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倬云

　　从外文系到历史系   

　　1949年考台湾大学时，方东美先生的太太替我们报了名，因为她的儿子跟许翼云是中央大学附中的同学。我弟弟在南京上高中，他正常上学，比我高一班。读外文系不是我志趣所在，方伯母的想法是：“许倬云手脚不好，读外文，将来在家里翻译也可以过日子。”出自好意。

　　我上过方东美先生的课。方先生是桐城方家人，非常严峻，没有亲和力，讲课不大管学生听不听得懂，一辈子没有教过什么真正成材的学生。他的学问自成体系，是杰出的哲学家。我跟他家里来往不多，因为我们不大敢去他家，他的孩子跟我们很熟，他的孩子也怕他，方伯母也怕他。方伯母是非常善良的母亲，对学生很慈爱。

　　因为我知道辅仁中学是好学校，当时在江南地区，辅仁中学的学生没有考差的学校，都是北方的北大、清华，南方的交大、中大，所以我相信我会考上大学。但是没有料到，我的数学考了100分。考前，我拿了一本蓝皮的数学题解，躺在草地上像看小说一样看。我的文科成绩，也引起老师、校长的注意。

　　台湾大学成立之时，台北帝国大学留下的教室和设备都在。此前台北帝国大学规模不大，是日本人在台湾的孩子上的学校，台湾子弟能上的要算“皇民”家庭的子孙，是日本殖民社会的精英。台北帝大在当时日本大学当中，只能算二三流。台北帝大的特点是：医学院小而好；还有一个研究室，后来成为文学院的基础，就是南洋研究，那批材料真好。其他方面，台北帝大只能算是不错的小型大学。等到日本人撤退，学生送回日本，教授除了五六个留下来以外，其他全回去了。我们到今天还纪念这五六个留下来的人，有植物学的教授，有医学的教授，都是好教授。

　　当时台湾大学文学院除了空房子以外，什么都没有，要重新建立，幸而有大陆来台湾的学者填了空缺。台大外文系的教授是杂凑班，既非北大，也非清华，英千里是辅仁大学的，钱歌川是中央大学的，梁实秋后来到师大去了。中文系有台静农和两三位老教授，在1946年就到台湾了。哲学系有名的是方东美。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的教授，则是北大、清华、中大的教授们。

　　台湾大学的学风好。第一，学生的基础好。第二，学生少，老师多。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老师也没有外务，住在学校附近，师生关系很密切，我们晃悠晃悠就到老师家里去，和老师聊天，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时候图书馆跟现在不一样，是封架式，要到阅览台上写我们想要的书名，在卡片抽屉里找出书名、编号，馆员到库里拿了书交给我们，就在书桌上看。我们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坐到晚上十一点。

　　在台湾读大学，我们那个时代基本上不用花钱。除了不缴学费以外，一张公费条子就过四年。不过，伙食的量不够，菜也只有一样，没有油水。大家吃的饭很差，一直半饥饿状态。

　　我第一年在外文系读书，老师中英千里最高明，余外就是英文不错，可是几个修女和女传教士，教我们会话，我得她们益处很多。英千里教的是英国文学史，讲得非常有意思，大陆有一个话剧演员英若诚，就是英千里的儿子。英千里的爸爸是英华，这是满洲名字，不是汉名，辛亥革命之后，“英”变成他们的姓了。当时英若诚没有跟英千里去台湾，也是时代的风气所然。许多人的孩子都留在大陆，欢迎新中国，胡适、李济的儿子都留在大陆。胡思杜后来批判爸爸胡适，当然不是自己的意愿。

　　中文系台静农先生跟刘崇鋐先生一样，是无为而治。台先生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底子，发展中文系的基本路线是朴学，他自己不做朴学，而研究文学史，书法写得好。他是鲁迅的学生，一直胆怯，怕政府搞他，他对政府也一直不喜欢。董同龢先生教语言学，一直做得不错，出了不少好学生。文学方面是戴君仁先生和郑骞先生，对台湾古典诗词教育的功劳很大。叶嘉莹是辅仁大学出来的，跟他们做同事，受二老的影响很多。叶嘉莹在台湾被关起来是因为丈夫的关系，这就是白色恐怖。另外一位张清徽，跟叶嘉莹教授是同时代的才女。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因为我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教授的注意，拿我的卷子给傅斯年校长看，傅校长对我说：“你应该去读历史系。”当然别的老师也知道了。那时候我的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校长三个人都让我转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转到历史系以后，我照旧上外文系主要的课，像散文、英国文学史。[NextPage]

