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鸿钧

　　在“社会理论之法”的论题中提及《黑客帝国》，犹如在麦当娜的话题中扯上麦当劳，似乎离题太远。然而，当我们注意到以下线索，就会觉得这种联想也许并非牵强附会。

　　在那部影片中，一个黑客去同尼奥私下交易，尼奥从一本掏空的书中拿出一张非法软件，《拟像与仿真》的书名随之闪现。这个特写镜头暗示影片与作品的潜在联系，也传达了导演对该书作者的敬意。该书作者是当代社会理论大师鲍德里亚，导演卓斯基兄弟是他的书迷，影片立意、话语和意象无不闪烁着鲍式的思想、洞识与灵感。另一个线索是，德国的托依布纳是卢曼社会系统论和法律系统论的得力传人，他在《匿名的魔阵：跨国活动中“私人”对人权的侵犯》一文中，所使用的“魔阵”一词是Matrix的中文译名，而Matrix恰是“黑客帝国”的另一种中文译名，两者都是对现代社会的隐喻。

　　Matrix是什么？它是母体，是魔阵，是系统，是控制。它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置身其中，四处一望，我们可以见到官员、商人、教师、律师、木匠以及其他芸芸众生。Matrix无处不在：当我们置身办公室、课堂、会场、股市、网络、厕所以及睡梦中，它都如影随形，跟踪着我们，控制着我们。人们一旦与Matrix链接，就不愿断开，许多人已然适应而且上瘾，离不开这个系统，转而会捍卫它。在那个奇妙的世界，我们都可能既是受监视者又是特工，既是受虐者又是施虐者，既是人质又是恐怖分子，既是自己又是自己的敌人。

　　那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机器控制的系统。然而，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韦伯的“铁笼”、福柯的“规训社会”、卢曼和托依布纳的“自创生系统”。在边沁那里，“全景敞视监狱”是控制囚犯的完美设施；在韦伯那里，自由的生命个体在算计和博弈中，最终却落入了形式理性的牢笼；在福柯那里，宣称解放的人类，最终却把社会打造成规训无所不在的牢狱；在卢曼和托依布纳那里，现代社会和法律都分化成铁板一块的系统魔阵。系统自我建构、自我描述、自我调节、自我维持、自我操作、自我创生；它是沟通的建造物，是代码区分的二元世界。于是就有了君子与小人、信徒与异端、人民与敌人以及合法与非法之别，于是控制就变得简单，规制就来得方便。系统虽然无所不在，却又无影无形；虽然无所不知，却可以对外界充耳不闻；虽然无所不能，却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系统是个匿名的魔阵，人们无从反抗；系统的“滤坝”不断升级，随时过滤杂音，删除乱码。

　　对于现实社会的Matrix，人们即便能够发现源代码，返回源代码并根本改变它也几无可能。权力和金钱两个代码，控制人类社会为时已久，权戒与钱戒之难，难于毒戒与赌戒，也难于网戒与色戒。这就不难理解，任何推翻过去压迫的尝试，都没有带来解放的现实，任何翻转现实统治的超越，都打造了另一种未来的统治现实。如果说传统法律承载的是等级特权、身份奴役、压抑人格、机械团结和施舍正义，那么，现代法律所内含的则是自我分层的平等，自我放逐的自由，自我分裂的人格，自我分化的团体以及自我颠覆的正义。前者是弱肉强食的历史墓志铭，后者是自我解构的现代讽刺画。解决问题的方案有时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就如医治病人的疗方常常会带来更多的病症。完美世界如同完人，只存在于幻想之中，正确的答案所以一直在回避我们，也许是因为我们过于满足现实或追求完美，因而丧失了去弊和纠错的机缘。

　　诅咒过去与讥讽现实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正如期待来世与盼望天国无益于苦难的解脱。树上不言树下事，十分世界在眼前，禅宗的“当下即是”显得更为脚踏实地。无论是生命政治的倡导还是交往理性的吁求，无论是对“活法”的善意期待还是“宪法爱国主义”的良苦用心，虽然对于改进社会现实都不无启示，但似乎都无法改变现代社会的“源代码”及其运行逻辑。我们以为，真正的契机和希望也许既不在于整体建构或彻底颠覆，也不在于置换源代码或理性重构，而在于社会危机的压力和对灾难的反思，在于有识之士的现实批判与公民大众的权利吁求。为此，我们需要的是愚公移山的行动、普罗米修斯的勇气、弗弗西斯的耐力、夸父追日的悲壮、精卫填海的坚持。

　　有些事情永远不变，有些事情应该改变。必须坚守永远不变的事情，必须改变应该改变的事情。于社会是如此，政治是如此，法律是如此，于个人也是如此。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