，城里的“根据地”没有了。数年之后，我才在县教育局临时安排的一个乱哄哄的教工宿舍里见到梁先生，时间非常短暂。
至于梁先生在文革中的一些事情，是同校任教的他的大儿子加尼告诉我的。
文革开始后，梁先生就常常告诫他的两个孩子说：“要清清白白做人”，“要夹着尾巴做人”。他意识到“黑五类子女”在文革中的险恶处境。加尼在县二中读书，那时正展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称“刘邓路线”）的批判。加尼加入“造反派”，因为字写得好，专门负责抄写大字报。一天，当他正抄写得起劲的时候，梁先生把他叫到房间，压低嗓音，狠狠地骂了大半个钟头。加尼回忆说，父亲生气极了，反复说政治是复杂的，哪里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说到激忿处还拍桌子，最后说：“你必须写大字报，声明退出战斗队！”还补充了一句：“不然就脱离父子关系！”
1966年底，梁先生动员加尼下乡当“知青”。加尼说，父亲到底出于何种考虑不得而知，当时只是对他说，在学校乱搞没什么意思，不如到农村去。他当然不愿意离开一个习惯了的集体，但是不得已，只好服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发生在1968年，加尼下乡提前了两年；即使他随大伙留在学校，临到后来的大清洗式的运动也很难幸免。据加尼回忆，他下乡的两年，正是武斗渐趋激烈的时候，多间中学都有学生被打死打伤，他也有同学死于武斗之中。
整个文革期间，我和梁先生很少通信。通信中，他对我的称呼是“同志”。信里只说事情，不记观点，使我想起鲁迅的流水账式的日记。“同志”是一个流行的用词，但我知道，它出自梁先生的手笔，则具有了本来的意义。有一种挚爱，热忱，平等的尊重，一种心灵互通、彼此支持的温暖。
放弃与保留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梁先生随同数十万“右派”一起获得改正之后，调至湛江市一所师范大学任教。我于1981年初秋到了广州，在一家刚成立的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我们之间的空间区隔愈加遥远了。人生总是为命运所驱策，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那时，文革结束不久，人们一面清理废墟，一面建造新的乌托邦世界。与五十年代初一样，新事物不断出现，整个国家充满朝气。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小旋风里，梁先生的好些旧日战友上门或写信动员他，要他找“关系”上访，争取恢复党籍。其实，他有不少熟识的人在省委省政府部门工作，包括由他介绍入党的人，可是他到底不为所动，一个也没有去找。加尼回忆说，在家里亲自听到一位战友这样劝告他说：“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应当为后一代着想。”他的回答很决绝：“为了儿女，搞这些东西更没有必要！”
据加尼的说法，梁先生于1945年参加广西钦县小董武装起义，担任起义大队的教导员，起义失败后，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当时，不少失散的地下党员都设法到广州读书。梁先生入读文理学院，随即加入省地下学联，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1949年6月，由南方局安排，在东江纵队护送下，他以教导员身份赴香港开展秘密活动；11月调到广东省支前司令部，参与解放海南的战事。新政权成立以后，他自觉不适应省政府部门工作，主动提出从事地方教育的要求。他曾经对我说过，那时候太“纯洁”，除了革命还是革命，没有一点私念，土改时家里被评为“地主”也不知道。他说，只要稍为顾及一下家庭，结果总不至于如此。而且，以他对政策的了解，这个成份应属错划，但是，他没有出面纠正。他是“革命干部”，他相信党，相信群众。
“曾经沧海难为水。”几十年间，许多与革命相关联的珍贵无比的东西，梁先生都坦然放弃了。在高校，教授的身份是一笔可观的资本，所以评职称时争夺激烈。加尼说，因名额限制，有领导动员梁先生放弃申报，理由是他将来可以享受离休干部某个级别的待遇，论收入，职称无足轻重云云。他一样放弃了。
我不认为，放弃所有这些是出于虚无主义，或者揖让主义。所谓“水至清则无鱼”，梁先生洞明世事，确乎把一切看透了；然而，在透澈的理性里面，毕竟有游鱼在。我相信，不管他放弃了多少，始终有一份执意存留的东西，放不下的东西。
