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兵日本被砍，太后家中造园
1886年7月，中国海军在日本长崎港短暂停留期间，与日本警民发生两次严重流血冲突。结果，日方警民20余人伤亡，中方海军士兵伤亡则多达50余人。事件的导火索，日方归咎于清廷水兵因海军强大而产生的傲慢；中方则归咎于日本自夺琉球、侵台湾以及屡次尝试染指朝鲜以来的激烈排华情绪。
同年9月，醇亲王奕譞上《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慈禧太后历时10余年的浩大造园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东亚历史的进程遂于此年悄然转向——“长崎事件”后，由天皇牵头，日本倾举国之力发展海军；同样怀有大力发展海军愿望的清廷高层，包括醇亲王奕譞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内，则不得不倾举国之力博取太后的欢心，以求换取其平稳退居二线和对自强改革的继续支持。
长崎事件：中日民族情绪的恶性激化
长崎事件，清廷当日称之为“长崎兵捕互斗案”，日本当时则名曰“长崎暴动”或“长崎清国水兵暴行”。从命名当中，不难窥见彼此立场。
北洋舰队前往长崎，缘自一次针对俄国窥视朝鲜半岛的示威操巡。中国军舰操巡完毕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返航，因需要入坞上油修理，而中国当时未及建造相应船坞，水师提督丁汝昌及副提督英国人琅威理遂率定远、镇远、威远、济远四舰，选择驶入日本长崎港内停泊。
熟料稍后竟接连发生两次流血冲突。按照日本学者安岗昭男的统计，日方死亡2人，中方死亡5人；日方负伤人数为29名，中方负伤人数为45名。
第一次冲突：纯粹出于偶然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1886年8月13日。当日为星期五，中国水兵上岸购物，与岸上日警发生摩擦，继而引发斗殴，结果造成日警一人重伤，中国水兵一人轻伤。至于斗殴的原因，当时的报道已是繁杂莫辨——《申报》记者发自长崎的消息，说的是：“十三日若干水兵上岸购物，在岸上遇上一名日本警察，毫无理由地命令他们停止。中国水兵以为被污辱，因之斗殴遂起”；当地英文报刊《长崎快报》则说：“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而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因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六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一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此外，还有中国水兵购买西瓜因言语不通引发纠纷等说法。综而言之，具体的冲突原因已难以考据确切，但不过缘自偶然细故，则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次冲突：中日双方均以阴谋论指责对方
第二次冲突发生于两天之后的8月15日。第一次冲突后，日方曾要求中国海军当局限制水兵请假登陆，中方亦表示赞同。故周六全天所有水兵都留在舰中未曾外出。至周日，天气炎热，水兵纷纷请假要求外出，提督丁汝昌坚持不准，副提督琅威理替水兵说情，方争取到下午半天假期。为防生事，又严格规定水兵上岸不许携带任何武器。熟料当晚8、9时，在长崎广马场外阻截及华侨居住区再次发生斗殴流血事件。混战长达3个小时，双方死伤达80余人，中方伤亡数字为日方两倍。
关于第二次冲突的起因，中日双方当日各执一词。中方认为日本警方预先设计，故意向中国水兵挑衅，上千人将各街巷两头堵塞，逢中国水兵便砍，日本民众又于沿街楼上泼滚水，掷石块，中国水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日方则认为是中国水兵存心报复13日的仇恨，先挑衅夺了日本巡查的警棒。继之又对之围殴直至毙命，大规模流血冲突由此而起。迄于今日，中日学术界也未能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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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安岗昭男坚持冲突缘自清军水兵再度闹事：“下午1点左右开始，各舰的上岸水兵已经达到四百数十人之多。他们在市中到处游荡，并聚集在广马场町的华人街一带……（下午6时）阪本半四郎巡查在广马场町巡逻中，一名迎面而来的水兵打掉了他的帽子，那名水兵还用西洋小刀对着他比划。这些水兵浑身酒气，举止异常；在长崎居住的清国人，对警察也是百般嘲弄和侮辱。……（下午8时左右）3名清国人（不是水兵）堵在（3名日本巡警）前面，三番五次，反复纠缠，要么伸手触摸警察的面部，要么拿小刀对着警察比划。有些清国人再次出来，企图夺取福本巡查的警棒。福本巡查正要采取防范措施，后边又来了一个人，双方扭打在一起。这时，忽然有人大喊一声，20名水兵一下子从餐馆里冲了出来，向福本巡查扑去。福本巡查头部遭到一顿毒打，倒在地上，当场死亡。喜多村巡查也被打倒在地，但被一家清国人拉进屋子里，幸免于难……”。
