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达 　

    手缠绿丝带的穆萨维支持者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集会示威。6月29日，尽管伊朗最高法律机构宪法监护委员会宣布最终确认内贾德总统，但在选举中失利的伊朗改革派总统候选人、前总理穆萨维却继续表示，他不会承认新政府的合法性，而世界对伊朗选举的议论更没有就此停息。

    1979年革命是一个根源

    1979年伊朗革命，以反专制、反帝制、求共和的现代口号，吸引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都在冲锋陷阵，而它又巧妙和宗教结合，在一切政治诉求之上，是响彻云霄的口号：“神是伟大的”，因为革命后面的政治领袖就是被驱逐的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所以革命逻辑是这样的，巴列维是美国傀儡，又是专制国王，打倒国王建立共和国是一个进步，打倒专制，政权掌握在人民和他们爱戴的宗教领袖手中，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而美国是腐朽文化象征，宗教领袖最终以建立道德之名义维持秩序，又扫除了美国和资本主义最后对伊朗的腐化和毒害。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赞赏伊朗革命有“道德旗帜”——— 政治正义和以宗教规定的社会道德兼而有之。这也是革命成功的原因。在1979年的伊朗，知识分子和青年打头阵，后面有浩浩荡荡的民众追随，虽然其中一半是文盲。

    谁知，恰恰是这个“道德”在出问题。首先，道德是一个可以无边际界定的东西。革命“以宗教的名义”取胜，取胜之后，宗教又“以道德的名义”逼退社会世俗化，甚至逼向中世纪戒律。而社会世俗化和现代化有一种关联，这是当时伊朗人都看不到的巴列维潜在的正面因素。

    社会世俗化和宗教虔诚没有关系，人们可以是虔诚教徒，同时拥有相对世俗化的生活。这相当于一个虔诚教徒未必一定要进入修道院或者出家为僧。而原教旨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认为社会世俗化和宗教虔诚有超紧密关联。他们掌权的国家，会把用于修行者的规范强行推广到民间。必须指出的是，这和它的政治制度虽有关联，却又可以相对独立、各自为阵。例如伊拉克，作为政治统治，萨达姆专制统治非常严酷，完全扼杀异议表达空间，违者格杀勿论。从宗教观念来说，逊尼派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中心文化却是世俗化的。伊拉克民间原本受伊朗影响很深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这一块，反而因被萨达姆政权划入政治异议而被严厉镇压，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抬头。在萨达姆倒台之后，正是由于政治民主化，也就必然把民间原教旨势力通过选举选入了新生的民主政府中，这些原教旨政治领袖在伊拉克政府中的力量，还远未达到在伊朗革命政权中占绝对优势的程度，也就不可能通过伊拉克新政府本身来强行规范世俗生活，可是这些从事政治的宗教领袖一度暗中支持宗教极端组织，利用恐怖活动，在民间一度制造了相当程度的世俗化倒退。例如基督教妇女在巴格达，一度为了安全不得不戴伊斯兰妇女的头巾。没有中东体验的人，尤其是长期在民主社会生活的人，会很难了解这种错位，也很难理解这种政治宗教的双轨运行，很容易引发阴差阳错的后果。

    国家世俗化程度的争执和伊斯兰教的不同教派没有多大关系。这种争执不论在什叶、逊尼哪个教派掌权的国家都一样可能发生，如阿富汗的塔里班就是逊尼派，塔里班掌权后，阿富汗的世俗化程度大幅倒退。伊朗是什叶派国家，可是它在这方面的经历和塔里班的阿富汗有雷同之处。

    假如伊朗从古代一路走来低度发展，民众习惯中世纪环境，倒也罢了。问题是，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前，它是一个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尤其在德黑兰这样的大城市。革命之后宗教禁忌规范强制压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对违背禁忌的惩罚非常严酷。对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反差根本不能接受。对他们来说，他们赶走巴列维是为了享受更大自由，结果适得其反。原来还可以周末有个聚会，喝点葡萄酒，放点西方流行音乐，跳个舞什么的，革命后这都是要坐牢的事情。维护道德的风化警察权力无限。道德管束尚如此，政治管束不可能不变本加厉。原来国王体制内工作的人是反革命要坐牢，接着是反对政府现行做法的要坐牢，最尴尬的是大批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是反巴列维的主力，原本在右翼的巴列维统治下受到压制迫害，现在革命胜利，对于宗教原教旨主义来说，他们是更危险的敌人。很多在巴列维统治下幸存的左翼人士，却无法逃过革命镇压而被杀。国家也开始封闭。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曾有伊朗流亡者在侯赛因支持下进入伊朗，他们完全高估了民众的反抗可能，无人响应，他们自投罗网，全部被革命卫队消灭。革命接下来是8年两伊战争，7000万人口的伊朗，阵亡30万，死伤过百万。