梁先生有一位战友，名叫林芳，原是他介绍入党的，曾一起到广西从事地下斗争，后来牺牲了。湛江寸金桥公园在九十年代修建了一座烈士纪念碑，碑上铭记着粤桂琼南路游击队的革命斗争史，其中就刻有林芳的名字。纪念碑落成后，梁先生每年清明节都会买了鲜花，一个人来到碑前祭奠，默默地站几分钟，然后离开。年年如此，最后一年走不动了，乃由保姆搀扶着前去。
梁先生行动时没有告诉家人，保姆似乎也守着秘密，是学校的同事看见以后告诉加尼的。
永远的空白
自从来到广州之后，我与梁先生会面仅有两次，写信也不过寥寥几通。经过多次政治运动，尤其文革，我们都把通信视为危险的工具，根本不相信它可以用来讨论政治和思想问题。在我，惟是希望能够永远像一个中学生那样，勤勉地阅读和写作，以不太差的成绩，答报梁先生的特殊教育。每当出版新著，我必定最先题献给他，像交作业本一样。而他，每接到赠书，也必定及时复信，在“同志”下面，写上一段勖勉的话。
整个八十年代，对知识界来说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的时代，高歌猛进的时代，至今津津乐道。即使在那时，在我的印象中，梁先生依然抱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九十年代是一个转折，但从此，我再也听不到他对时局的分析了。在电话里，跟通信一样，他是不谈论政治的。
退休之后，梁先生的身体大不如前，有一段时间患肠胃病，缠绵时日，我曾两次托人到香港买药寄去。后来腰部受伤，致使不能直立，他仍然坚持天天散步。有一次，他的一位中文系同事在电话里告诉我，梁先生的头部已经弯及腰膝，实在步履艰难，每次散步回家，中途都要歇息多次。我听罢大惊，想不到多年不见，先生已经衰残至此地步。这时，我不禁对着话筒说起梁先生让我敬重的种种，对方大为惊讶，说梁先生“述而不作”，大家对他的思想学问全无了解，除了上课，他平时是极少与同事交谈的。
岂止对同事如此，据加尼说，他们父子之间的交流也并不多。在加尼眼中，梁先生是一位严父，本来，他很想知道父亲从共产党人到民主人士到右派分子一路走来的详细经历，就是不敢提问，而梁先生也不曾主动说起。可以想知，梁先生的内心一定有一间幽闭的屋子，门扉从来不曾敞开，偶尔开启，也很难看清储存在屋子里的东西。
2007年秋，听说梁先生入院已久，便邀同另一位老师一起驱车赴湛江看望。出发前，我特地准备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子，打算在湛江多留几天，仔细聆听梁先生的另一番讲述，把他几十年艰苦备尝的经验完整地记录下来。
下车以后，两人立即奔往医院。在走廊里，正好看见梁先生坐在轮椅上，由加尼和护士推着从卫生间里出来。我赶忙走上前去和他打招呼，他点了点头，清癯的脸上泛出笑容，似乎很高兴看到我们。到了病房门口，他示意让他下来。当他站到眼前，我发现他委实变矮小了，整个身子屈折成直角，走路简直如同爬行，从门口到病床，足足用了好几分钟。
梁先生不肯躺下，坐在床上跟我们说话。他的整个面貌没有太大改变，头发白了许多，精神却不见委顿；谈话时，眼睛仍然习惯地观察一般地定神看着我们，只是语速较从前缓慢。说过病情，他问我在什么单位工作，我颇感诧异，过了一会，又重复问了一遍。加尼解释说，经过一次中风，脑部大约留有血栓，此外，还有轻度的脑萎缩，记忆力已经不行了。我非常失望，同时感到悲哀。作为战士，他失去了阵地；作为演员，他失去了舞台；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失去了许多应有的权利，临到最后，连记忆与思考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离开医院，整个晚上呆在宾馆，夜来风声雨声，辗转反侧地睡不着觉。次日清早，只好向梁先生握手道别。
笔记本静卧在行李箱里一动未动，留下的是永远的空白。
次年暮春，加尼来电话，说梁先生已经病故。
一个被遗弃的革命者，沉沦民间的政治家，缄默的公共知识分子，内心流放者，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为之奋斗、为之惊恐、为之忧患不已的世界。人们不会关注他，了解他，谈论他；世界毕竟广漠得很，不会理会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愿先生安息！
2012.6.4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