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濂

　　如何正确地转移、释放和化解社会愤恨情绪，这是一个问题。

　　有朋友去印度开会，回来谈观感，印象最深的是印度的“哲学家”很多，喜谈精神性，连政治家都愿意附庸风雅，而且个个能说会道。由于历史的缘故，中国学者多数说不娴熟的英语，印度学者则说娴熟而我们听不懂的英语。不过，印度人虽然普遍使用英语，除了民主政治外，一般生活方式上西方化的程度却比中国低，比如麦当劳很少，圣诞节也没中国热闹。朋友说，印度人似乎比较快乐，乞丐要钱总是笑眯眯的，即使要不到钱也不改脸色。

　　最后这点让我尤其感兴趣，印度乞丐总是笑眯眯，我猜想很可能与挥之不去的种姓制度有关系。查维基百科，种姓制度在印度始于公元前20世纪，是借由许多不同的标准，包括是否吃素、是否杀牛以及是否接触尸体等等，建立起来的一套相对阶序。种姓制度将印度人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与首陀罗四个阶层，并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固化为边界森严的等级制。虽然早在1947年独立之时，印度就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政治上也逐渐迈入民主时代，可是种姓制度在社会实际运作，特别是社会心理层面上依旧影响深远。这或许就是印度乞丐始终面带笑容的文化心理根源：由于对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命运抱持与生俱来的宿命感，所以少抱怨，也少不平。

　　种姓制度有千般不是，与现代民主社会也格格不入，可是笑眯眯的乞丐却着实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红利”。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说，“民主的各种制度激发并讨好人们对平等的激情”，然而问题在于，再民主的社会也不可能达成完全的平等，所以民主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最大程度地发展了人心中的嫉妒情感”，“人们越平等，他们对平等的渴求就越难满足”。于是，就有了如下这个看似悖谬的现象：“当不平等是社会通则时，最大的不平等都见怪不怪。但当一切都已或多或少抹平时，最小的差距都引人注目。”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把平等所激发的欲望和嫉妒进一步定义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绪——“resentment”（愤恨或怨恨）。舍勒的判断与托克维尔相去不远，他认为，在一个政治权利与社会财富分配上接近平等的民主社会中，愤恨可能是最小的；而在一个内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愤恨也会很小。忍无可忍、一触即发的愤恨情绪往往会在如下社会中急遽地堆积起来：平等观念与权利观念已然深入人心，但现实的权力与财富却出现极大分化。身处这样的社会，人人都觉得有“权利”与别人相比，但“事实”上又不能相比，天长日久，普遍的仇富心理就会不可遏止地流行开来。

　　舍勒相信愤恨是魔鬼：报复感、嫉妒、阴恶、幸灾乐祸、恶意，这些毒性极强的负面情绪在现代人的内心纠结翻腾，敲骨吸髓，贻害无穷。但是舍勒没有看到的是，愤恨也有正面积极的一面，它甚至可能促成并造就一个正义的社会。

　　有排队经验的人都了解，如果你花了一个下午循规蹈矩安心排队，到头来却被插队者捷足先登抢去最后一张票，你就会有“气血翻涌”的愤恨情绪。作为一种反应性态度，愤恨是一种“我们为自己而要求于别人的考虑”，它最直接也最强烈。问题的关键在于，并不是所有“因别人未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而产生的不满”都是愤恨，这一点尤其需要明确，否则以愤恨为重要特征的正义感将直接等同于自我中心主义。香港大学的慈继伟教授指出，使某人产生愤恨的必要条件包括如下几点：1.其他人的行为违背了“非个人性规范”（impersonal norms）；2.其他人的这种行为侵犯了某人的个人利益；3.某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违背过非个人性规范或者说道德规范，尤其是针对那个侵犯了某人的人而言。

　　根据以上标准，排队者对插队的人之所以感到愤恨，不仅因为他们违背了“不准插队”的社会规范，更重要的是插队行为严重损害了排队者的个人利益。由此可见，愤恨是一种“特殊的、既含道德愤慨又含利益计较的”情感反应。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它有别于纯粹的怨气——那些因为来晚了没买到票的人心怀的是怨气而不是愤恨；作为一种涉及自我利益的情感，它又有别于纯粹的义愤——我作为路人去制止插队现象是出于义愤，而不是愤恨。也正因为此，愤恨才有可能成为个体追寻正义的根本动机。

　　笑眯眯的印度乞丐不愤恨，他们安天知命，可以通过精神性的诉求来安慰人生的不公。相比之下，仇富者的愤恨情绪尽管正当，但因为纠结了太多的怨气和嫉妒，最终将吞噬每一个体的灵魂。在平等意识深入人心的今天，如何正确地转移、释放和化解社会愤恨情绪，将它疏导成社会正义的普遍心理诉求，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难题。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