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藤嘉一

　　日本曾“被”发生过两次改革。一次是19世纪经过被美国佩里黑船迫使“开国”，实现了的“明治维新”。日本人从西方吸收制度先进性，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却保留日本特色的文化民族性，因此走向“半西方”而“非全盘西化”的道路。另一次是二战惨败后的“战后改革”，主要指的是被美国改造。改造的三大特征是：民主化、非军事化以及保留天皇制。

　　如今，尤其中年一代的日本人指责美国当年单方面强行对日改造，主张东京审判不合理。但无论如何，战后改革促进了日本政治、社会制度的发展，并为随后的“战后奇迹”奠定了基础，是不争的事实。

　　“法治”、“民主”、“自由”等制度理念已经普及到日本国民生活中每一角落。其实现过程无疑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进行改革的结晶。处于21世纪初的日本，社会结构依然没有摆脱单一性，很难在观念上有所突破，正面地看待外国，真实地传播祖国。

　　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对此，广泛国民抱有不满。但它仍然保持稳定，大家无意识中认同“平均主义”或“共同富裕”的潮流。凭我感觉，至少80％以上属于中产阶层。国民生活趋于平静，保持着较高的水准。中产阶层的高普及率代表着战后日本的发展进程。没有非常富裕的，也没有非常贫穷的。富的也好，穷的也好，“至少在物质上”度过快乐的日子。精神上如何，怎么定为自己存在的意义，完全是归个人的事情。

　　传统的力量——集体意识、中庸、道德教育、看世间、单一结构与现代的力量——法治、民主、自由、公正、平等、中产阶层，共同维护着日本社会的稳定，促进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国民都归属为“沉默大多数（silent majorities）”或“维持现状派（status-quo powers）”。这一群体不知不觉认同并接受“日本式稳定”，度过着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优良生活”。同时，从国民对社会保障、福利方面表示的强烈愿望和不安也不难发现，最能发挥作用的、最能迎合国民需求的，还是“稳定”两字。

　　亚里士多德在探索“对大多数城邦、公民而言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生活”的旅程中，试图以“中庸”或“中产阶层”寻找“社会稳定”，成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出发点；即促进城邦共同利益的发展，尽可能实现在城邦生活的各个阶层之间适当的利益协调、平衡。

　　亚里士多德的探究为我们分析独特的日本社会结构带来哪些研究视角呢？

　　历史传统上继承下来的力量和近代以来在与西方世界的碰撞上培养下来的力量相辅相成。“中庸”以及“中产阶层”促进着日本社会的稳定。日本的经济建设似乎已经过了高峰，进入了维持现状或改革结构的阶段。国民就更加渴望“中福利”，即政府能够从社会保障、福利方面入手，维护国民生活的安居乐业。日本社会已经进入了明治维新、战后改革后的新阶段——第三次改革和开国。日本经常在国内外被称为“综合国力的衰落”，与中国近年的迅速崛起相比显然缺乏活力和爆发力。但无论如何，日本社会只能尽量保持相对稳定的国民生活状态。

　　随着全球化、地区一体化等新潮流，日本也必然面临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承担崭新的国际责任，付出国际贡献，很有可能给日本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例如，“超高龄化社会”的到来必然迫使人口以及劳动市场结构重新调整，如何实施“移民政策”则必须成为全民讨论的话题。根据厚生劳动省的预测，日本劳动力人口在2005年达到峰值的6770万人后逐渐下降，到2025年减至6300万人，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也将逐渐向“头重脚轻”的方向发展（15-29岁为17.1％，30-59岁为63.5％，60岁以上为19.7％）。内阁府发表的《2008年少子化社会白皮书》指出，如果不能改变少子化趋势，2050年日本劳动力人口将减至4228万人，还不足2008年的2／3。

　　基本的社会秩序将在21世纪中期之前被重建。日本人不得不改变陈旧思维，实事求是进行观念改革。维持社会稳定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改。时间不能停止、逆流。“国际社会与日本”、“国内社会国际化”、“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等课题必将涉及到日本人如何扩大生存空间，如何寻找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

