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总督张树声遗折请求朝廷开设议院

    本年，中法马尾之战，福建水师损失殆尽。与此同时，洋务自强运动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自强运动领袖恭亲王遭遇贬斥，朝廷核心决策层大换血，慈禧太后正式登上晚清政治舞台。

    马尾的惨败，与恭亲王的下台，伴随着对自强改革既定路线方针的质疑——本年年末，淮军二号人物，两广总督张树声临终之际，留下了一道《遗折》，请求朝廷在自强改革路线上摒弃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条，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度。张树声说：议会制度是西方强盛的根源，唯引入议会制，才能完成自强改革谋求国家富强的目的。这是帝国封疆大吏首次明确提议开设议会。

    回溯议会政治在晚清中国的流传和认识过程，可以清晰地窥见一条近代化转型的歧路。

    徐继畲：西土之桃花源有一种议会制

    1844年1月的厦门气温微冷潮湿，美国传教士David Abeel再次偶遇福建巡抚徐继畲。这位“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高级官员”，如往常一样拉住David Abeel，要他将西方世界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细细讲来，最后，他们渡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提出，拿一本地图集，向他说明最感兴趣的各个地方和区域。对此，他欣然表示赞同。我们尽量（使语言）简洁，在一个下午时间内，给他介绍了尽可能多的基本情况。”

    当然，David Abeel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他送了巡抚大人一本《新约全书》，然而，“他对了解尘世间各国的状况，比聆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
 
    五年后，徐继畲写了一本名为《瀛寰志略》的著作。

    这本书给徐继畲的仕途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却赢得了美国人的好感，使他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成为一个传奇。因为他在书中如此描述了美国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徐并不将西方视为蛮夷。《瀛寰志略》里详细描述了英国的议会体制，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并强调这种体制在欧美世界早已普及——“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徐还告诉国人，在西方存在着一个真实的理想国——瑞士国依靠民众推举的“乡官”治理国家，“不立王侯”，“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乃是“西土之桃花源”。

    然而，与其说徐是在赞美西方，倒不如说是在缅怀儒家三代时期的政治理想。正如伏尔泰时代的欧洲把清朝的皇帝们幻想成品德最为高尚的哲人王一样，徐继畲同样在按照自己的需要美化西方——譬如赞美西方“关有税而田无赋”。轻徭薄赋恰恰正是儒家政治理想中盛世的重要标准，华盛顿的禅让更是“三代之遗意”——尽管欧洲的田地其实是有赋，华盛顿不做总统与禅让也完全是两码事。徐不过是在借西方开化之酒，浇自己胸中东方帝国迷失的块垒。至于学习借鉴，则是远远是谈不上的。在1850年因洋人租住福州神光寺而引发的那场严重的驱逐洋人出城的“神光寺事件”中，罢官回乡闲居的林则徐因为主张强硬驱逐而被朝廷重新启用，徐继畲则成为林的反面，丢了乌纱——然而，与林则徐一样，徐继畲同样力图驱逐洋人，只不过希望缓办，不想硬来罢了。徐继畲并无意拥抱西方。

    《瀛寰志略》说到底是只一部世界地理常识普及读本，并无深究西方近代政治制度本末的意图。同时代的林则徐、魏源们也都曾提及议会，和徐继畲一样，其目的也仅仅只是为了了解敌人，并无丝毫移植或者借鉴的意向。所以，在徐继畲之后，随着自强改革的启动，西方的议会制被国人遗忘了整整三十年。

    自徐继畲之后近30年，中国士大夫几乎无人提倡议会民主。

    英国传教士184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是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接触的最前端的文化中心。1859年，王韬、蒋剑人与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内闲谈，伟烈亚力与他们谈及西方男女平等的思想以及君民同治的理念，蒋剑人很不以为然，反驳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英之议会，如使行于中国，大乱之道也。”伟烈亚力回应说：西政的长处正在于尊重民意，“下悦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揽其权”，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所应该效仿的。然而在王韬看来，这种议会民主并不适合中国国情，“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国则不能也。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
 
