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平客
德国时间11月9日晚，柏林勃兰登堡门前的广场上，一道长达1.5公里的多米诺墙体被推倒，有十余万人在微雨中参加了这一活动。人群中有两位“特殊”人物，一位是前东德共产党地方女干部露茜，另一位是前丹麦共产党员亨利克。
他们俩都是德国作家佳杰思（Adrian Geiges）的老朋友。
佳杰思曾担任德国贝塔斯曼图书出版公司中国公司的CEO，也曾为德国《明星》杂志担任驻亚洲首席记者，并成功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娶了一位中国太太。
30年前，生长在西德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佳杰思就对社会主义东德充满向往。1979年，他秘密前往东德，以“耗子”之名参加了由东德共产党主办的“干部学校”，由此他与同样参加培训的露茜和亨利克结识。为期一年的“干部学校”培训结束后，回到西德的佳杰思与大部分同学始终保持着联系，只有露茜30年来一直不见踪影。
就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前一周，佳杰思接到了露茜发来的电子邮件，他这才知道，30年前，离开“干部学校”后，露茜与丹麦人亨利克在校期间的恋情被发现，她因“里通外国”罪被下放到东德偏远地区劳改，而亨利克则被前东德国家安全部（Stasi）发展为秘密特工。
10月31日，万圣节，在汉堡火车站站台上，佳杰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几天后，他就要和亨利克一起去探望失散30年的露茜了。“我想能征得他们的同意，把这个曲折的故事写成书。”佳杰思说。这位德国作家、记者已经出版6本著作，其中《我的愤青岁月》被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发行。
时尚的信仰
1960年出生于西德西南部的佳杰思正在上中学，他从父亲的书架上发现一本红色的小册子——德文版《毛泽东语录》。
这是他与共产主义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他被毛泽东的话深深吸引了，从那时起，他就把这本红色封皮的小册子塞到牛仔裤的屁股兜里随身携带。
佳杰思的父亲1933年前曾经是德国共青团成员，后来逐渐远离政治。正是如此，父亲对佳杰思的“异常”政治倾向持较为开明的态度——1970年代初期，佳杰思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在同学中显得有些异类，同学们看到他在操场上苦读“红宝书”，就取笑他，把他叫作“赤猪佬”或“红耗子”。
因越战引发的全球反美浪潮是佳杰思少年时代的大背景。1967年，德国发生警察杀死一名学生的事件，引起社会抗议及反思。在佳杰思心中，当时西德私人企业和资本家盲目追求利润，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且日益严重，这成为他逐渐对共产主义理论产生兴趣并成为信仰者的重要因素。
1970年代，在佳杰思就读的中学附近，有一个西德共产党人开办的书店，里面大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佳杰思很快成了那里的常客。由此，他和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不时参加书店组织的各种研讨活动。1978年，佳杰思向书店里的一位西德共产党员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很快，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西德人加入西德共产党相对比较容易些，不像东德人加入东德共产党要经过很多审查和考验。”佳杰思说他入党的过程十分顺利。当时的西德共产党以反对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队伍不算壮大，他们主张以和平方式参与改造社会的斗争。那时候，他已经从各种渠道知道了有关斯大林的历史问题，但他接受了共产党对此所下的结论，相信那只是斯大林犯下的个人错误，与制度无关。同时，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树立的功绩在他心中是不可动摇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父辈们很少谈及纳粹犯下的罪行。”在佳杰思处于成长期的岁月里，他始终认为，西德的成年人只知道赚钱。
