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华
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二元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无论是城市精英前往乡村田野实践一种社会抱负，还是乡村民众进入城市工厂寻找一种人生希望，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次次冲动无不刺激着中国社会这个母胎的不停辗转。乡村的社会文化和乡村的生活世界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家园，还是一种侨寓者返身其中的痛苦失落式的荒原，沈从文、鲁迅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借助小说文本进行着各自不同的言说和想象。
一般来说，大众传播的内容无外乎集中在“信息”、“焦虑”与“娱乐”三方面。乡村小说是想象乡土的一种工具，乡村视像是影响大众的一种方式，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找一个最好的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精神娱乐。
大众娱乐在乡村与城市中都司空见惯。“小城镇”、“人口流动”、“乡镇企业”、“新型农民”、“村民自治”等关键概念在上世纪末的涌现，标志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革。乡村在惊喜与模糊中开始审视城市，他们不再对城市生活方式加以敌视，而是作为一种先进的生存方式去体验。从物质丰富的崇拜到精神娱乐的满足，中国乡村社会那种靠向城市的冲动早已按捺不住，它们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接受他人的“装扮”，并不时地自我“装扮”。那么，城市对于乡村如何治理呢？传统乡村的治理是城市精英管理与乡绅给予协助的方式。解放后，国家动用组织的力量开始对农村全面渗入，从经济生产到文化生活进行完整管理，组织权力在农村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上世纪末，商业文化开始扮演一种强势，市场和商业在农村的经济生产和文化生活中开始施加影响，组织权力渐渐退居“幕后”进行政策制定和管理服务，尽力地为市场“保驾护航”，让民众自己来进行治理和作业。
在城乡互动、组织权力与商业权力分工、以及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专业化的历史语境中，中国乡村娱乐呈现出一些必须言说的特征。
视像主导：中国乡村娱乐的一个缩影
既没有南方许多乡村那样高度现代，也不似边远乡村那样低度现代，苏北Ａ村既兼具现代特性与村落特性，转型迹象明显。Ａ村距离最近的中心城市三十余公里，进城主要借助公共交通，但是周边四公里内分布着三个小城镇，上街步行或者骑自行车都很方便；全村有３７户人家，１５７位乡民。长期外出打工共３０人，其中２１人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当家人，岁数在２０－４５岁之间；主要依赖农业收入，但是从事农业劳作的人力逐渐流向城镇，乡民自主支配时间增多，３５岁左右以下的乡民不喜欢劳作，也不再熟悉农业劳作，乡民收入户均年净收入８０００元左右。
本研究走访了数位不同年龄、性别、文化层次的乡民，发现乡村娱乐活动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阶段性，即娱乐时间趋于标准化，以往民间艺术、传统节日形成的“狂欢”逐渐逝去，国家法定节日和一些“洋节”成了乡村娱乐的“借口”。二是繁荣性，即娱乐呈现一定的繁荣景象，串门、赶集、进城、看电视、上网、打牌等都是普遍的选项。三是混合性，即传统与现代方式并存，在现代工业理念与消费主义的冲击下，现代娱乐方式逐步占据主动。最重要的一点是，视像逐渐主导乡村娱乐。所谓视像主导，即电视、网络等承载着静态尤其是动态影像的媒介“接管”了乡村日常娱乐。乡民闲暇或者休息之前总要收看电视，这成了一种日常生活；青年人回归乡里总要观看一些录像影片，或到乡镇县区“Ｋ歌”上网，也成了一种习惯。
１．从官方组织到乡民自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乡民娱乐呈现着有序状态，除了家庭内部或者乡邻们聚集聊天，群众性和组织性的文娱形式是乡民休闲的主要方式。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回忆：
文化大革命和‘大包干’开始时候，大家伙闲着没事主要是瞎侃，或者去看电影、听大鼓，看来村里玩戏的，很多人凑在一起，很热闹，那些人歌唱得好，也很会说，现在见不到了。
