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姚新勇
内容摘要：美国曾经是一个长期存在严重种族歧视的国家，然而却在国家遭遇巨大经济危机的时刻，选出了一位黑皮肤的总统。奥巴马的当选，无疑是“美国梦”、“美国价值”的胜利。美国梦、美国价值为不同阶级、不同族群的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既属于个体、又属于群体和国家的极具生命活力的共同的民族意识形态纲领，它询唤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成为、内化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
关键词 民族 意识形态 生产 美国
一
美国曾经是一个存在严重种族歧视的国家，美国的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族裔，更是曾经遭受过白人至上主义悲惨的蹂躏，与种族歧视同在，美国的族群问题也非常严重。尽管上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使得非洲族裔美国人的处境开始了根本性的扭转，但美国的族群矛盾、族群冲突并没有随之结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被严重的种族歧视笼罩的国家，一个现在仍然不同程度存在族群问题的国家，却不仅在前几年有了非洲族裔的国防部长、国务卿，而且今天还有了一位黑皮肤的总统。人们当然可以例举出许多促成奥巴马当选总统的因素：譬如奥巴马个人的风度、布什的共和党政府不得人心、经济危机、美国人求变的心理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奥巴马是由美国选民自由地投票选举出来的，而且是以压倒性多数当选的。如果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抱有种族主义偏见的话，奥巴马是绝对不可能当选的。
为什么一个自建立起就打上了种族灭绝、种族隔离烙印的国家，一个曾经长期存在种族歧视的国家，却在国家遭遇巨大经济危机的时刻，选出了一位黑皮肤的总统？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美国在短短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族群关系朝和谐方向的发展就出现了如此惊人的飞跃？
奥巴马的当选，无疑是“美国梦”、“美国价值”的胜利。它由两个基本方面构成：一方面是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理念；另一方面是这一理念紧紧地与美利坚合众国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里取得成功。不错，没有人能够否定美国梦、美国价值的意识形态欺骗性，更没有人能够否定以这一价值为自豪的国度内所发生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历史，乃至于当下和今后仍然还会遇到的种族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一核心价值为不同族群、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普遍的、共同的、争取自己权利和幸福的最高的、最为基本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这一最高理念，并没有不分种族、阶级、阶层而公正地落实于每个个体或每个族群，但是每个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个人和族群，却都可以以此为武器，声张自己作为人、作为美国人的权利，并通过努力与抗争推动这一崇高理念逐渐地在制度上更高程度、更普遍的落实。所以从族群关系的角度说，美国梦、美国价值为不同阶级、不同族群的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既属于个体、又属于群体和国家的极具生命活力的共同的民族意识形态纲领，它询唤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成为、内化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
意识形态询唤主体的说法来自于阿尔都塞。这种询唤不是简单的教条对人的直接的灌输或召唤，而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出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要求的主体的一套机制和一个不断的动态过程。不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阿尔都塞是强调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的主导性和被生产的主体的被动性，但是从他的理论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那些被生产的主体，并不是纯粹被动地听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加工的材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所以能够发挥为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出合格的主体的功能，是因为以文化（包括教育、体育、文化事业）为主要构成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千千万万的具体的个体，提供了将自己想象为一个自由主体的场域，在这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化场域中，每个个体不仅接受着国家意识形态观念的教育，而且更以自己的主动投入，在不知不觉间将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内化为自己的理念、价值和信仰。由此而言，特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有效与否，不在于它的“骗术”有多么高超，而在于它与其欲询唤、欲生产的个体间的互动机制是否有效、是否具有弹性和活力。
二
我们再返回美国的情况。虽然美国梦、美国价值与美国这个国家同时诞生，甚至更早，但长期以来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基本只是对美国白人而言，对于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来说，则长期饱受着强力性的国家机器的压制，处于被奴役的状态，所谓美国梦、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几乎是与他们无关的东西。但是美国价值理念本身向每个个人、每个族群开放的特质，却为生活在奴役中的有色人种保留了切实的希望与梦想，为他们和一切主张不分种族全面落实自由平等理念的白人，提供了斗争的合法性与制度改造的法理途径。大约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要求废除种族歧视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随着反战思潮、后现代思潮、多元文化价值观的普及，原先阻挡、隔离美国社会族群关系的各种歧视性制度被纷纷拆除，白人、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终于在制度上有了同台共舞的机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社会才真正开始了全民性的民族意识形态的大生产，这直接地表现于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个体的互动上。