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学者戚其章先生则认为：“若以过错的轻重而论，日本应负更多的责任，则大致是没有问题的。因就当时的情形来说，如云华兵报复，向警察寻衅，似乎不太合理。”戚先生的理由大致如下：1、13日的冲突导致日警重伤，中国水兵乃是轻伤，并无报复的必要；2、水兵上岸已严禁携带兵器，且丁汝昌又命亲信武官携带令箭随行弹压，有组织的复仇活动不可能出现；3、水兵登岸200余人，凶刀则仅有4把，且水兵受伤皆在背部，显系遭遇突袭逃命之际所负。相反，戚先生认为日警设计的嫌疑比较重：1、13日事件发生之后，警方即派有鱼船在华舰附近监视华兵活动；2、13日事发之后，长崎警方大规模调集人手；3、长崎日本市民亦被动员参与对中国水兵的攻击，而且一向闭市甚晚的长崎，15日晚各商家竟纷纷提前打烊。
血案背后的民族情绪及处理结果
诸多细节已难以考据，真相自然也无法具体化。但大背景仍然是清晰的，在1886年，中日两国的民众感情显然极不和谐——日本自维新之后，一意谋求扩张。吞并中国藩属琉球，本已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愤慨；随后尝试侵台，又引发了中国东征日本的舆论；中法战争期间故技重施，又欲将势力扩展到中国藩属朝鲜，再度撩拨中国民众情绪……而按照当时日本民众的逻辑，中国始终不承认其对琉球的占有，又阻碍其势力东扩台湾朝鲜，则实为日本自强之路上的绊脚石。
这种不和谐是有据可查的。明治十一年（1878年），清国驻长崎首任领事到任，安岗昭男教授描述：“当地清国人不断向其诉苦告状。日本警察在盘查登记证（牌）时，态度恶劣，中国人对此非常反感。据说余领事到任不久，就在路上受到了警察的侮辱性对待，他立即提出了抗议。”中国军舰进入长崎港维修，但在日本民众眼里：“清国军舰开进长崎港，名义上是为了对军舰进行维修，以便继续开往仁川；但实际上，这还是一次示威活动，借此机会炫耀优势的海军力量。对于北洋水师来长崎，日本国民就是这么看的。”因为有了这样的先入为主，所以，长崎市民对上岸的中国水兵有如此印象也不足为奇：“清国人在举止上也是旁若无人，特别是上岸水兵之类的人，依仗本国的海军优势，简直是横着身子走路，遇到日本警察也决不让路，结果警察只好给他们让路。”
1886年的中日长崎事件，背后也许有阴谋，也许没有。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流血事件，正是当时中日两国日趋紧张以及民众感情恶化的结果。事件的处理一直拖延到次年2月，最终以中日互相抚恤（因中方伤亡惨重，日方加重抚恤）的方式了结——日本支付清廷金额为52500元，清廷支付日本金额为15500元。
太后造园：昆明湖里的政治游戏
长崎事件在中国和日本所引发的反响几近于相反。因日方所付赔款金额更高，中国当局自认为保全了面子——“遵伤多恤重之议，归结尚不失体，事属可行”；日方则深有屈辱之感——福冈玄洋社本是倡导民权运动的团体，长崎事件之后，玄洋社发表声明：“欲保持日本帝国之元气，不可不依靠军国主义，不可不伸张国权。曩日之民权论，弃之如敝屣也。”
这种截然相反的感受，直接催生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政府反应。“崎案”了结一月之后，明治天皇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带头特拨内帑30万日元用于购买军舰之用；大约同时，北京“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也正式建成开学，只不过，这个学堂背后所系的，并不是中国海军的发展，而是帝国最高元首慈禧太后的“暮年之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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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亲王处心积虑，昆明湖暗度陈仓
这是一次极其高明的“暗度陈仓”。1886年9月，醇亲王奕譞上《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帝国官僚都没有意识到这道奏折背后的猫腻。奕譞在奏折里谈到稍前巡阅北洋海军时的自豪与失落，自豪的是海军强大，“足为济时要务”，失落的是八旗子弟虽“聪颖矫健者实不乏人”，但对海军事务竟全都一窍不通。故而，奕譞建议恢复乾隆时代的“昆明湖水操”旧例，开设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锻炼八旗子弟。
理由冠冕堂皇，虽然昆明湖里练海军未免太不靠谱，但想想锻炼的是八旗子弟，许多质疑也就释然了。没有人会想到，水操学堂破土动工之日，即是浩大的颐和园工程破土之时。
骗局的逻辑是这样的：
太后修园的欲望已经被朝廷压制了近20年。早在同治年间，慈禧就有修复圆明园作为自己结束垂帘听政后的养老之所的念头，但彼时的帝国类似于双头政治，恭亲王奕訢联合李鸿章等“中兴名臣”，也包括醇亲王奕譞，一并联手反对，使得修复圆明园一事不了了之。此后，修园之议多次被提起，又多次被摁下。1886年，慈禧再度面临光绪达到亲政年龄的政治关头，故技重施又提出要修个花园颐养天年，此时，恭亲王已被打倒，“中兴”诸臣绝大部分都已去世，中枢惟李鸿章硕果仅存，醇亲王奕譞执掌总理衙门，又有光绪生父这一瓜田李下的身份，遂不得不站出来明确表态请求慈禧继续“训政”——造成这一效果，恰恰也正是慈禧赶在光绪到达亲政年龄之前扳倒恭亲王抬出醇亲王的目的之一。