这些组织性的休闲娱乐方式具有群体的共同性、有序性。各种文化价值与规范都通过主流的社会制度与机构来传递，这就使得传统农村的日常生活行事变得自然而然受到制约，不过，群体具有满足内在成员寻找“归宿”的心理期待，所以他们不觉得是束缚。然而，在现代大众媒介电视以及类似的商业影像的冲击下，当农村大鼓、唱戏之类集群式的娱乐活动无法生存时，乡民却很“失落”。正如加纳姆深信的那样，“政治性的传播被迫通过商业媒介来调教自己……公共传播已转化成消费主义政治。……在一个公共生活被私人化的家庭生活取代的社会里。公民被视为单个的个体，而不是公共中的一分子”。
无序与“失落”带来的是休闲状态的无指向性，在这种“真空”的间隙，乡村尝试着多种娱乐方式，所以麻将、赌博、迷信、低级趣味演出等都成了乡村娱乐的选项。
赌博成风，打牌还只是最常见也最不刺激的常规节目。近两年，家乡流行香港的六合彩，叫“买码”，已经泛滥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学者黄灯就说过：现代化的脚步并不会因为山村的遥远就停止造访，通过故乡的命运，我深切地感受到，农村就像一条没有任何保障的小船，没有舵手，没有路灯，也没有方向，正被现代化这股狂流冲得七零八落。
赌博、麻将、低级趣味的演出可以填补一定的娱乐，但是这些娱乐毕竟与社会普遍的道德诉求有所抵触，它们大多是隐秘性地或者在节日短暂的狂欢时才进行。因此，习惯了组织化娱乐的乡民，“自主”对他们来说却成了一种“无措”，换言之，“自主”应该是乡民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寻找另外一种娱乐方式来填补自身“精神休克”的那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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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从模糊无序到单项选择
在电视全面下乡以前，广播与报刊执行着关键角色。从村头到各家各户，广播曾经以“登堂入室”的高大身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每个听力正常的人都可以借助广播获取新闻信息、欣赏诸多广播剧与音响乐曲。依赖组织力量，报刊发行落实到基层生产队，乡镇将从县上发送来的报纸，送至每个行政村，并由村分发到每个“生产队”。那些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可以在“生产队长”处获得阅读报刊的机会，不过阅读报刊打发闲暇的娱乐方式是零星的，它受制于文化程度以及与“生产队长”的关系，于是，报刊往往变成了生产队长的“私人物品”。
借助声画并存、通俗浅显、内容多元等传播优势，电视逐渐在乡村娱乐休闲中占据主导。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前面所言的“乡民娱乐自主”密切相连。娱乐的混杂与无序迫使着一种娱乐方式来“统一”局面，于是，电视扮演了这一角色，以至于在今天的村落中，电视机依然是新娘陪嫁时的必需品，它既是乡民传达富足的载体，也是乡村娱乐依赖电视的反映。
在Ａ村，电视在跨世纪时基本普及，无线收视的人家约占百分之五十，基本可以收到中国内地高达三十余家电视台的节目。电视媒体将各种各样的全国性的空间浓缩在一个家庭之内，人们可以感受遥远地方发生的事件和形形色色的影视剧。在接触外界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信息之下，乡村生活与人际关系因此受到革命性影响，其娱乐方式的改变是主要表现之一。
以鲍德里亚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家认为，全球存在着一种由商品和服务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现象，人们受到了“物”的包围。但是，消费的不仅仅是某种物品与服务，而是体验着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体系，体验着一种文化、意义与身份。人们往往把消费当作一种破坏性的浪费，在浪费与花费中，填空着自身拥有的“闲暇”，不合理地利用自由时间，这样导致了“娱乐”的被扭曲。
消费现象在Ａ村也渐露端倪，经济发展了，金钱成了他们评判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学生余淼还说到：
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他们生活方式与观念的转变，……乡亲们口口声声谈得最多的是钱，很多亲情因为金钱而破裂。
传统街头集市的交流与交换的功能逐渐被商业化的单一功能取代，尽兴地吃、穿、玩、乐，就是他们认为的最好的娱乐。电视广告，尤其是电视剧中自身喜爱的演员的服饰、饮食，更是助长了这种消费主义，乡民也被电视传播当成潜在消费者去对待，娱乐在扭曲。
在Ａ村的感觉是，有钱人闲暇的时候，最直接的是到镇上或者城里去大肆地购物，电视上广告的方便面、高级饮料、品牌服饰、先进家电等对他们的选择影响颇大。一对三十来岁夫妻曾谈到：