稍微与美国文化有所接触的外国人，大概都会对美国的电影、体育、流行音乐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文化门类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美国形象的表征。而恰恰在这些文化领域内，自由平等的理念、以白人和黑人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多族群个体间的互动，得以大张旗鼓地落实与展开。大约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好莱坞就开始向左翼文化自由主义方向转移，原有的英雄白人、邪恶的印第安人、愚蠢谦卑的黑人的银幕形象逐渐开始改变，有色人种、女性开始越来越多地得到正面的表现。在体育界，黑人更是叱咤风云，阿里、乔丹、科比、詹姆斯、刘易斯、乔伊纳、伍兹、大威、小威……一个个星光闪耀的名字，都属于非洲裔的美国人。她或他们，不仅是其领域内的英雄、领袖，也是美国的骄傲。而在流行音乐界，黑色旋律的力量就更不用说了。长期以来，黑人音乐不仅对美国乐坛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也对世界流行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早在黑皮肤的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总统出现之前，美国黑人就已经成了这个国家正面意义的重要标志，具有了相当的“领袖”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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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文艺、体育界中的黑色力量不只是显示了黑人的能力、提升了黑人的形象和美国国家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这些领域为各色人种提供了平等交往互动的场所，正是通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密切互动，不同肤色族群之间的相互接受、承认甚至欣赏度也在不断地增长，“白色美国”也就逐渐被染色，“杂色”性也就越来越强。而且，美国是一个大众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大众媒体、大众娱乐对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青年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是它们承担了生产一代又一代新美国人的重要意识形态功能。当越来越多的非洲族裔美国人在相关领域内成为明星，充当英雄、领袖的角色时，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黑人、黄种人……自我主动地被生产、被询唤为“杂色美国”的美国人。
“杂色美国”人的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只进行于文体领域，同样也发生在教育领域。自１９５４年的“布朗案”以后，长期存在于美国学校的种族隔离的篱笆被逐渐拆除。这不仅提高了不同肤色的美国青少年之间的互动性，而且“颜色的”、“女性的”正面知识也逐渐渗入学校的知识系统中，使得与肤色、性别相关的“政治正确”性，不仅已经成为知识界的戒律，而且也为社会所普遍接受，“黑鬼→黑人→非洲裔美国人”等称谓的演变，就是直接的例证。
当然，随民权运动、多元文化热潮而来的不只是直接正面的积极、和谐的互动，黑人及其他族群权利的声张、文化多元的倡导，也严重地冲击了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为主体的主流话语。另外，民权运动和文化多元性的声张，不仅将过去压抑已久的压迫感释放了出来，而且也导致了一些黑色文化至上主义、黑人激进组织的诞生。一时间，尤其是在民权运动开始的头１０年中，表现于思想观念和社会运动上的种族冲突情况大增，即便时至今日，还有白人至上论者欲枪击奥巴马，还有赖特牧师激烈抨击白人、抨击美国的言论。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一些保守主义人士忧心忡忡，担心文化多元的浪潮正在将美国引向分崩离析的境地，并竭力主张重新建立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主导地位。
直接来看，这些都可以视为文化、族群撕裂的表征，但实际上这是相对和谐、多元一体的民族意识形态形成所必须的经历，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争吵、冲突，而在于伴随着争吵与冲突而不断增强的不同族群间的相互认同。正是在这一点上更显示出了美国价值、美国梦中的“美国承诺”的重要性，它既承诺又限定了所有自由、平等、幸福的追求与美国这块土地的不可分割性。但原因还不只在于此，这还与作为国家强制性机器的美国司法制度的作用有重要的关系。
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询唤主体的生产，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施的，但是至少就美利坚民族意识形态的生产来说，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主要是司法系统）在意识形态的生产中，同样担负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以自由、平等价值为基本准则的司法系统，给各个不同的人、族群提供了自由言论和行动的法律保证，使得各种思想、观念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互相交锋，从而作用于民族意识形态的生产。另一方面，国家的司法系统，又为将自由的互动和冲突控制在国家政体一体性的框架内、不使冲突失控提供了必要的法制约束。所以，美国的司法系统不仅参与了美利坚民族意识形态的生产，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美利坚民族意识形态的护航舰、限阀器。
综上所述，自由、平等、多元一体的美利坚民族意识形态，之所以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正是有赖于作为纲领的美国价值、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司法制度三者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生产结构的有机互动机制，即“行动纲领—文化意识活动—司法制度保障”的民族意识形态生产机制。这一机制对于中国民族意识形态的生产具有重要的启示。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