    对议会制的接受与对自强改革的失望是同步的。晚清知识分子曾热烈期盼在坚守既有的制度文明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的技术文明，迅速实现帝国的中兴。现实带来的，则是一次次的失望。1882年，王韬将自己十年来在《循环日报》所发表的文字辑为《弢园文录外编》发表问世，已完全抛弃了当年“议会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看法。全书以西方议会为中心，大谈英国的政治特色为“君民共主”。

    王韬说：英国之强盛，所倚仗的，不过是“上下情通”：“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议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可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可行。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王韬认为：君民共主则国家强盛，君主专制则国家腐败。并举普、法两国为例，称1870年普鲁士之所以能战胜法国，即因为前者为“议会君主制”，后者为“专制君主制”。所以，“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求他术也”，只需实行议会制度。

    1884年引发朝野唏嘘的两江总督张树声的《遗折》，与王韬的观点相差无几。《遗折》如此说道：

    “微臣病势垂危，谨伏枕口授遗折，望阙叩头恭谢天恩……臣以寒素，起自兵间，荷列圣拔于庸众之中，……如臣遭遇之隆，夫复何撼。然而眷眷愚诚尚有不能恝然者，则以外患日亟，寰海骚然。皇太后、皇上宵旰忧劳，而臣犬马余生，竟先填沟壑，报效无期也。

    溯自五洲万国通市款关，泰西之人负英鸷之性，扩富强之图。由制器而通商，由通商而练兵，挟其轮船枪炮之坚利，以与我中国从事。数十年来，俄罗斯侵略轶于北方，日本窥伺于东海，英吉利由印度缅甸以规滇藏，法兰西据西贡海防而谋滇粤。雎盱忸状，日益难制。而中国蹈常习故，衣冠而救焚，揖让而拯溺，其何以济耶？

    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是恃欤？福州马江之役，聚兵船与敌相持，彼此皆木壳船也。一旦炮发，我船尽毁，此亦已事之鉴矣。今台湾告急，援济无方，窃虑琼州将踵其后。若敌得志，台琼祸患之殷何可推测。此微臣所以终夜感愤，虽与世长辞，终难瞑目者也。

    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尊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1884年人生最后时刻的这番哀言，并不意味着张树声真的了解议会体制。许多年前，张曾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撰文称“为政之道在于养民”；1878年论及自强之策时，张又曾如此说道：“论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 自强之道，除练兵、造船、简器数端外，原不必一一效法西人”。所以，说张树声主张采纳“西体”，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只是一种误解。在张看来，自强运动要想取得成功，需要坚持三点：一是坚守中国的固有政治文化；二是引入议会制度，三是采纳西方技术。

    在张树声这里，议会制只是一种服务于自强改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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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启、胡礼垣：议会政治的核心是倡导民权

    何启与胡礼垣早年同为香港皇仁书院的学生，日后，何远赴英国取得医学及法律学位，胡则在香港《循环日报》担任翻译。1887-1901年间，何、胡二人撰写了大量时政改革的论文，后汇辑成《新政真诠》一书出版。二人的政论广泛流播于晚清知识分子们中间，尤其是二人对议会政治的论述。

    何、胡二人受过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的影响。所以，在谈及议会政治时，并不如张树声等体制内人士那般，仅仅将其视作达成“君民一体”的手段。在何、胡看来，近代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他们重视“民权”——西方因重视民权而强，中国因忽视民权而弱，中国若要自强，必须重振民权，而重振民权的不二法门，则是开设议会或者国会。“设议院，立议员，复民权”，才是中国未来的光明大道。
 
    将“民权”与议会政治结合起来论述，是何、胡二人对晚清政治思想演进的巨大贡献。由此，议会政治不再仅仅作为“晚清自强改革的工具”而被提倡，而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新政治思潮。