我们去买东西，按照电视上的买，如果没有牌子的，就多花钱买好的，有点时间就是吃吃喝喝，穿点好的。
除了物质消费，电视上的流行娱乐节目也引领着乡民的精神消费。Ａ村存在着观看乡村葬礼的习惯，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乡民不是观看葬礼的仪式过程，而是死者入土前夜主家所操办的“夜间节目”，即请上一帮所谓演员来玩闹，这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户外娱乐。这些乡村演员们相声般、挑逗性的对答与走调了的通俗歌曲的演唱，吸引了他们，迎合着乡民的文化趣味，而这些趣味的培养正来自于每一个家庭中的电视。其中，电视流行节目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很大，城镇演出、流行歌曲等令他们向往，他们渴望早点出去打工，在家里没有足够零花钱去镇上娱乐，结果就是与父母闹矛盾。
作为一种家用媒体，电视改变着娱乐方式，让现代村落娱乐从室外走向室内，从聚众聊天到分割收视。这是转型期乡村娱乐的一种表征。
传统的村落娱乐都在室外，大家聚集在一起聊天。如今，一天黑，人们就打开电视在各家内部进行消遣、愉悦，互不“侵犯”。以欢度春节为例，以前人们除夕夜都互相串门、聚在一起，现在人们大多在家中收看联欢晚会及相关节目。
休闲方式从集中的群体聊天到分散的家庭内部娱乐，从传播形态来说，休闲方式从口语传播转向了大众媒介传播，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即使交流也多是讨论电视中的节目内容、所涉及的重大新闻事件与人物、影视剧中的人物与话题。“这是一个能维持和保护个人快感与社会成见的世界，并能让它们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当个人与家庭建构的世界被社会忽略，并逐渐地被边缘化，这种视像主导的娱乐状态该如何评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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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乡村娱乐变迁研究一起思考：
文化、变迁与治理
乡村大众文化生活是文化研究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著述颇多，其中代表人物有霍尔和费斯克。针对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的历史语境，两位学者论述的角度都侧重在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上，其中，乡村娱乐活动俨然成了一个文化争夺场。
霍尔认为，近代以来，大众文化逐渐服从主导文化，在使工人阶级融合到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斗鸡、猎牛和其他乡村狩猎被现代足球所取代，传统的乡村足球也被现代足球联赛规则高度地规范化和系统化，按照普遍遵守和参照的规则来集中进行管理和组织，“传统的比赛成为主导阶级和政权大规模攻击的目标——这是对大众娱乐所发起的全面进攻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是较为贫困的阶级道德化并使他们养成更加规范而勤勉的习惯。”“这不仅是从一种娱乐方式到另一种的变化，而是不同历史时代的变迁。斗鸡成为违法的活动……因为一些‘上流人士’掌握了更具有都市特质的习惯和标准强加于乡村生活的手段（指国家和法律的变化），因为‘文雅’（或彬彬有礼）具有了一种庄严的源于福音的新内容（指宗教及态度的变化）。”（霍尔《大众文化与国家》、［Ｊ］《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文化研究学者费斯克指出，十九世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所形成的阶级差异威胁着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社会的秩序。除了重组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以求工作环境改变或减轻这种威胁之外，资产阶级的规训转向了那些被统治阶级的休闲层面，采用两套策略为乡村娱乐消遣赋予他们的意义：一套是压抑性的立法措施，另一套则是私自挪用。通过挪用策略，形形色色的“粗俗的”、无法控制的休闲追求，能够更体面些并被规训化。他们主要是采取道德、法律和秩序、新教工作伦理的话语形式，而非阶级利益话语。例如，关于斗鸡这种乡村娱乐，英国大多数乡村的悲惨状况和犯罪行为都归之于斗鸡的恶劣影响。贫困本是由于特定的经济体制，却将其置于该经济体制受害者的休闲实践，这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策略。关于纵狗咬牛，被认为是残忍不道德，将游手好闲以及毫无纪律的人吸引一处，脱离职守，放荡残忍。观看如此野蛮表演，淫荡酒馆，虚度光阴。这就抵牾了有生产价值的劳动，能够为资产阶级创造利润的劳动。