奕譞自然很清楚慈禧并不愿意结束“训政”，但同时又寄希望于用一座美轮美奂的园子换取慈禧政治上的放权。为了避免遭遇朝中清流的阻击，在昆明湖搞水军操习就成了最好的幌子。慈禧在折子呈递上去的第一时间批示同意，之后的一切顺理成章：太后和皇上必然要来观看水操，如此各项配套设施自然不能潦草，于是，奕譞又上奏说：“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圯，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所谓“保护修补”，其实是完全重修——昆明湖所在的清漪园早已化为一片瓦砾，根本无从修补。至于费用，既然是“水操”，自然是从海军衙门支取。清漪园，多年之后，修成了颐和园。
两个月后，朝野上下才反应过来。当年旧历十月二十四日，清流领袖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庆邸(奕劻)晤朴庵(奕譞)，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也。”勃海，即渤海，代指北洋水师；滦阳，则代指承德避暑山庄。日记的意思是：庆亲王奕劻前去见醇亲王奕譞，深入商谈时局。醇亲王嘱咐庆亲王转告以翁同龢为领袖的朝中清流，请他们谅解自己的苦衷——修筑颐和园（清漪园）的目的，是为了换取慈禧对发展北洋海军的支持；是为了避免咸丰皇帝逃亡承德避暑山庄的悲剧重演必须付出的代价。奕譞的苦衷或许是打动了翁同龢的心，清流们果然没有给太后的“颐养天年”工程添麻烦。
一笔永远也算不清的巨额烂帐
在博取太后欢心之外，奕譞或者还有自己的另一份私心——希望太后能够按程序正常归政给自己的儿子光绪皇帝，至少，希望太后多呆在新修的园子里，尽可能地远离政治中心，颐和园与皇宫之间的距离也许正体现着这样一种用心。
结局显然是失败的。浩大华丽的颐和园没有能够圈住老太后对权力的热望，最终，那成了一座永远也修不完的园林，从1886到1894，整整八年，永不停止的修筑背后，是永不归政的的太后——或许，这种永不停止的修筑，本也正是一种政治手段：太后尚无“颐养天年”之所，所以只好继续垂帘听政。
这场无休止的造园政治游戏产生了多少GDP已无法估算，正如它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已无法核算一样。人大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说：“根据档案记载，乾隆帝修建清漪园，历时15年，共用银四百四十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两九钱五分三厘。颐和园的修建经费，虽然没有像清漪园那样的完整的记录，但是，根据样式雷家藏资料，颐和园56项工程，共用银三百一十六万六千六百九十九两八钱三分三厘。这56项工程，占颐和园工程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推算，颐和园修建经费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与上述估算不同，台湾学者王家俭细致考察了清末海防经费的收支，得出慈禧造园（包括颐和园和三海工程）所耗：“（综合以上各项经费来源），共计约有11531048两，督抚集款2600000两，以存银行生息，本金未动。其中由海署所直拨者计922700两，虽不及百万，但若连同三海工程时所拨之1400000两，已达2322700两。至其假海军之名，以行修园之实，所用之款则远超此数。”王家俭教授总结这一时期由慈禧主导的花费包括：“惠陵工程（同治之墓）前后数年，已经花费五六百万两，及至光绪大婚，又用去六七百万两。接着便是三海及颐和园工程，用费将近二千余万；再接下去便是慈禧的六旬大寿庆典。”
这是一笔知其数额巨大，但却永远也算不清的烂帐，因为所有的收支行为都发生在帝国财政体系的阴影里，直至这一阴影反噬掉整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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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滔滔，皆为康党
1891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颐和园装修工头李鸿章，在给慈禧的奏折里，详细汇报了自己为颐和园采购安装电灯的工作进展——“颐和园电灯、机器全分业经分批解京，并派知州承霖随往伺候陈设”，李鸿章告诉太后，灯具是他趁广东水师学堂的德国鱼雷教官回国休假的机会，特意让其在德国代为挑选订购的，“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国所未有”，而且，抵达之后，李鸿章本人又对灯具作了一次详细检查，“鸿章逐加披视，实属美备异常”……奏折啰啰嗦嗦，又谈了一大堆如何安装这些灯具的具体事宜，最后，李鸿章道出真实目的：他想申请一些经费，为北洋水师修筑关东铁路。
1894年，昆明湖还在，渤海没了。
1899年，慈禧在颐和园召见李鸿章，告诉他，有人弹劾他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这番回答，百味杂陈。
一个让堂堂宰辅沦为装修工头的体制，一个让堂堂宰辅兼装修工头也不惮于承认自己属于“康党”的体制，维系着一个怎样畸形、变态和绝望的时代？
1900年，万寿山依旧，太后“出狩”的车轮背对承德，一路向西。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