    这是20年前伊朗的“新起点”。这次选举引发的抗议，国际社会惊叹它是“革命后最大规模抗议”，实际上是奇怪“他们怎么敢”？阅读革命后三十年来路，是理解今天伊朗“爆发”的根源。

    “绿色”是不是一种“颜色”

    这个题目听上去很奇怪，我要说的是，现在把伊朗正在发生的大选冲突叫做“绿色革命”，令大家误以为今天发生在伊朗街头的反对派抗争，类似东欧曾经如多米诺骨牌般一个个翻牌的“颜色革命”，又是错觉。“绿色革命”不可能是“颜色革命”。伊朗的改革诉求是有限的。“绿色革命”的能量更是有限的。

    在伊朗树立什叶派道统是伊朗革命最重要的成就。它使得霍梅尼、他的继承者哈梅内伊及其未来世世代代继承人，都成为全世界八千万什叶派教徒的最高精神领袖，使得伊朗成为一个宗教中心。这给伊朗人带来的宗教神圣感和荣誉感，非外人所能体会。这样一个精神和政治合一的指导者，高于一切。竞选不是两个政治竞选人在任意博弈，竞选人上面有代表着神的圣人可以在关键时刻一语定乾坤。这个宗教领袖能够接受的弹性幅度，才是改革可能的幅度。而这个幅度很小。

    同时，伊朗内部发生任何问题，都可以轻易把矛头拨向国外，指称西方世界才是他们麻烦的原因。这牵涉伊朗和国际社会历史久远的艰难关系。在巴列维时代，西方国家可以选择和巴列维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也可以选择不和它建立外交关系。但如果面对一个和你完全不同的国家，选择依据是什么？通常只能看它的发展方向来选择，考量依据首先是“安全”。

    巴列维王朝虽然是专制体制却还是愿意开放的，也在迈向现代化改革过程中。改革措施有成功也可能失败。而反对派显然并非开明改革者，而是借助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作燃料，来点燃它的政治推进器。如此对比下，西方国家的选择必然是支持前者，因为后者掌权的前景太危险。今天伊朗与联合国对着干，发展核武的同时，宣称要灭掉以色列等做法正在印证为什么当时西方国家选择支持巴列维。外交选择的考量，第一总是国际安全，这也是联合国实质就是个安理会的原因。而外交选择又几乎总是“两害取其轻”。

    然而，从一个国家内部来说，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往往具有更强劲生命力，而那个准备改革的专制政府，其专制是最致命弱点。它提供给对手最强有力的反对理由和革命武器。所以，西方国家这种无奈选择的最大风险也就是革命打破一切，革命成功，你和新政权就有了生死难解代代相传的最坏关系。这就是革命后的新伊朗和西方国家长期关系恶劣的根源之一。而内贾德和穆萨维都是当年的革命之子。在一批伊朗保守派领袖中，也矛盾冲突重重，可是对外没有大分歧。

    1979年革命之后，伊朗教育部就宣布大学关门，理由就是“宁可不要大学生，也不要培养帝国主义分子”。两年后虽然大学重新开张，教育内容却大变。从小学开始，整三十年的反美反西方赞扬革命的教育可谓根深蒂固，培养出一代代年轻人。这种仇恨深入人心。这是内贾德永远以最张扬的姿态树立自己敢于挑战联合国的原因，他是在迎合国内民意。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西方政治领袖看得很清楚。不论如何计票、哪怕重选，今天的内贾德还会是一个代表大多数民意的民选总统。而所谓反对派穆萨维并没有要否定伊朗现行的神权政治体制的意思，就算他和他的一部分政治追随者，有要和国际社会彻底改善关系的目标，都不会敢明确说出来。更何况是否真有这样的目标还很难说。所以，改革的诉求在公开表达的时候，常常停留在浅层表面，以某种程度恢复社会世俗化是最安全的呼吁。于是穆萨维夫人成为明星，因为妇女地位、社会生活世俗化的程度，还是比较可以讨论的内容，事实上，这些年伊朗也在做一些这方面改善，连内贾德也主张让妇女进足球场去看球赛，坐在更好的座席上，以示“我们比西方社会更尊重妇女”。
无可躲避的现代冲突

