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奥多·达林普尔 翻译：吴万伟
1960年，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出版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在书中他指出至少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作为连贯的、目标专一的哲学世界观或者作为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杠杆的抽象理论体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已经死亡。民主政治和大众繁荣的结合已经“解决”了自柏拉图时期以来搅动人性的政治问题。人类将不再拥有宏大理论和容易生成邪恶错误的观点了，只剩下公共管理问题，至多不过是关于政策细微末节的争论。旧格言“健康的心智来自于健康的身体）（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的新版本是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于自由民主社会。这是历史的教训。
1989年，随着苏联和东欧的快速改革实际上是快速垮台，非常清楚的是共产主义无法在欧洲继续生存下去了，弗朗西斯·福山在贝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为《国家利益》杂志写了题目为“历史的终结”一文。在这篇后来被扩展成一本书的举世闻名的文章中，福山认为贝尔在西方看到的意识形态终结已经成为全球现象。他用“历史的终结”当然不是要表达历史事件的终结，这个或者那个集团将继续赢得超级碗球赛（the Super Bowl），仍然可能存在竞争国家间的战争，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历史已经提供了教训，人类也接受了这个教训。从今以后，那些抗拒自由民主潮流的人将成为工业革命开始时砸坏机器的卢德分子（Luddites），这些英国工人指责机器摧毁了他们家庭作坊的独立工作方式。
但是在文章的末尾，和马克思相反，福山更关心理解社会而不是改变它，隐含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在世界的道德经济中的角色问题。没有意识形态斗争占据他们的头脑，知识分子需要做什么、思考什么呢？从定义上说，知识分子喜欢考虑宏大的和普遍性的问题，而不是渺小的具体问题：正如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说的，从习性上说，知识分子是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不是知道很多小事的狐狸。福山承认他会怀念意识形态，即使这是他反对的东西。他写到“我对1945年以来欧洲创造的文明（有北美和亚洲的分支）具有复杂的感情，或许在历史终结后面对几个世纪无聊的前景，人们会让历史重新开始。”
结果，没有过多长时间（更不要说几个世纪了）我们就感受到存在的无聊了。如果使用康德在阅读大卫·休谟（David Hume）后在心中激发的哲学思考时所使用的术语，我们的“教条主义迷梦”刚刚开始就遭遇了一群狂热的年轻人驾驶商业飞机冲向双子塔和五角大楼。因而表明了意识形态终结和历史终结的宣告有点太早了。
实际上，我们本来不需要被提醒就应该知道或者至少应该猜到的。福山的结束语里包含了对意识形态所发挥的心理功能的暗示。激发人们创造和接受意识形态的因素不仅是对于世界现实的不满。毕竟，对社会的不满一直是存在的，未来也一定存在。至少在文明社会里，不满意是人类永久的心理状态。不是每个对社会不满的人都会成为意识形态分子，但如果他是的话，几乎没有人不是。不过，至少作为大众现象的意识形态是人类历史上的新发展。
那么，谁会成为意识形态专家呢？他们是需要生活目的的人，不是在常见的意义（比如挣的钱能吃饱，能支付抵押贷款）上，而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生目的，也就是确认有比存在本身更多的存在意义。那些挣扎求生存的许多人是不会产生形而上学欲望的。避免物质生活的失败就能给予他们的生活足够多的意义，但意识形态专家很少担心日常生活的面包问题。他们的生活困难不那么具体，他们的安全感给予他们空闲时间，他们的教育给予他们需要，他们的气质给予他们愿望来发现日常生活变化之外的东西。
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意识形态应该在教育得到广泛普及的地方繁荣起来，尤其是在受教育者很少有机会投身于宏大事业或者他们认为怀才不遇，没有施展才华的空间的地方。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在思想世界是发现的，不大容易在现实世界找到，因为现实世界总是让人沮丧，虽然有时候会取得改善，至少在某些方面有进步。在世界很多地方，受教育者数量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经济能够为他们提供心目中的重要岗位的能力。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内，人们总是能发现郁郁寡欢的受教育者在寻找不得志的理由。
第一个注意到知识分子政治化现象的人是法国作家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在他1927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中，“Clerk”一词被理解为中世纪的含义“修道士”，指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俗人不同的受教育者，是一个专门指这个群体的术语。今天，人们常常用它表示与共产主义结盟的知识分子，虽然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世界各地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总是造成思想自由的破坏和对个人权利尊重的衰落，这本来是知识分子宣称要捍卫的东西。[NextPage]
班达用这个术语指的内容更广泛，虽然支持共产主义可能出现在他的标题下。知识分子不是为了真理或者充当指导人类的“永恒的眼睛”（sub specie aeternitatis）而是为了获得权力而追求思想路线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们的办法就是采纳、辩护、操纵某个社会群体当前的政治激情（不管是民族主义的还是种族主义的、宗教的、经济的激情）。班达在写这本书时最担心的政治激情是民族主义、排外情绪、反犹主义，它们当时都有很多知识分子辩护士，结果很快证明这些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他其实是在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独立性辩护，呼吁他们摆脱政治干扰。