佳杰思坦陈在自己的少年时代，共产主义信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西德有一定时尚性，它不仅能凸显一个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年轻人特立独行的一面，也可以为年轻人的叛逆性格找到出口。尽管从小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但佳杰思依然用共产主义信仰表达着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多年后，他把那本记录自己信仰历程的自传体著作的中文版命名为《我的愤青岁月》。[NextPage]
父亲对佳杰思的共产党员身份持默许态度，母亲却强烈反对。在当时的西德，加入共产党是合法行为，但共产党员不被允许进入西德政府机构工作，也不能担任教师、邮政等职位，母亲认为加入共产党会使得自己的儿子将来不好找工作。
“我是被接应的”
1979年夏天，19岁的佳杰思接到秘密指令，党组织要派他前往东德进行为期一年的秘密集训，参加由东德共产党主办的“干部学校”。他被告知这次行动属于高度机密，不得对家人透露行程。佳杰思非常兴奋，“不自由，毋宁死”的念头涌上心头，甚至兴奋得结巴起来。不过，佳杰思最终还是向父母说了要去东德的事，只是没有告诉他们去哪以及去干什么。
共产党安排佳杰思和他的同志们从西德西南部出发，经过东德边境进入西柏林。抵达东德边境的时间是1979年9月3日凌晨，这一天恰好是佳杰思的生日，东德的一位军官看了看他手中的护照，笑着对他说：“我注意到了，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乐！”
他们在西柏林吃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一顿早餐——肝泥肠加小面包，随后来到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查理检查站，这里是出入东西柏林的重要关口，检查站旁耸立着高高的柏林墙。
排队等候时，佳杰思看到他前面的一个美国人遭到东德边防军的粗暴指责，还用德语骂骂咧咧，他心里有些害怕。
一起前往东德的同志告诉佳杰思不必担心，东德边防检查站已经接到了上级指示，他们很快就要顺利进入东柏林了。终于轮到自己了，他掏出那张没有签证的护照，结结巴巴说了一句：“我是被接应的。”边防警察扫了一眼名字，立即露出热情的笑脸：“同志，热烈欢迎你来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随后拿出一张单页特别签证，这是为了不在他的护照上留下任何痕迹，可以让他们在一年后回“敌国”西德时，不被发现曾在东德待过一年。
顺利穿过柏林墙之后，佳杰思和同志们终于踏上了东德的领土，扑面而来的是满街的消毒水味道，他们乘上了东德国家铁道部的专用火车，驶往“干部学校”所在地。一路上，火车停停走走、慢慢腾腾，没有西方世界的光怪陆离与五光十色，但这一切都与佳杰思对消费社会的鄙视不谋而合。
每天都有大新闻
“1917年十月革命提出了‘不要富人’的口号，到了1980年代，苏联人发觉富人是没有了，因为大家都变成了穷人。”佳杰思说。
十年后的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佳杰思已经不再是西德共产党的共产党员了。他那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新思维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这十年间，佳杰思去了朝鲜、越南、古巴，也来到了中国，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开始反思不同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1989年初，佳杰思离开了西德共产党，并计划去苏联，于是，在1989年11月初，他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俄语学习。
1989年11月9日，晚上八点，正在西德杜塞尔多夫附近的波鸿大学学习俄语的佳杰思从电视上看到了柏林墙即将被推倒的消息。
“当时的心情太复杂了，没那么兴奋。”柏林墙倒塌20年后，在汉堡火车站附近的一家老式德国餐厅里，佳杰思对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他得知这一消息时的第一反应。1989年，佳杰思的内心世界已经经历了十年间的多次思想革新，他对斯大林的历史问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试图逐步从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寻找原因。佳杰思心底那座曾经坚挺无比的柏林墙开始松动了，对于现实世界的柏林墙，他的看法也因此有了转变，他已经清楚知道这座墙的悲剧性。但是，柏林墙倒塌了，德国将向何处去，也成为他和许多德国人的心中隐忧。[NextPage]
