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愚

    暴力在七月创造历史。一个总经理的死中止了一项大收购。

    上任仅一天的通钢总经理陈国君，据说因为说了一句狠话——“要用6000工人取代现有职工，所有通钢职工都要回去种地！”而被工人们乱拳打死。《经济观察报》的报道称，“记者在当地走访多人，却没有一人表示亲耳听到陈国君的这句话。”这使得陈的死变得更加无辜。撇开死因不谈，如此惨烈的事件一定有更复杂的动因。

    网民大多倾向于支持发威的工人阶级。出自权威之手的评论，则为国企改制的受挫而郁闷。

    结果已经不可更改。这是最坏的结果，不论从谁的利益出发。但为何却被工人们视为一场巨大的胜利？

    诗意的理解是，这是他们在张开嘴的资本巨鳄面前本能的防卫行为。他们已经觉醒，在屠宰台前，无辜的羔羊愤然反抗，举起了森林一般的手臂：制止。拳头和石子落在陈先生的肉身上，他们打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憎恶的阶级。

    暴力乃最后的手段。在这样的结果面前，谴责显得特别无力。

    最新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庄严地评论道：“这是一场暴力化的讨价还价。事实上，通钢的职工是以集体暴力的手段，反抗了企业改制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现象。他们反对的既不是国资的退出，也不是民间资本的进入，而是整个过程中的不公平与不透明。这不是一个姓社、姓资的讨论，而是一次有关社会公正的冲突。”

    如此这般，奋力反对这样的“改制”，自是他们必然的选择。“社会公正”是一个宏大用语，鉴于特定的抗争对象，我想指出他们所追求的公正的其他一些含义。

    最容易理解的是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意识。尽管虚幻，但却有实在的好处。大锅饭体制使其能得到生存的基本保障，谁也无权开除自己，剥夺自己按照规定应得的东西，只有在这个体制内，他们才能享受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他们与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最直接的联系，也是制度认同的基础。

    他们具有天然的与企业同命运的意识，这是他们心血浇灌的工厂，青春与生命流逝于斯，企业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体制内，大家如鱼得水，效益好坏与收入待遇并无多大关联。这样的日子，在全球经济恶化的背景下，尤为难得。他们很容易结成利益同盟，这从接到重组报告高层集体辞职的举动就可以看出。重组者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在抗议现场，有人打出“建龙侵害国有资产，从通钢滚出去”横幅，退休退养职工高声呼喊“建龙滚出去！”，在体制内，也有不公和黑暗，他们或许也经常进行人际斗争，但在共同的敌人面前，那些芥蒂已经迅速消失了，他们仿佛亲人般挽起手，一起驱赶外贼。他们不能接受外人支配这一切。

    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不能重蹈覆辙。资本进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追求效益的考核分配制度，让他们很不愉快。管理者比工人多拿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钱，工人丧失了从前懒洋洋的平等生活，被压迫的感觉异常强烈，再加上担心被淘汰，诸多因素促成了反抗的冲动。

    改革从一开始要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便是怎样安排躺在社会主义热被窝里的人。最痛快的买断工龄，难伺候的养起来。最不好对付的就是留下来的这批人，从一个大锅饭体制转到私有化体制里，顽固的国有身份意识，使其难以适应竞争，优越感与失落感并存，好多人往往会成为新企业的破坏性力量。

    沾上国家二字，就能享受特殊利益，在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遗留的国企心态与生态，注定了改制是艰难的。[NextPage]

    在此意义上，断定通钢事件重挫国企改革是有道理的。或许，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其连锁反应。一大批被强力压制的改制国企员工，极有可能效法通钢工人的做法，在各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追求效率的改制，如果一味变成将国企推向资本的怀抱，其结果是可怕的。改制的制度设计，职工权利的保障，对进入者的刚性约束，都应在主政者考量之列。大锅饭断奶的过程是痛苦的。国企职工须有接受现实的心理准备。政府及利益攸关方须有完善的方案，做好事的诚意，以及耐心沟通、付出艰苦努力的准备。