　　名师云集   

　　“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都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兼课。我在大二开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结缘了。我到二年级以后，就到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我在本科的时候是历史系为主，考古系为副，到研究生的时候就跨足两系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个文科研究生。在台大，我兴趣广泛，选课加旁听，跨了四个系：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

　　从大二开始，我上李宗侗、董彦堂、李济之、凌纯声、劳贞一的课，常常一个人一班，都是一流的老师。说是特别照顾，其实也相当累，因为上一人班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进度比较快，要念的书就比较多。我跟这几位老师，受他们的提拔、训练，至今感激师恩。

　　李济之先生是第一等聪明人。上课细密精致，纯学者的风度，做事和研究一样，一板一眼，行政能力强，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刚伯先生也是第一等聪明人。沈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宁静，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有自己的原则。沈先生在学术上没有做研究，他教书真好，演讲口才真好，做行政是无为而治，但是大节绝不含糊，任了二十几年文学院长，稳定而进步，这就了不起了。当时行政上的事情也不少，对教授的聘用，对学生衣食住行的安排，对教员宿舍的安顿，都是麻烦事。他和国民党若即若离，使党没有办法。他不耐烦做细致的工作，述而不作，一辈子就写了三两篇文章。跟他一起开会，要言不烦，你满堂议论，他两句话就摆平了。

　　董作宾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学者，我没有跟他学甲骨文，是学年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纯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整出十个卜辞断代规则，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研究有迹可寻，而又从时间轴上，整理成年历，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当然不错，书法秀丽。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他是“四堂”之一。“四堂”各有所长：罗雪堂是收集东西，认若干字，了不起；王观堂了不起，一点小线索能写一大篇文章来；郭鼎堂是在日本拿马克思主义来套出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在今天看来是不对的；董彦堂是真正掌握实际发掘出来的东西，而且从中间理出一个线索，可以驾驭这批材料，重建古史的功劳很大。傅斯年先生走了以后，是董先生做史语所所长。不久，李济之先生接掌所长。

　　李宗侗先生是法国训练出来的，学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他对比较文化研究很有独到之处，选他课的学生不多。他不想在学校上课，就派三轮车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个人去他家，李卉有时和我同去，一部三轮车就坐两个人。李宗侗先生出身世家，是高阳李家后人。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一面在中法大学教书，一面做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后来就发生了故宫盗宝案，冤屈了他。本来跟他不相干，纯粹是国民党里的权力斗争。他是一个温厚的长者，学问很好，当然后来他就钻到中国古籍里面，把在法国学的东西摆在一边了。但是法国受的教育对他有影响，法国那时候是社会演化论，他的想法是每一个文化现象代表人类文化进展的一个阶段。这个单线演化论，我有些保留，不很同意。最近，我介绍中华书局出李宗侗先生文集，最有趣的是他的家传，还有李鸿章跟俄国签密约的文件，这是他家族的资料。他不太谈家事，但是我因为跟他的关系很深，所以我知道一些，他有一个儿子在东北，当时也没有到台湾。

　　劳干先生很聪明，世俗事务是不懂的。他记忆力强，悟性高，可读书以外事务的事情他没有机会学，也没有机会管，他觉得没有得到机会，所以遗憾。他的《居延汉简考释》是破空之举，编成一套套可用的材料。他研究汉朝典章制度，既宏大又细密，对小物件的考证是了不起的。他的古诗写得多极了，文章写得好。

　　刘崇鋐先生是谦谦君子，温和善良，在美国读了硕士，没有读到博士，后来一直做行政工作。他是一个长者，人也公正，所以在清华时代就做系主任，在台大做系主任、教务长，后来东海大学创立，请他做教务长。他们家是林则徐的亲戚。

　　凌纯声先生是搞地理学的，中国第一部民族学的调查，是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部书是典范著作。后来他在西南领导史语所的民族组，做西南民族调查。但他自己最大的贡献是到台湾以后，对环太平洋文化的整体观察，张光直的东亚文化的连续性，是受他的影响，环太平洋从中国到美洲，有若干共同之处，源头在中国的楚国地区。可惜今天没有发扬光大，我一次次地催我们考古的同仁做这个工作，现在有点眉目。

　　芮逸夫先生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跟凌纯声先生做助手，慢慢学出来，十分用功，在西南地区民族研究里，苗区的研究是他的功劳。后来他就做民族学的研究，可是跟凌先生不一样，他做“民族志”，不做“民族学”，他的记载很细，不是传播论，是多线演化论，所以后来跟凌先生两个人有想法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凌先生带了一批人去成立民族学研究所，可是芮先生留在史语所，这是很可惜的事。[NextPage]

