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玉池老人，湖南湘乡人。道光丁未（1847）进土。1854至1856年佐曾国藩幕。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1863年任广东巡抚，1866年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旋出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
1876年，“天朝上国”终于向西方派出了他的第一位驻外公使。
促成此事的，是上一年发生在云南的“马嘉里事件”——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里等人到云南“考察”，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而被杀，酿成严重外交事故。最后以清廷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屈辱了结。条约要求清廷须派员前往英国“致歉”，遂有郭嵩焘以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的身份出使英国一事。同行的还有副使刘锡鸿，后改任清廷驻柏林公使。
这本该是近代国人详细了解西方的大好机会——无论是将其当作敌人，还是学习的对象，最基本的了解都必不可少。但遗憾的是，郭嵩焘与刘锡鸿，这两位传统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却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最后，刘锡鸿得胜还朝，郭嵩焘则收获了万夫所指。
此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清晰地昭示着自1840年打开国门至今垂40年来，清廷在“改革”层面，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从理论上证明西洋各国的所有成就，仍然不出清廷所固守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范囿，而且也“成功地”证明了清廷所固守的这一传统意识形态，仍然是具有普世性的“天下之至道”。而任何敢于挑战此节者，最后都不免沦落到郭嵩焘那般的凄凉结局。
世袭之政的忧患
未出国门，已是“人神共愤”
虽然驻外公使任命早在1875年的8月份即已下达，但郭嵩焘在等待确定行期的日子里，却越来越无意出使英国。任命之初，就有舆论讽刺他此行无异于自取其辱；1876年3月，他在总理衙门目睹了英国公使威妥玛气焰之嚣张，署中诸公俱都唯唯听训，又深有气短之感。
此前，郭氏已屡次在公开与非公开的场合指责过朝野士大夫们的愚昧无知，一味地仇恨洋人，但又怀抱着天朝上国的矜持，死活不愿意去了解洋人，于是乎局面就成了：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这些言论，刺激了许多人脆弱的神经，自然也就招来了无尽的毁谤。
目睹内外交困，士大夫们唯知愤愤然横议误国，郭本人也情绪恶劣，意兴阑珊，想要借病引退。但文祥等总理衙门大臣很清楚，除郭嵩焘以外，恐怕是再也找不到愿意出使之人，所以坚决不允辞职，只批病假。辞职与不许辞职的拉锯战，一直从三月持续到了七月。
后世某段时期的近代史著作，一律将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心态描述成“义无反顾”，心意自然是好的，为着塑造一个最完美的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形象；但不惜违背史实，则未见得是著史者应有的做法。留存郭的这段犹豫，又有何妨——胞弟郭昆焘曾在一封信里如此理解兄长一意推辞出洋的心境：
“家兄之决计乞退，实因洋务无可办法，又无可与言者，却非避出使之艰难。”
到了9月，慈禧决定召见郭嵩焘，以作安抚。慈禧对郭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出使）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的辞职之意，至此才彻底打消。
出发前夕的10月31日，太后再次召见郭嵩焘，安慰他说：“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道什么。”郭嵩焘忍不住当着太后骂了一通主流士大夫，说他们“不知事小，却是一味横蛮，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
——这年8、9月间，在长沙参加乡试的湖南士子闻知“知名士大夫”郭嵩焘即将前往西洋，担任驻英国公使，俱都怒不可遏，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我京师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遣使节常驻蛮夷之都的道理；何况郭嵩焘此行，还负有就“马嘉里事件”向英国道歉的使命，更加刺激这些“爱国士子”，他们组织聚会，痛诋郭嵩焘，并结队前往长沙玉泉山，扬言要彻底捣毁郭家的住宅，郭氏为此一门受惊不小。未出国门，郭氏就已落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在上海侯船期间，郭嵩焘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去信一封，可以窥见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内心的波澜起伏：
“幼丹（沈葆桢字幼丹）尚书同年大人阁下……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
虽已因为这次出使而不被家乡父老当作人来看待（“更不复以人数”），郭却转而担忧：“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自己遭遇如此，可窥天下人心，举国愤愤而无理智，洋患如何能息！
[NextPage] [NextPage]一部日记，“不知是何居心”
1877年1月，郭嵩焘乘坐的Travancore号邮轮抵达伦敦；4月，正式就任驻英国公使。但到7月即遭到国内官员的弹劾，随后又连续被副使刘锡鸿密奏“举报”。不到两年，郭嵩焘即被迫匆匆回国。
个中原因，梁启超当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当中已说得很明白：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所谓的“游记”，实名叫做《使西纪程》，是郭嵩焘自上海乘船到伦敦50天的日记，不过两万余字，由他本人整理出来之后抄录寄给总理衙门刻板刊行。结果，这本小书却引起了满朝士大夫们的极度愤慨。著名学者李慈铭如此记载这场风波：
“《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造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郭嵩焘本来计划到西方后，每月编成一册日记，交给总理衙门出版，用作讨论研究洋人事务之用。孰料出师不利，《使西纪程》犯了众怒，逐月编写日记的计划只好就此搁置。
承认洋人是“人”，于是成了“汉奸”
《使西纪程》里说了些什么？
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旧历），参观了伦敦邮政局之后，郭在日记里写道：