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在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后幸存下来，这可能并不会让班达感到吃惊。它的垮台确实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虽然知识分子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美德和苏联制度下的罪恶行径区别开来。许多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意味着意识形态本身的死亡，这太自然不过了。但是正如班达可能已经预测到的，结果造成的情况是意识形态的巴尔干化（碎片化），有兴趣的人可以有多样化选择的不同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衰落之后突显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占突出位置的意识形态的最明显例子是伊斯兰主义。因为它强调回归伊斯兰的纯洁性，对现代性的明显或者喧闹地拒绝，许多人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伊斯兰主义无论在时间上而且是在精神上都是多么现代的现象。这一点可以从阅读伊斯兰主义的经典著作，1964年首次出版的库特布的《里程碑》（Milestones）看出来。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痕迹，尤其是列宁主义内容非常明显。
库特布的开头是人们可能发现其神秘的有先见之明的文化批评。他写到“西方作为人类领袖的地位在衰落，不是因为西方文化在物质上变得贫穷了，也不是它的经济或者军事力量变得弱小了，西方体制时代已经走到尽头主要是因为它被剥夺了使它成为人类领袖的“赋予生命力的价值观”因为按照库特布的说法，那些“赋予生命力的价值观”不可能来自东欧集团，他认为（像阿根廷独裁者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一样）认为肯定存在第三条道路，他说那就只能是伊斯兰。
正如在马克思那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代表全人类的利益一样，在库特布那里，只有穆斯林（真正的穆斯林）才能代表全人类的利益。其他任何人都是宗派主义者。在库特布的概念里，在伊斯兰教义下国家消亡，正如马克思说的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建立起来后国家就消亡了。在马克思看来，消亡的到来是因为不存在需要国家捍卫的部门物质利益；在库特布看来，一旦真正的伊斯兰建立起来就不存在部门利益了，因为人人都遵循真主的法则，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解释者了。人人都遵守真主的法律，自然就不可能发生冲突，也不需要国家机构了，因为真主的法律是完美的。
人们发现库特布的伊斯兰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点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曾经作为托洛茨基秘书的著名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杜娜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说“哲学和革命是分不开的(肯定存在过这样的事)”。库特布说“因此宣传和行动两者要统一，用所有必要的方法对付‘人类的困境’。为了全人类的自由，地球上所有人的自由，让这些方法一起工作是必要的。”
像列宁一样，库特布认为在对付统治阶级的时候采取暴力是必要的（对列宁来说是资产阶级，对于库特布来说是异教徒):“那些篡夺了真主的权威和欺压真主的人是不可能通过说服就放弃权力的”像列宁一样，库特布相信只有人类的权威消失，领袖的权威才能完整。在提到他渴望恢复的道德品质时代即麦加时期的阿拉伯人时，库特布说“他得到训练要遵循一个领袖领导下的团体的纪律，在任何事情上请示领袖，听从他的训谕，虽然这可能和他的习惯或者口味不同。”这里面没有多少是列宁不能同意的内容。英国斯大林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写到自己时说“党拥有对我们生命的第一位的要求，更准确地说是唯一真正的要求。不管它的命令是什么，我们都要执行。”
库特布像列宁一样明确指出他的政党应该是先锋队，不是群众政党，因为只有先锋队才能献身于革命事业。像列宁主义一样，库特布的伊斯兰主义是充满辩证思想的：
[伊斯兰]不是用抽象理论面对实际问题，也不是用不变的手段对付不同阶段的情况。那些谈论伊斯兰圣战和引用古兰经章节的人没有考虑这个方面，他们也不明白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本质，或者每个阶段不同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诗篇之间的关系。[NextPage]
把这段和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 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 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
列宁主义和库特布的伊斯兰主义之间有很多其他类似的内容，其中相互不协调、隐含着为了全人类的永久利益战斗到底的思想、彻底的决定论（分别由历史和真主决定）和呼吁主观能动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只有建立了他们的制度人类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的观点等等。因此，对于库特布的世界观来说，伊斯兰列宁主义的描述比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更准确。