大众的快感被视为在社会秩序之外并因而威胁它。于是，身体的快感与无度——酗酒、做爱、懒散、粗暴——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个人身体的快感构成了对身体政治的威胁。于是，乡村的娱乐活动被资产阶级的一套原则体系重新赋予意义。集市被逐渐以道德、节制与秩序的名义加以禁止。节假日也被官方的、民族国家层面的节假日所替代。显然这里存在一种希望，由上方指定的“官方节假日”，要比由下面的劳动力所促成的大众的节假日，更容易顺从于规训。节假日的官方意义是身心调节并能够支持工作伦理；节假日的大众意义却是身心解脱，是一种狂欢，从工作规训中的解脱。
值得一提的是，与霍尔不同，费斯克却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意义的对抗与角逐。规训与社会控制的力量和无秩序与大众的快感所产生的力量两者之间一直在对抗。
由此可见，霍尔和菲斯克都认为乡村娱乐变迁是社会系统更替的生成，属于一种阶级建构，而非一种自然而然发生的社会现象。传统乡村娱乐逐渐被资产阶级所操纵，根据特定的工商业利益与文化诉求进行必要的改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这些娱乐逐渐地消亡或者被收编，以另外一种面貌在另外一种文化秩序中生存与发展。所以，文化研究学者们呼吁“工人阶级的文化”、“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来克服资产阶级的文化控制，也就不足为怪了。
具体到中国乡村娱乐变迁，也是和整个社会的治理变迁与时代环境相互关联的。中国乡村改革反映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多少作出了调整，为经济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便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面临国际经济发展，“刺激国内消费”、“开发农村市场”等等，要求消费与商业“下乡”的呼声成了社会的共同认同。农村市场的存在是农村经济改革的成果，如果没有农村的发展，消费与娱乐将成为“无源之水”。伴随行政组织逐渐“隐退”，商业消费的“侵袭”，乡村娱乐作出自愿或是无选择的调整。城市化与工业化带来了民工潮，架构了一道城乡娱乐对流机制，在乡村实验着城市中感受到的娱乐。现代大众媒介尤其是视像，开始在乡村人们的召唤下轰然而来，同时商业文化也欣然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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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休闲”：“工业化”与“人的全面发展”
笔者一度试图利用“休闲”来观照中国乡村娱乐，现在想来值得再斟酌。在我国，“休闲”作为一个概念，与“娱乐”内涵一致，同指精神享受。但是，“休闲”已经成了国外不同学者关注的焦点，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原始社会没有时间，想要了解那里的人们‘有’没有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在那里，时间只是重复式集体活动（劳动、庆祝的仪式）的节奏……在那里，它和金钱一样并不存在。……相反，时间和金钱的类比则是对‘我们的’时间进行分析的基础，而且可能包含着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重大鸿沟，决定性的鸿沟，因为消费社会的那些基础性选择就是建立于其上的。”鲍德里亚把“休闲”规定为与劳动时间相对应的自由时间，是在劳动时间之外的自由时间，是对自由时间的支配。在消费社会中，自由时间“不仅成为经济交换循环中的商品……而且成为休闲中获得社会交换价值（名誉游戏价值）的符号和符号材料。”（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马克思对于休闲没有直接的界定，但他的论述为我们把握休闲提供了思路，一是从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关系看，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加，为休闲提供必要的客观基础；二是从人的生存价值角度来看，休闲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人们在休闲过程中体验和享受到了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马克思认为，休闲目的之根本指向在于人本身全面、充分的发展。休闲成了“人之为人”过程的重要舞台，与人类劳动具有同样的价值，是一种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也是促进文明与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