“那时候每天都有大新闻。”柏林墙倒塌后，佳杰思每天都要买五六份报纸，看各种不同观点，“大家都是这样，时刻都盯着新闻，看又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也很想知道不同人如何看待这件事。”
佳杰思清楚记得当时的德国著名时事周刊《明星》杂志刊发文章欢呼“东、西德从此走向和平与友好”。“他们哪里想得到，文章发出来没几天，就已经没有东、西德之分了——德国统一了。”佳杰思笑着说。
佳杰思向俄语老师请了一周的假，拿着一张十年前东德共产党“干部学校”同学的通讯录，登上了前往东柏林的火车。他再次穿过柏林墙，与十年前一样依然是由西向东，但这一次却完全不同——佳杰思一家家敲开了这些东德老朋友的家门，和他们彻夜长谈。墙塌之后，老友们大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柏林墙”，到墙那边看了看，然后，回到自己在东柏林的家，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
在佳杰思看来，柏林墙的倒塌有着历史的必然性。1979年到1980年间为期一年的东德之行，让他身处西德时对东德的一些幻想落了空。他发现他和西德的同志们对西德批评最多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东德更为严重；在东德党组织内，哪怕在“干部学校”的课堂上，不同意见、不同声音很难得到接纳，迎来的往往是棍棒式的呵斥、口号式的谩骂；东德的暂时落后曾被他善意理解为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必经之路，可他发现这个曾经令他心向往之的国度，许多人竟然吃不饱饭，这与他想象的“暂时落后”有天壤之别；所谓“公平”在这块土地上，也只是一个泡影；东德媒体更是充斥着对领导人的赞颂与讴歌，满纸都是形势一派大好的宣传，根本看不到半点社会问题的报道与探讨……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和东德“干部学校”里的同学们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回到西德后，他依然和许多同学保持着来往，其中就包括后来失散了30年之久的东德地方女干部露茜和丹麦共产党员亨利克。
欧洲版“潜伏”
露茜“神秘失踪”是在“干部学校”学习结束之后。
当时，露茜与亨利克在“干部学校”的学习过程中相爱，1980年夏天，学习结束，同学们各奔前程，佳杰思回到了西德，亨利克回了丹麦，露茜则回到东德地方党组织继续她的工作。露茜以书信、打电话等方式与亨利克保持着联系，不久，得到了亨利克希望分手的消息。此后的一天，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特务走进了她的办公室，向她宣布因为她与外国人联系密切，不再适合党组织工作，在露茜强调亨利克的共产党员的身份时，Stasi的特务告诉她：“那也不行。”她被下放到一家工厂当了工人，直到1989年。
下放期间，露茜与当地人结了婚，对方是个酒鬼，几年后，她的丈夫在一次酩酊大醉后去世。
但是，露茜对亨利克的特务身份却一直不知情。事实上，在“干部学校”期间，亨利克就已经被Stasi发展为秘密特工，回到丹麦后，Stasi为他配备了发报机、微型照相机等设备。不久之后，亨利克加入世界银行，到纽约、华盛顿等地工作，开始为东德提供情报。
亨利克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退出Stasi的，他不想再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Stasi不允许他退出，给他写了一封密信，信中以“阿姨”的口吻威胁他——“你走了，阿姨会生气的，后果很严重。”亨利克心中充满恐惧，他还曾发现自己家附近有人偷偷拍照。那时候，他已经成家并有了孩子，但他还是没有理睬Stasi的威胁。所幸的是，很快，柏林墙倒塌了，先后拥有27万余名特工人员的Stasi也瞬间成了历史。
1996年，柏林墙倒塌后的第7年，亨利克与露茜恢复了联系，从那时起，他们成为了亲密的普通朋友。露茜开始逐步适应在统一后的德国的新生活。起初，日子很不好过，与许多前东德人所面临的困境一样，露茜经历了下岗的无助日子。如今，她已经逐渐摆脱困境，成了当地一家保险公司的主管，生活日趋稳定。
11月7日，佳杰思、亨利克、露茜来到勃兰登堡门。那天，广场上，已经竖起了许多块墙体，上面有德国青年色彩斑斓的涂鸦。这些墙体呈半圆形排开，像是多米诺骨牌。两天后，也就是11月9日，这个多米诺骨牌组成的柏林墙再次被推倒。“我不后悔！我对共产主义曾有的信仰，让我去了世界上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看了也想了许多，这些经历构成了我的人生财富。”在回忆自己过去几十年的红色历程时，佳杰思这样说到道。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