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量福
今天在网上看到有关去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全国科研诚信建设研讨班的消息。初读，觉得高兴，因为此举本身就说明我们有整治学术腐败的决心。再读，又觉得可悲。到今天，我们还在讨论“科研诚信建设”的问题。自打那个诚信会召开后，又有许多抄袭者、一稿多投者、挂名的“通讯作者”被揭露出来。今日见某某院士因挂名不慎，被牵扯到抄袭丑闻中。明日又闻某某院士涉嫌抄袭，面对面鞠躬道歉。学术界的整体诚信度的确是一个大问题。问题出来了，不再续职，当面道歉，就算了啦？不要忘记“教师”这一职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用“腐败”来形容学术研究中各种不良现象是不太恰当的。因为“腐败”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但由于大家对“学术腐败”一词的用法有共识，所以对这个误用的概念没有多少异议。学术研究仅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小小的角落。角落虽小，但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些特点。社会运作的各个层面中，各自都有各自的“腐败”。这一点大家心里都明白，在此不赘述。就各类腐败现象来说，我比较关注国内学术研究的发展。每次看到张三抄李四、王五告赵六这类事件，就要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担心一阵子。近年来，我几次回国，有机会与几所高校的学生进行交流。当看到那些学生天真的面孔时，我的确能感受到他们对知识的追求。但是，想一想目前学术界的状况，我觉得我们对不起眼前的这些学生。一个搞“腐败”的教授，怎么还能再站在讲台上对这些学生保持自己“师道尊严”呢？我们身传言教，为学生树立榜样。什么样的榜样？导师抄，其学生也就有可能抄。这和在家中对孩子进行教育是一样的。
中国学术界中各种令人焦虑的现象不是独立地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各种社会因素对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影响是造成学术界今天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身处一个连入口的牛奶都不安全的社会中，在不耽误吃喝的学术论文中造点假，又何足挂齿呢？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此就不多说了。在这种情况下，举办那个“科研诚信建设研讨班”，请外国专家来传经送宝又能有何功效呢？
前两天，我在网上一个论坛中与几位笔友讨论微软公司采取措施，在中国“封杀”视窗操作系统非法用户的问题。几位笔友都认为微软的做法有些过分，广大的中国用户支付不起那高昂的价钱的。所以，使用盗版的视窗是可以理解的。想一想，似乎有道理。在网上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中，我问，如果学生“盗版”他人的论文，那又应该作何论处呢？我们的争论实际涉及了一个很严肃的议题：学术腐败的社会环境和学者们在社会上非学术领域中的行为问题。先拿看病求医来说。现在托熟人、送红包已经成为在中国看病求医过程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觉得如果在看病时不找熟人、不送红包，自己的病肯定治不好。熟人与红包已经成为我国医疗系统运作文化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每一个人在对这种现象痛恨无比的时候，自身也在为这个过程做贡献，尽管大部分人都是不情愿的。再拿环保为例。当一个人对河流的污染、食品的污染大加批评，自己却随地吐痰或者随手将香蕉皮扔在大街上的时候，他可能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批评他人的权力。因为他的行为构成环境污染源之一。
再看我们的教授和学者们。当一个教授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他人抄袭之时，可能会感到十分气愤。但这位教授可能知道自己计算机上的软件是一个盗版，他那篇被抄袭的文章就是用那个盗版软件敲打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位教授一方面是学术腐败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他也是侵犯他人利益的一分子。这也就是我与其他笔友在网上争论的焦点。
作为一个学者，不能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的研究成果，而自己却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有“盗版”行为。教授们让自己的学生来家中干私活，就是滥用职权。不尊重学生的老师，就别指望他人来尊重自己的研究成果。我知道，这种说法会被指为“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找熟人看病，就得不到好的治疗；不用盗版软件，干脆就用不起计算机了。但是，这里的道理却不容怀疑。
从个人行为的角度看，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就是偷盗行为，与在商场偷东西和入户行窃的性质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所偷盗的东西不同而已。诸多的抄袭者，比如天津外语学院的沈老师，吉林师范大学的史红老师，自诩为学者，到商店买东西时不会顺手牵羊地偷点什么回家。这些人可能更不会在晚间换上夜行衣，由窗户爬进他人的家中去偷人家的金银财宝。但他们却能够堂而皇之地坐在计算机前，粘贴他人论文，窃为己有。这些“学者”的个人道德底线何在？
从客观环境角度看，在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中，欲在学术界创造一块净土，犹如在空中建造亭台楼阁。学术腐败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学术研究在教育中的作用、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受某种规律的支配。社会发展的能动性使得社会本身能够对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进行调节。社会发展的这个特点与人类身体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的功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社会的自我调节时间周期长，代价高。这里说的高价里就包括学术研究水平。换言之，在当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之前学术腐败还会伴随我们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