因此，学术意义上的“休闲”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生产与消费的语境中发生，研究工人闲暇生活的概念，而对于我们依旧处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过渡的乡村来说，言谈“娱乐”活动更为恰当。不过，我们可以将“娱乐”置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框架下提倡。
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在得到一定的提升之后，农民拥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而这种闲暇时间成了日常变革的前提和基础，他们可以进行一定的自由娱乐。
但经观察，现代村落的乡民大多没有娱乐休闲的概念，或是认识十分局限。首先，虽然有了一定的闲暇，娱乐已经是很自然的行为，但是乡民依旧认为这是城里人的事情，在乡村与“二流子”、“不务正业”共勾连。其次，乡民大多认为，娱乐休闲就是打发时间，就是休息、睡觉、玩乐。对于自由时间的利用也是随机与盲目的。他们闲着没有事情的时候，或者干一些不必要的杂事，或者躺在床上休息、发呆。其实，休闲是人价值的体现，有异于虚度，正如美国当代学者Ｓ·沙耶斯所说的“与休息和睡觉不同，这种活动并不是人类的一种本质需要，不是人类生活本质的一部分。相反，休闲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活动空间”。如果乡民的意识中，娱乐只是一种对时间的随意耗费，那么与休闲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人生存价值的体现”等主旨是相悖的。
另外，之所以不使用学术意义上的“休闲”，在于乡民对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把握依然模糊。传统中国农村向来秉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观念，其实这种观念折射的是传统村落对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混为一谈。其实囿于生活压力，也不能够作区分。这种传统意识依然在现代村落上空飘荡。
结语：视像传播与日常娱乐
现代乡村娱乐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改观，但是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他们精神生活带来更多的实惠。乡村通俗文化逐渐被消费文化所收服，乡村社会的娱乐空间逐渐被以视像为主导的现代大众传播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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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主宰的时代，广播、露天电影与地方戏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村民没有对抗的意识。按照学者王斑的说法，这是一种美学政治，这就解释了各类媒体为什么能够产生情感效果、产生幻想的力量，以及在塑造真正觉悟和政治情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那些时代，观看革命电影等中国的大众文化活动是一种公众仪式，将快乐原则与意识形态结合一起。后来，娱乐逐渐地被商业消费纳入自身的版图内进行谋略的时代，商品、广告、大众文化等现代元素逐渐占领乡村的空闲时间。不论在生产上，还是在生活中，乡村、乡民都被纳入到资本再生产的体系范畴里面了。这个时候电视、网络、各类商业广告又成了资本“攻城拔寨”的“急先锋”。可见，大众传播在现代化的变迁中发挥着很大作用，也不断改变着休闲活动的空间，从乡镇到县城再到大都市，从政治领域到市场层面，不一而足。
现代乡村娱乐缺乏主体意识，或垂青于政府，或依赖于市场，这些都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有所偏差。转变娱乐观念，拓展娱乐资源，促进民间娱乐性团体的营建，以为优秀的民间娱乐注入精彩的时代养分，这或许是现代乡村娱乐所亟须的。
王华，学者，现居上海，已发表论文若干。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