库特布是个奇怪的人：比如他从来没有结婚，因为（他宣称）没有发现一个在他看来足够纯洁的女人。你不必要是弗洛伊德就能明白这样的解释是让人怀疑的，你还会发现他在1950年对科罗拉多州格里利市（Greeley）的反应，当时他得到奖学金在那里留学，看到那里是泛滥的罪恶的温床，这是某种歇斯底里的掩盖内心深处激荡的冲突的外表。一个人把心思转向意识形态能够解决个人的问题，因为个人问题很常见，很多人选择意识形态作为解决方法并不让人惊讶。
在我们看来，意识形态思考并不局限于伊斯兰分子。人们需要一个简单化的棱镜来分辨清楚生活中的一团乱麻，尤其是因为我们生活中的问题永远存在。随着马克思主义至少是其经济学形式方面的内容在西方的衰落，出现了众多不同形式的替代性意识形态，为那些心怀不满的人提供了多种选择。
许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合法的抱怨，但是因为政治改革只解决合理的要求，因此有不少要求就转变为意识形态了，这说明了人类心理学的事实：愤怒并不一定和现实情况成比例的，愤怒本身能够成为一种强大的刺激。女性主义者继续把任何人类问题都看作是家长制的表现，民权活动积极分子继续把任何问题都看作种族主义的表现，同性恋权利积极分子继续把任何问题都看作同性恋恐惧症的表现，反全球化积极分子把任何问题看作全球化的表现，激进自由主义者把任何问题都看作国家管制的表现等。
仅仅让全人类专心追求单一的目标就可以获得个人幸福，就能找到解决所有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苦难的解决办法，这是多么让人开心的事啊。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人们必须阻止自己认识到真相。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自传》中描述的早年生活情景。他问自己：
“假如你生活中的所有目标都实现了，你期待的机构和观点的所有变革都一下子完成了，这对你来说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吗？一个难以压制的自我意识清楚地回答“不”。在这个时刻我的心一下子非常沉重：我的整个生活基础垮塌了。我的所有幸福必须在持续不断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如果目标不再具有吸引力，怎么可能对手段感兴趣呢？我似乎已经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这是所有意识形态专家担心的问题。它解释了改革不仅不能让他们高兴，反而增加他们的焦虑和愤怒的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传统的宗教信仰在我使用的意识形态含义上不是意识形态。因为和意识形态不同，宗教清楚地承认世俗生活的局限性、我们能从中期待什么、在得不到帮助的情况下能做到什么等。有些意识形态具有宗教色彩，但是绝对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伊斯兰分子像从前门斯特市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s）一样根本不是宗教性的，因为他们宣称知道上帝要求我们做的每个细节。
当今西方最流行的、影响最大的意识形态是环境保护主义，它不仅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取代了班达在1920年代指控知识分子陷入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意识形态。如今那些因为烟雾而患上呼吸道疾病的人或者看到肆虐的工业污染影响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对于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后果无动于衷。完全放任自流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人们不难发现环境主义者著作里对实际问题之外的东西的关注。他们的著作常常表明他们类似于17世纪牧师在瘟疫爆发时的忏悔呼吁，只不过涂上了一层理性的油彩，每个意识形态都需要掩盖其存在焦虑的真正根源。[NextPage]
比如，由环保人士乔治·蒙贝尔特（George Monbiot）主持的最近一期英国《卫报》的专栏里刊登了标题为“地球现在已经被如此严重地破坏，只有彻底的能源更新才能挽救我们”的文章。当然，蒙贝尔特没有给我们提供人间天堂的保证，如果我们遵循了他的处方的话，只是说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可能就来不及了，有可能造成整体的生物毁灭。但是人们可以在蒙贝尔特的紧迫性甚至歇斯底里背后看到他对于权力的强烈渴望。首先，他不可能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他质问到“难道我们要让后代记住我们是挽救了银行而让生物圈崩溃的一代吗？”如果我们必须在要么‘彻底能源更新’要么死亡之间选择是真是的，我们就不能被作为导致生物圈崩溃的一代被后代记住，因为如果我们让生物圈崩溃了，推测据（ex hypothesi），哪里还有人活着能记住我们呢？这让我想起一些用来做试验的病人，我来了解本来还能活很长时间的病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威胁要自杀。虽然蒙贝尔特说我们不能肯定现在做的事情一定会产生什么影响，但他还是建议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按他的处方来行动。
环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严重威胁到英国的法治体系。去年9月，6个造成电站五万美元损失的环保积极分子被宣告无罪，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犯罪，而是因为包括一格林兰人（Greenlander）在内的四个证人证明了地球变暖的事实。
人们会想起圣彼得堡1878年陪审团对企图暗杀特列波夫将军（General Trepov）的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那场灾难性的无罪判决，当时给出的理由是她的所谓纯洁的动机。这个无罪判决摧毁了在俄罗斯建立法治的所有希望，从而催生了恐怖主义的时代到来，而这又直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灾难。
译自：“The Persistence of Ideology” by Theodore Dalrymple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