    今天的伊朗风暴会很快平息，因为它不是所谓的颜色革命。在伊朗，国内民意按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普通大众两分，前者人少能量大，后者以数量对质量。内贾德当初正是以民粹之牌上台，利用的是后一部分民意。他清楚，政治选举中掺杂的宗教议题、民族主义议题，很容易令民众陷入狂热。他要对民众说：美国已经对我说“不”了，你们呢？他在以最大努力去煽起民众情绪，令他们如旋风中的纸片，身不由己。

    比较1979年革命的伊朗，比较30年前两伊战争结束时的伊朗，再看今天伊朗出来的反对派领袖、看今天追随他的年轻人，可以看到明显变化。最简单的比较是，1979年革命后伊朗宣布的99.99%赞成票选举结果，到今天不管选举有怎样的问题，内贾德宣布得到的是62.63%的选票。但是变化还没有大到今日伊朗要颜色革命的地步，刨去选举可能舞弊的因素，内贾德的实际民意支持还在一半以上。更何况，这个国家有一人一票，正是精神领袖对自己的信心，而一人一票仍不说明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它还缺乏民主社会的种种要素：连世俗生活细节的自主自由都没有，何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内贾德可以公然宣布伊朗根本不存在同性恋这样一种人，其司法公正的程度可见一斑。看到凡被逮捕者在电视镜头前统统认罪，作为公民权利重要组成部分的被告权利状况，也就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街头只要人略微少一些，大家好不容易壮起来的胆子会马上收回去，提着心等待秋后算账。[NextPage]

    这种民意两分的撕裂状态和张力，会在竞选本身的风暴过去之后长久存在。原因是它在竞选中暴露的民众要求改革的愿望是“内在”的。

    今天大家在谈伊朗的tw itter革命，看到的是在这场竞选风波中，反对派民众是如何在利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聚集和交换消息，如何冲破伊朗官方的消息封锁。实际上，所谓twitter革命是在此之前。网络多少年来在改变伊朗的年轻人。在这次选举之前，内贾德就做过一些封掉年轻人网站的举动，关键是技术在飞速进步，政府与民间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者猫捉老鼠的游戏，最终还是会玩不下去。如果说近年来对民众的规范限制，其实很少有能够比过革命后伊朗的风纪警察。然而，伊朗的趋势还是非常明确，它在开放、在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价值观交流互动。它在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途中。

    伊朗竞选事件如果说内贾德和伊朗领袖假如愿意反思，必须看到对平时的“tw itter革命”围堵不仅不是办法而且将越来越不起作用。假如对平时的“tw itter革命”采取对抗方式，那么，总有一天，它又会以街头革命的方式再现。假如我们相信今天的选举如伊朗官方宣布的那样公正，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伊朗的政策支持度从全体支持，跌去了1/3。而这1/3全是文化程度高的以及年轻人，这是未来趋势的指向。

    可惜伊朗看上去至少今天还是在走一条相反的路。它以更强硬的姿态宣布欧盟不符合资格与之讨论核武问题。它迫使被逮捕的人在电视屏幕前承认是受了英美挑唆。它仍然把逮捕英国使馆正常雇佣的伊朗雇员，当做争到面子的做法，因为驱逐外交官对方可以对等处理，而英国不可能去“对等”地去抓伊朗使馆工作的英国雇员。这些做法在意的是争面子，而没有意识到，对国际社会来说，英国之所以不这样做，是因为这是起码的文明。这种价值观是没有国界差别、宗教、文化差别的，人类有它共同的那一个核心。

    不要以为现代化只是技术进步，它的文化核心是把符合人类共同的人道概念，用法律保障下来，令任何其他东西不能侵害，无论是政治、宗教、还是其他。符合人道的，会自然留存，违背它的，最终会被改革、甚至消亡。所以，预测一个国家走势，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难的是说服政治人物把人民福祉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