    整个事情的进程若不遵循公正、透明的原则，又缺少或有意剥夺职工的参与权，终将酿成惨案，最终造成多输的局面。

    此次事件可供反省的地方颇多。最为有识之士诟病的是现在的无组织状态。代表个人利益组织的缺失，最终使其不能行走在理性的轨道上，权利得不到宣示，暴力就出现了。胡舒立女士指出，“国有企业内部代表工人利益的机构（例如工会、职代会或其他）如何脱离经营者控制，成为真正表达工人诉求的自主性组织，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见《如何与工人对话》一文，《财经》杂志2009年第16期）

    政府多年的防控化管理，造成整个社会无组织的状况。共青团、工会、妇联、工商联四大组织，早已蜕变为执政党的组织和细胞，劳动者事实上处于一盘散沙的境况。在国企里，劳动者尚可以借助国有的身份主张权利，在其他企业，则彻底处于无权利保障的弱势地位。无组织，平时当然不易起事，一有风吹草动，一步就走到极端，因为没有谈判之可能。如果不能合法合理地抗争，就必然以暴力手段血腥地报复。一粒粒微不足道的沙子，瞬间就能凝聚成无法控制的力量，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从个体到群体的转换非常短促，难以琢磨。而且，事后惩罚，抓领头羊替罪羊的做法，将使反抗更加出人意料和暴虐。

    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沉默不语，不——事实并非如此，按照《时代周报》的报道，在被建龙重组后，“高层拿着高薪，员工则开始被频繁裁员、减薪”。差距甚大的薪酬制度成为不平的导火索，通钢工人就怨气丛生，进入2008年，干群关系直转急下，在食堂开饭前，职工必高呼两声“建龙滚开！”被边缘化的群体最终会发出自己不同寻常的声音。

    通钢事件的教训在于，职工丧失了支配自己命运的所有权利，资本与权势肆意的侵吞瓜分，最终导致了暴动。

    当局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常常有一种心态：起初不以为意，以为出动几个警察就能震慑住；当局面失控、群情激愤之际，则惊慌失措，为保乌纱帽，就出人意料地脑筋急转弯，高调宣布顺从“闹事者”意愿，甚至许诺更多“闹事者”原本不敢想象的条件。通钢事件最后的结果是，政府推翻了自己的决定，煽了自己一记耳光。这种权宜之计已经成为杀手锏，屡试不爽。但人们不禁要问，如此这般就更改了政府的决定，这究竟是原本的决定有问题呢，还是仅仅因“出事”所迫？如果是前者，那只能说明出台时的草率和儿戏；如果是后者，即仅仅因为极端事例发生而立即改弦易辙，那势必造成一种最坏的效果：不反抗则无法保障自己的权益。本应合法进行的博弈演变成恶力大比拼，谁狠谁有理。最后，事情平息之后，秋后算账，算得信义全无，为下一次更强烈的骚动打足了气。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执法部门在群体对峙时，处于一种懒于执法的状态，不是不能，而是不想作为，他们似乎总在等待一个更有权威的命令。视权力需求而动，保全了自己，却无耻地葬送了民众对法律的最后一丝期盼。

    政府缺少花功夫做好一件事，让各种利益平衡的能力和耐心。求政绩求速度，结出的果子一定是苦涩的。最终要由政府和各方含泪忍痛咽下去。

    不改制就不能生存了吗？

    强行改制，不是由市场达成的交易价格，也不是由市场交易决定的交易对象，这种拉郎配式的玩意，本身违背经济规律，又难免黑箱作业之嫌。而且很少能跳出利益输送的套路。[NextPage]

    由国企改制引发的冲突连绵不绝，已经造成或正在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官商勾结，少数资本运营天才窃取国有资产，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暴富了，上流了，成功了，大批下岗职工却加入了没有尽头的上访队伍，这些曾经的国家主人或创造者，沦落为社会弃儿。他们成为日新月异时代羞耻的标记。

    没有正义，就不会有得利者所期望的那种安宁。

    如果说这不是改制的本意，你就得证明：掠夺与洗劫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否则，一切纵使为他们着想的事情，也将变得寸步难行。

    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件，竟以抓捕组织者肇事者而收场，凶手总是找得到的，如果要找的话，更何况公安机关已经许诺愿意花重金寻找知情人。即使找到了，依法从重处理了，事情就结束了吗？

    当政府不能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时，老百姓的反抗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