“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远至数万里，近至同居一城，但粘信票其上，信局即为递送，每岁所入千数百万磅。……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西洋国家的富强，建立在他们“便民”的基础之上——郭嵩焘对自己这一发现极为重视，进而产生了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多次向伦敦的英、日学者及官员请教。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旧历），郭嵩焘与一干中、英友人讨论英国税务，得知英国官吏月薪300磅以上者，也都必须同等纳税之后，感叹道：
“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氏对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很感兴趣，稍后，他兴致盎然地参观了英国下议院的运作，旁听了议员们对英国“兵部尚书哈尔谛”的种种辩驳诘难；进而还考察了英国的两党制度，殆至这一年的12月19日，在与日后出任驻得公使的李丹崖探讨英国政治风气时，郭已经俨然是一个“英国通”了。
李氏问：英国在朝、在野两党平日和谐共处，遇到国事则各持己见，互不想让，最后投票以人多者为胜，败者平静接受结局，并无愤懑不满继续为难者，“不知何以能然？”
郭氏如此回答：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巨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三代之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的终极理想，郭嵩焘却说“蛮夷”政体之优良非“三代”所能及，这种赞誉显然刺痛了国内士大夫们脆弱的骄傲，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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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郭还在继续说：
“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以推衍无穷。
“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这话的意思，显然是在挑战传统士大夫们的“夷狄观”。直到光绪六年，“国家级”学者王闿运还在其《湘绮楼日记》里如此批判郭嵩焘：
“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
王闿运坚决不肯承认西方人是“人”，而坚持认为他们仅仅是“物”，不过是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罢了。
郭嵩焘深知王闿运的观点市场之大，光绪四年的时候，他就哀叹过：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郭氏远在英国，但也应当想见得到，他的这些言论，已足以点燃大洋彼岸一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的愤怒——同行的副使刘锡鸿，即已在使馆内部高调宣布与郭彻底划清界限：
“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批判改革，终成众矢之的
“汉奸”郭嵩焘却意犹未尽，终于将他批判的锋刃挥向了“同光之治”的根本重地——晚清自强改革。
在一封自伦敦寄给李鸿章的书信里，郭嵩焘对自强运动领袖彻底否定了以仿造“坚船利炮”为核心的晚清自强运动：
“……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一闻修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
与此同时，国内士大夫对郭的攻击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个开明人士，也上疏弹劾郭嵩焘，说道：
“《纪程》之作，谬轾滋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于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意思是说：朝廷禁掉郭嵩焘的书，还继续任用他，恐怕无法给汹涌的“民意”一个交待。
朝廷的“交待”于是应运而生。曾慰言“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的慈禧太后，这一次的诏书却声色俱厉：
“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 姑念郭嵩焘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其在，不能屡邀宽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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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学习才能强大
作者简介：
刘锡鸿，原名锡仁，字云生，广东南海人。道光戊申（1848）举人。1876年任驻英副使，因与正使郭嵩焘不和，次年该差驻德柏林公使，1878年召回，改官通政司参议。1881年因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被慈禧斥责为“信口诬蔑”而革职。
同使西方，结论南辕北辙
随郭嵩焘一同出使的副使刘锡鸿，后来成了中国的第一位驻柏林公使。这位广东番禹人在咸丰同治年间只在刑部做过员外郎一类的小官，并无郭氏在朝在野那般显赫的名声。其能成为使团成员，缘自个人自荐和郭氏的举荐。
但出洋之后，郭氏很快就开始后悔自己举荐了刘锡鸿，他在日记中写道：“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有益处，不似刘钦差身行数万里，见闻尽广，一意反手关自己大门。”郭嵩焘认为，刘锡鸿的种种举止，动机在于：“其心必不欲使中国窥见西洋好处”。
与郭嵩焘类似，刘锡鸿出使期间也写下了一本《英轺私记》，详细记录了他眼中的西方世界，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解读。
于是，历史留给了后人中国近代最意味深长的一幕喜剧：郭嵩焘与刘锡鸿，相同的知识背景，相同的旅程与游历，但最后，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却完全南辕北辙——郭嵩焘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远胜中国上古三代之政，刘锡鸿却说：“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才能得出“英国富强是因为学习中国”如此荒唐的结论？
荒唐逻辑，西方文明是中国“圣教”所结出的果实
刘锡鸿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荒诞之处。