　　凌纯声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出身，李宗侗先生是演化论，李济之先生是实证主义，所以摆在一块，我可以受到平衡，不拘受哪一派的牵扯。这就和大陆后来一个人跟一个老师不一样，我们一个人跟很多老师。我的幸运就是在读大学时碰到这些第一等的老师，那时候学生少，老师多，他们几个人可以一起训练我。我到芝加哥大学也是非常运气，有很多老师教我，所以我杂凑的东西很多，不是中国研究。杂学无章，却受益良多。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不同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傅斯年和张光直   

　　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聪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每个人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一件事情，提纲挈领是他老人家自己来。他总是想摆开行政以后，自己做综合的工作，对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研究有个交待，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他办行政，权术也会玩一点，不是那么单纯的人。可惜天不假年，未尽其才。如果他在，会有另外一番面目。

　　我在重庆就知道傅斯年是攻下宋子文、孔祥熙的人。一般学者很少像他这样，胡适先生不如他，胡先生不会行政。蔡元培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场面上的人物，傅先生却是组织健将，才能结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为一体。

　　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没有明确提出教学思想，但是他自己的方针我们看得出，是在办另外一个北京大学，尽他的力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可是当时国民党的力量控制很强，所以他抵抗得很辛苦。当时台湾也有白色恐怖，台大的大多数老师上课不谈政治，不批判。党的活动在学校里也是相当多，我们这些人不理他们，我们对跟党走的同学是看不起的。那时，我自己没有亲历白色恐怖，但我看见有学校的训导人员接到法院的通知单，跟警察一起来抓人，因为傅校长不准他们随便乱抓人，也有在校门外面被特务抓走的。我同班就有人被抓到火烧岛关了两年，火烧岛就是绿岛。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到历史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听了傅斯年的意见。我一进台大两三个礼拜，傅斯年就接见我了，因为他觉得我的考卷不错。看历史考卷的老师推荐给他，看中文考卷的老师也推荐给他，他就印象很深了。有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单独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和司机在门口下棋，我们围着看。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

　　傅斯年矮矮胖胖的，他胖并不是因为吃得好，当时他太穷了，难得吃到一片肉，他的体型，天生如此。他的夫人俞大綵，是俞家的八小姐，俞大纲、俞大维的妹妹。他们先辈俞明震是清朝的清流，跟林则徐和湘军都多少有关系。这一个圈子，门生故吏，亲戚朋友，拉得很大，对清末和民国的文化学术有极大的影响力。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

　　傅先生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傅先生跟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但是傅先生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自己做事辛苦，替同仁做事情不遗余力，借钱来给同仁过年节，了不起！

　　太可惜了，傅斯年去世那么早，当时医药不好，他在台湾的省议会里昏倒，现代医疗条件是救得活的。1950年，他被质讯，因为台大的经费是台湾省的，一个议员非常不讲理，问他：“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他说：“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又问他：“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就倒下了。

　　张光直在自传中，有一段说到傅先生。我觉得要为傅先生说一句公道话。

　　张光直是李济之最得意的学生。在台大时，我和张光直很熟。他父亲张我军是台湾人，在北大教书，在沦陷时期是华北伪政府的教育总裁，所以就列为汉奸。他后来申辩，他是台湾人，所以是日本国民，这不能叫汉奸，后来没有治他的罪，但是他在台湾，终究起不来了。光直因此对国民政府很不满意。后来白色恐怖时期，搜到他手边有共产党的书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因此下了两个月牢。他那时考上台大了，还没有注册进学校，对他也没有怎么虐待，问问话，放出来已经耽搁时间，不能入学了，第二年才入学，所以他比我低一班。因为我们老师多，学生少，我们都读古代史，同班上课。[NextPage]

　　当时已经知道的考古收获，最重要的是龙山和仰韶，两大文化系统，一东一西。但是1957年左右，大陆上的考古晓得龙山坐在源头上面，是延续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光直就写信告诉李济之先生，李先生觉得多少年来的知识，竟有了大变，两人在这方面有相当的争辩，争辩之后就有点意见。后来李先生到美国来的时候，光直常常成心躲开，两人感情就有疙瘩，但是光直始终是李先生最得意的学生。

　　在白色恐怖时代，傅斯年先生不准军警进学校抓人。他的规矩：官方必须将学生的罪状告诉学校，学校派人和军警一起，找到当事人，依法交法院。张光直的回忆录里面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以为傅先生是帮助政府抓人，实际上是挡住政府进来自己抓人。光直判断的错误，是因为他自己在牢里，不晓得外面的情况。光直对大陆很向往的，在“文革”期间，他还相信官方的报道，以为年成丰收。一个学者的政治警觉性，往往并不是那么敏锐的。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