    可想而知，何、胡二人关于议会政治的核心在于“发扬民权”的观点，必然遭遇体制内儒家知识分子们的抵制。恰也正是因为民权论流播甚广，所以，如张之洞这般的重臣也不得不站出来明确作一番抵制。张在19世纪90年代与康、梁一起以改革派的面目活跃于政坛，但张认为，议会最重要的作用是实现“君民一体”，而不是“复民权”。在《劝学篇》中，张如此说道：

    “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庆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子不从父，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

    也许正因为议会政治已与民权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原本对议会政治并无成见的张之洞，此时却明确表示：“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国会绝无必要”——不但拒绝“民权论”，连“君民一体论”也彻底否定了。。

    作为回应，何、胡二人也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如此说道：

    “夫议院之设，所以宣上德，通下情也。民权者，合一国之君民，上下一心者也。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苟复民权而设议院，则兴利除弊，雷厉风行，远至迩安，君民惬洽，诚中国之福也。”

    话虽然说得委婉，没有张之洞那么杀气腾腾，但对民权的坚持，却毫不动摇。

    张朋元教授曾如此评价何启与胡礼垣在中国近代议会政治理念演进中的地位：“何、胡以权利与议院相结合，有其划时代的意义，是议院论的又一次突破。此后之谈议院者，不能不强调权利；谈权利者，必要求开议院，中国之走向议会政治，就显得更有声势。”换言之，自此之后，近代中国之谈议会政治者，已无法无视议会政治背后的自由、民权理念。议会政治不再
 
    政治投机者康有为使晚清错失议会政治之路

    1840年代，徐继畲只是单纯地介绍了议会政治；30年后，张树声们希望用议会政治来修正和挽救久无成效的自强改革；直到1890年代，国人才逐渐真正理解议会制度的真义——它不是一种可以简单移植的政治工具，而是一种需要认真学习的政治文明。

    1890年代，由此也成为中国近代最有可能实现议会政治的时代。用张朋元教授的话说，是“思想界开国会的观念在19世纪90年代大致已经成熟”。戊戌维新旗手康有为在1884-1898年间，先后七次上书清廷，呼吁政治改革，其中四次上书均重点提到开设国会或者议院，认为中国自强之道，必须“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但从第五次上书开始，康有为即闭口不谈议会或者国会，转而极力劝说皇帝开设制度局。在《自编年谱》中，康甚至说：当时有大臣给皇帝递折子请求开设议会，是自己鼓动皇帝拒绝了这些建议。

    维新失败之后，康有为曾解释过自己为何反对议会政治，理由是：朝中“旧党盈塞”，强行开设议院，乃“取乱之道”，即便最终开设了起来，“议院亦徒存虚名而已”，更何况，中国“民智未开”，开设议院的条件尚不成熟。

    康的辩解是无力的。因为他用来取代国会的机构，是一个叫做“制度局”的东西。这个机构的性质，是维新变法的总司令部；下设十二专门分局，负责各项维新事宜，地方则一律开设民政局与新政局，推行新政。按史家黄彰健理解：开设制度局，是康有为在企图架空国家自中央到地方的所有行政机构——既然朝中“旧党盈塞”，那么，开设国会和开设制度局，哪个招来的阻力会更大？

    真正的理由是：康有为受到了皇帝的召见——康在野时极力宣传上下两院的议会政治，提倡民权，希望以民权约束君权，进而推动改革；被召见之后，受到君权的青睐，遂弃民权与国会于不顾，一意要做帝师和开设制度局。这一点，在别的地方同样可以窥见：被皇帝召见之后，康有为迅速组织人手将自己著作中那些提倡民权的句子改窜为“尊圣扶教”的言论。

    一个维新领袖，没有坚定的政治理念，可以随时势动荡和个人浮沉随意改变自己的政见，这样的人，总不过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以此反观康有为在戊戌年之前那些提倡议会和民权的言论，或者其不过是在赶一场政治时髦罢了，民权政治从来就没有真正变成康有为的政治信仰。中国没有能够在1890年代完成议会政治，此后，更好的时机再也没有到来。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