富丽堂皇的汉白金宫，整齐干净的城市街道，彬彬有礼的伦敦市民，以及风驰电掣的列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如此种种，一种完全陌生的鲜活的先进文明，被放置在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刘锡鸿面前，他的认知系统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无非有二，或者承认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如此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夷夏观念”，放弃天朝在“开化层面”坚持了数百上千年的自尊和骄傲；或者是找到某种逻辑，将这种西方文明纳入到中国传统的“夷夏”文明系统中来，重新肯定“圣人之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刘锡鸿很自然地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他用一种自己所特有的“逻辑”，把他所见到的西方文明，统统解释成中华传统孔孟圣贤之道的产物，进而由此“成功”捍卫了“华夏文明”的中心地位。
刘的具体“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他承认自己所见到的英国政治风俗有值得称道之处。他在《英轺私记》里描述道：英国的政俗，除了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不讲究以外，其余贵贱层级与中国无异；而且没有闲官，没有游民，没有残暴不仁之政，到伦敦两个月，出门很多次，未见人语喧嚣，也没有见到神情愁苦的落魄之人。
但刘的笔锋忽而一转，说道：如今西洋的风俗，“以济贫救难为美举”，这其实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仁”的一种表现；西洋人还重视“仗义守信”，这其实则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义”的一种表现。进而，刘氏对洋人提出了自己的殷切期望：如果他们能够将这些他们所了解的圣人之道继续发扬光大，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文明层面上步入更高的境界，并创造出一个雍容齐整的和谐社会。
如此，刘锡鸿就把西洋文明的全部成就，都纳入到了孔孟圣贤之教的名下。接着，他“解释”了西洋人为什么会懂得中国的圣贤之道：“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顺，重洋慕化……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于是乎，刘锡鸿不但消解掉了西方文明给自己的认识结构所带来的冲击，而且还重新获得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西洋文明愈强盛，就愈能“证明”中国“圣教”辐射四海的强大。最后，这种“逻辑”诡异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西方文明越是先进，就越能证明“圣教”的光荣正确，也就越能证明我泱泱中华“用夏变夷”的能力之强大，愈能证明我泱泱中华是当仁不让的“天下”文明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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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只学到“圣教”皮毛，中国无需向其学习，更无需改革
刘氏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西方政俗是好的，而且同样是中国“圣教”的产物，那么，中国可不可以学习西方文明呢？
刘氏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他一再提及“西洋之政……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但在他看来，西洋人对“圣教”的理解仅仅是皮毛而已，与我泱泱中华对“圣教”的深刻认知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强为强……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既然西方的强盛是“圣教”的功劳，而且洋人所学的只是“圣教”皮毛，不值得学习，那么，该如何挽救国势的糜烂与颓唐呢？刘锡鸿的意见是：现在朝中洋务官僚所讲求的“西学”，不过是低级的“百工技艺之学”，治国的根本，在于“端正士习人心”——如果抽去言论背景，刘氏这段话今日看来仍然不无道理：“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机器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郭嵩焘也在批评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但郭批评的立足点是：西方民主政治有许多更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才是自强之道。而刘锡鸿批判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却是为了肯定自己这一政治立场：“祖宗旧法皆有深意……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只要剔除现有政治中祖宗之法里没有的，恢复祖宗之法里被遗弃的，天下即可大治，如果还改弦更张搞什么深度改革，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必至天下大乱。
刘氏还举例说：“我乾隆之世，非有火车，然而廪溢府充，民丰物阜，鞭挞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贡而称臣。”所以，中国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回归“祖制”；不需要学习西方，只需要认真学习“圣教”。
因为：“圣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孤芳自赏能走多远
《使西纪程》毁板后不到一年，赞扬西洋政俗开明，批判自强改革太过肤浅的郭嵩焘即从公使任上被撤回，此后，虽屡有封疆大吏如沈葆桢等极力推荐，亦未能再获起用。
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将西方文明解释成“圣教”之成果，要求固守祖制，反对改革的刘锡鸿，回国之后则做了光禄寺少卿。
殆至1900年，当整个北中国被一种狂人的国粹情绪所笼罩之际，有刑部郎中左绍佐又记起了1876年曾引发举国公愤的郭嵩焘，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疾呼：
“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此时，距离郭嵩焘去世已有十年之久——那是在光绪十七年，李鸿章等人请求朝廷按例给郭嵩焘立传赐谥，朝廷的答复是：
“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在朝廷给去世的郭嵩焘如此一个答覆之后十年，它们给了世界另一答覆——
漫山遍野的“义和团”。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