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

　　“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完美。”一位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高级官员在十月视察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展台时说。他的机构掌管着中国的将近六百家出版社，还有很多私人出版机构以及相关事务。权力是至高点，而金钱是润滑剂。私人企业更富有、更高效，但它们仅仅是寄生的，它必须向国有出版社购买出版权。这将近六百家出版社中的一些已在过去几年中被重新划入八十余家传媒集团中，人们喜欢用“航空母舰”来形容这些巨型公司，除去不断的兼并，它们要积极上市。它们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不仅要保留住国营出版业的官僚机制，还要获取最大份额的市场利润。二OO八年，这些出版社一共出版了将近二十八万种书籍。这并不意味着出版署能控制所有的书籍的内容，但是所有出版者都知道游戏规则，哪些题目是敏感、不能触及的。这是多年的经验、教训所赐。

　　这位高级官员的警告，是再普遍不过的官僚文化的流露。官员们从不发出具体而明确的指令，语气笼统、强硬。所有人都不清楚，哪些细节才算出错，只能用更偏执的谨慎来执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导致的结果是，压倒一切的稳定与平庸。既然每个细节都是平庸的，它只有依靠规模来引人注意。半军事化是最经常采用的手段。因为在军事行动中，最不需要考虑成本。

　　军事化的方式获取了体育上的成功，现在则准备将体育上的方式引入文化。“出版界奥运会”，中国媒体这样描述法兰克福的书展。中国政府组建了一个超过两千人的代表团，既有名声响亮的作家、学者，也有出版界人士，经挑细选了三十二家出版社作为重点推荐。修建起六百平米的展馆，批量翻译中文作品，总投资超过一千五百万美元。再没有一个主宾国像中国这样阔绰，他们的领导人或许会到场演讲，但是他们的政府没有这样富有。更重要的，文化活动更多是私人机构的行为，出版机构和文化机构有他们自己的议程，政府只能提供某种支持，却难以主导它们。北京出版界的官员们一定对二零零五年北京书展的冷场记忆犹新，中国购买了六百本德文书版权，德方却只购买了一本中文版权。而现在，它要平等和西方对话，如果可能，就嗓门再大些。

　　不过，并非每个细节都很完美。事实上，正式书展前一个月的中德研讨会，中国政府被推向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地位。研讨会的组织者，既邀请了中国官方的作家代表团，还邀请了一些独立中国作家、学者，其中两位是著名的异议作家戴晴与贝岭，他们因为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而受牵连。由于北京的压力，德国组织者又退回了对两位的邀请，德国媒体随即一片声讨——书展组织者迫于政治压力，而压制言论自由。这是一个敏感年份，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天安门悲剧二十年，它们都很容易为其赋予象征意义。就像书展的一位组织者慌乱中所说的，他们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组织者再次改变态度，两位异议作家最终出场。但在研讨会上，因为不满德国媒体对两位异议作家的过度热衷，官方代表团的作家们又集体退场，在德方组织者的反复道歉之下，他们又回到会场。

　　现场的细节已难还原，但邀请、撤消邀请、出场、退场，几个回合最终让这场书展前最重要的研讨会变成了一场闹剧。它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中国不仅要输出玩具、冰箱、服装、文化，还要输出审查制度。这也并非第一次，在二OO四年的巴黎书展上，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也试图说服法国人不要邀请高行健，尽管后者是第一位用中文写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而且加入了法国国籍。中国官员们似乎既不认为他给中国带来了荣誉，又多少觉得他仍属于中国的管辖。

　　在一个局外人看来，这场闹剧意味着中国政府仍固守一个极权体制思维，一些德国评论者把中国与二十多年前的东德相提评论。它更像是低效与僵化的反应机制。它有极权的外衣与腔调，却不复昔日极端的冷酷与强硬。戴晴还是顺利出境，并发表演讲，历史学家秦晖的会场见闻则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政府的明确表态，他们不希望什么人参加，也没人说的清中国政府到底是谁，它是新闻出版署、作家协会、宣传部还是某个更庞大、暧昧不清的力量。它像是一台无人驾驶的机器，因为没有来自中枢的明确指令，所以每个部门都在发出指令，或仅仅下意识地传递另一个部门的指令，这些指令总是遵循着既有思维，这个政党和政权在它最强大和富有朝气的时候，创造了一套组织文化，它的影响绵延至今。当有人发现指令错误或前后矛盾时，又没有任何力量准备纠正。