　　亚里士多德谈到城邦优良的生活时有这样一个论述：

　　“对个人和对集体而言，人生的终极目的都数相同；最优良的个人的目的也就是最优良的政体的目的。所以这是明显的，个人和城邦都应具备操持闲假的品德；我们也反复论证和平为战争的目的，而闲假又正是勤劳（繁忙）的目的（那么这些品性当然特别重要）。操持闲假和培养思想的品德有些就操持于闲假时和闲假之中，另些则操持于繁忙时和繁忙之中”。

　　亚里士多德在从“优良”的角度考虑城邦治理时，把“闲假”的实现视为必不可少的因素。据他论述，就精英或当政者无法“闲假”的政体而言，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多么发达，军事力量多么强大，其社会本质上是“不优良”的。

　　我发现了有趣现象。日本与其他国家社会一样，高薪者一般倾向于非常勤奋工作。这群人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平时要加班，周末得上班。生活特别辛苦，几乎没有娱乐。他们的纳税率最高，“纯收入”就受到相当大的限制。而低薪者群体的生活比高薪者群体轻松很多。收入低，纳税率就很低。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趋于比较完善，即使是低薪者，基本生活是能够被保证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低收入阶层反而享受着“精神富”，因为生活没有太多的压力，不那么勤奋工作，不那么认真反思。一个高中毕业生每天打工10个小时，周末休息，平均月薪能达到20万日元（1万3千人民币）。

　　谈到这点，我必须提出一个问题；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到底哪个更加幸福？根据多个统计数字，目前日本四分之一的人是属于所谓“打工族（freeter）”，就是“靠打工过日子”的人。我曾经多次对“打工族”做过访谈，抽取大部分相关人士对自身生活状态的看法，大致如下；[NextPage]

　　“你们靠打工过日子没有什么担忧吗？”

　　“没有啊，靠打工也能过日子啊，而且没有什么压力，过得很轻松、自由啊”

　　“对社会地位也好，名誉也好，你一生都这样过日子，没有什么反感吗？”

　　“哎哟，你也问这个问题啊。日本这么发达，生活有什么不便啊？国家大事由优秀的官僚来决定就好了。对我来说，只要能轻松、自由过日子就可以了。还追求什么呀？”

　　这群人的想法，日本当政者及精英阶层值得思考。日本作为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现代化以及经济发展的国家，无论是低层阶级、中层阶级还是高层阶级，满足最起码的物质幸福没问题，能被保证。问题是，高薪者究竟凭什么那么勤奋劳动，凭什么为国家的财政缴纳那么多税金？而低薪者作为社会阶层的一部分，究竟以什么角色参与政治社会以免使得自己彻底“边缘化”？大家密切关注贫富差距的被拉大，当政者为恢复70-80年代的“1亿总中流社会”作出努力的同时，也应该思考让高薪者们尽可能“闲假”，尽可能避免低薪者被边缘化的问题。

　　日本人能否享受“优良生活”，关键还是取决于“精神”层面。作为一个迈向“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城市化国家，即古希腊意义上的城邦，又在“物质富”基本实现了的今天，日本的各阶层以什么样的心态，以什么样的角色面对并创造个人生活，参与政治成熟的过程呢？城邦能够维持长期稳定吗？统治政治社会的精英阶层（主要指从事国家公务的“官僚”，他们一天平均工作16个小时以上，许多官僚过去因“过劳”而去世）以什么样的心态，如何在社会关系上索取与付出之间保持相对合理的平衡，即实现“闲假”呢？

　　官僚、打工族、以及庞大中产阶层，都是构成日本社会的“公民”，缺哪一阶层，社会治理必然失去秩序和稳定。这是比较肯定的前景。不过，从社会可持续发展角度讲，日本人还是应该从亚里士多德吸取教训，即精英阶层的“闲假”既是不容忽视，也是不可或缺的。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