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源卿

　　汪晖抄袭已经成为真正的学术公共事件，尽管还有不少人为汪晖作辩护，但越来越多的新证据显然对汪晖不利，虽然我个人很早就认可汪晖抄袭成立的结论，但这次我并不想再为这个浪费精力，而是想谈谈汪晖的抄袭与汪晖的学术研究风格的内在关联。

　　汪晖办过刊物、当过主编，写文章也总喜欢搜集尽可能多的材料，甚至水火不容的观点来论述同一个主题，在不同观点之间游走钢丝，辨析提炼，然后隐约间自以为是地用串葫芦的方式把这些捏成型。在学术史上，这种做法的代表首推东汉的郑玄。学术研究，每人有各自合适的研究路子，无所谓优劣，但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研究风格，我们还是可以更细致地考察其利弊的。

　　其一、选择这种学术风格的人，往往思辩力强，悟性颇佳，能够快速找准各家观点的核心及要害，并能择其所用。而这种人，做学问要是走捷径的话并不难，而且一般地说，这种人对真正的“细枝末节”也的确不大会看重，因此他们做学问的基础，往往并不是真正的一手材料，而是学术界各种现成的研究结论。但他们比一般学者高出一筹的地方是，他们能够在别人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行，甚至能够思其所思。这种能力对于缺乏思想深度，尤其是对当今中国学界当权的这一代思维固化且无法持续深化自己思考能力的学者来说，尤其显得鹤立鸡群。因此很多汪粉，总觉得汪晖的学术成就惊人，把握学术的思辨能力超强。因此，当王彬彬出来打假的时候，汪粉的焦躁与骄妄表现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无法回避细节的硬伤，但他们又觉得纠缠于此，更可能导致全盘否定汪晖的学术成就，而这意味着对汪晖的极大不公——在他们看来，汪晖的高明之处非王彬彬所能知也。

　　其二、选择这种学术风格的人，往往学术野心很大。汪晖成长的年代，是斯文扫地，人伦沦陷，学术荡然无存的年代。先天的学养不足，后天的野心又太大，所以导致这一代学人几无克制之心，论学无所不为。其下者如当今学术诸公，大言空言千篇一律；其上者如汪晖，以别人所得现成结论进行综合加工。这种根基不实做大学问的场面背后，总是难免投机取巧之嫌。

　　其三、徐复观先生曾经这样批评许倬云：“许君治学，走的是一条省力、取巧，以至流于虚浮诈伪的道路。他还未养成阅读古典的能力，所以不曾在基础材料上用功。杂录时人有关的文章，但不知道进一步重新检查时人文章的论证，更因为他不曾把握到有关的材料，自然也找不到重新验证的尺度。”（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正因为如此，只要他所掌握的二手材料有问题，那么他的很多议论都是不靠谱的，汪晖亦当作如是观。汪晖的学术成果，有时候并不取决于他对所论述对象的思考，而往往取决于他所论述对象的学术研究现状。因此《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诸篇，质量良莠不齐，各篇之间的关联互动，也几无可道。此外，学者对治学对象的移情乃是常情，而汪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采取了貌似古老而长效的治学态度：理解之同情。可笑的是，这也是汪晖治学唯一能够一以贯之的地方。所以我读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时，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汪晖对其论述的历史人物，都持几乎宿命论般地肯定态度，在这里，什么问题都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他们在历史制约下的“内在张力”，以及长袖善舞的表现——一如新左派在肯定毛泽东体制后对毛所作所为的“理解之同情”。而汪晖暴得大名的所谓现代性批判，往往是借着批判的调子来消解学界对历史人物的真正反思，这种学术批判和对历史现实的无原则认同是合二为一的。所以说，汪晖的治学，其实是拜什么菩萨烧什么香——新左派的权力崇拜，是大有本源的。

　　因此，汪晖的抄袭是一回事，其学术研究风格又是另一回事，而这两者之间又有内在关联。我们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汪晖的学术成就，无非是一堆纠结的内在错乱与外在的不知所云的产物。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