　　最初争端的制造者，不是具体的国家部门，而是一张报纸。《环球时报》由《人民日报》于1993年创办。如今想来，这像是个充满反讽的隐喻，《环球时报》缺乏“全球”意识，它是狭隘的民族情绪的管道。而它们也象征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戏剧性的转变。共产主义信念经由1989年的风波而彻底破产，用什么来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一种扭曲的民族主义随之兴起，《环球时报》既是这股情绪重要的缔造者之一，也是它最重要的受益者，它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或许在外观与内容上，这两份报纸都相去甚远，但在精神内涵上却保持着某种惊人的一致。它们都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人民日报》有正确的导向，而对于《环球时报》来说，它不断传达这样一种态度，中国是受困与受挫的，中国的崛起不断遭遇到西方世界的阻挠。在9月11日中德研讨会召开的当天，《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显露出它的标准方式：《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不速”、“严词拒绝”、“恶毒”，这些词汇生硬、干涩，满含强烈的暴力意味。倘若你翻阅二十年前《人民日报》，其中也布满了类似的词汇。它们都隐藏着这样的意味——世界是由尖锐的矛盾构成，不存在相互理解与和解的可能，只有一种力量战胜一种力量。倘若你从文革的大字报前跳跃到这个标题前，你感受得到历史的连续性，一种幽灵从未死亡，它借尸还魂。这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对世界一无所知的中国，而是一个迅速卷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但在一些方面，它却固守昔日的偏执，并准备将这种偏执扩大到更广泛的世界。文章中的引述加剧了这种印象，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听起来，它像是又一次的“东风压倒西风”。

　　这篇报道被视作中国官方的强硬声明。但是，没人能说《环球时报》或者赵俊杰代表了政府的立场。报纸似乎只是在遵循一贯的角度，它是狭隘民族主义的煽动者。这种煽动已经受到了官方与市场的双重肯定。这种气氛影响到每一位记者与编辑，这是他们在遭遇到类似事件时的本能反应。它们和所谓的官方立场，达成了某种默契。主办者《人民日报》给予它们某种受保护的身份，但他们实际操作又迎合了公众的情绪。这双重的胜利，经常让他们对自己的编辑原则坚信不移。他们认为自己是公众的声音，他们帮助中国公众更多的了解了世界，包括西方对中国的不满和阴谋。

　　不过，这一切最终过去了。十月十三日下午，书展正式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发表演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曾是同一种体制的受害者。默克尔成长的民主德国，毫无民主可言，人人生活在监视之下。而习近平则目睹的父亲被打倒，自己下放乡村。

　　但是在来到1989年的历史分水岭，同样的体制在不同的国家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民主德国消失了，默克尔曾经生活的体制被揭露、被诅咒。而中国的体制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二十年之后似乎变得更强大了。曾经被流放的共和国缔造者们的后代，又成为了新的掌权人。这个体制昔日的痛处被掩盖和遗忘了，在获得权力之后，人们转而去巩固这个体制。[NextPage]

　　伴随着习近平到来的，除去庞大的代表团，还有几项指标。中国是第三大经济体、并很可能在年底成为第二，它也是德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它的书籍出版量是全球第一，但是在新闻自由的排名上，则是一百六十七名（一周后，在新的排名上，它下滑到一百六十八位）。当谈论国际舞台的影响力时，中国与美国、欧盟相提并论，但是在涉及新闻自由时，却只能与老挝、古巴、缅甸、伊朗共同出现。这个极端的对比，塑造了中国此刻的精神空间，也注定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特性。

　　但是，排名又不说明全部问题。倘若你生活在中国，你会发现中国人享有的实际自由，要比这排名多得多。表达的空间，不仅不是僵化的，甚至是不断生长和扩张的。它和被西方媒体所严格限定缺乏言论与出版自由很不相同。在中国，一种新的精神世界已经形成，它嘈杂、生命力十足，但很可惜，它注定是自我娱乐式的。在这种新的精神空间背后，是一股更大的价值危机，这场危机扩展到作家、出版人，弥漫到每一个领域。你无法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政治上的压迫，它是一次人人参与的合谋，但很显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是其首要的责任人……（待续）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