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马塔斯·萨马拉维西斯  翻译：吴万伟

　　摘要：东欧“后共产主义”时代被定义为努力控制集体记忆、被抽象概念控制的政治文本、半吊子作风、娱乐崇拜。阿马塔斯·萨马拉维西斯从立陶宛的角度指出社会陷入两个极端之间：歇斯底里的进取和盲目的放弃。

　　民主就像一本好书，需要时间。本杰明·巴布尔（Benjamin Barber）

　　从外面看，立陶宛似乎是个典范。它是第一个从苏联控制下获得解放的波罗的海共和国，是第一批被欧洲联盟接受的后苏维埃国家，它也被认为是该地区经济上比较先进的国家之一。但从内部看，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在接下来的文章中，作者将分析“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特征，希望立陶宛人的经验能够对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情形的讨论具有参考意义。

　　立陶宛进入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迹象是非常丰富的。曾经有一个时期，伴随加入欧盟的大众乐观主义激发了这样一个信念，即立陶宛很快就将成为真正的欧洲国家，很快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这种期待确实和独立前夜相比显得更加克制了，当时被神话般希望冲昏头脑的许多经济学家、政治家宣称再过三、四年立陶宛就能达到瑞典或者挪威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暂时掩盖了滞后的后共产主义社会现实的欧盟融合过程并非没有对统一的欧洲强大的甚至奇迹般力量的向往。比如，立陶宛议会在没有严肃的、批评性的分析或者深刻思考的情况下就正式批准了新的欧盟宪法，实际上该宪法遭到“老”欧洲国家的否决。另一个例子是，在恢复独立后的整整十年里，一些有影响力的政客一再向大众解释立陶宛不仅能够而且应该给欧洲讲解“道德政治”，就好像立陶宛是唯一拥有实现这种高尚的弥赛亚式使命所需要的形而上学品质的国家一样。政治精英和社会某些人的这种心态不仅承接了苏联占领下的痕迹而且还有持续一百五十多年的沙皇殖民思想。

　　政治越来越多地被民粹主义言论所控制，所以毫不让人吃惊的是在最近一些年国家特别努力地控制集体记忆。一直存在的众多尝试有比如社会遗忘症来替代它，或向社会灌输一些矛盾的或者和苏维埃过去版本完全冲突的内容。几个控制记忆的团体在进行激烈的竞争，要把持重写历史的主导权。为了普遍化，左派一直和右派斗争。在斗争中，从前的共产主义权势集团成员指望社会中贫困和边缘化群体的支持，这些人怀念苏维埃时代的社会稳定。但是从记忆到遗忘的转变过程是复杂的，除了集体和个人记忆外，还有记忆的政治，换句话说，国家仪式、标志、招牌和纪念象征等。而且，分开的个人或者团体记忆都包括苏维埃时代、戏剧性的战后时代、甚至战争期间的独立时代。立陶宛历史的解释范围非常宽广。试图控制记忆的政治团体试图在社会上强加上历史的矛盾版本。在过去的十年里，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在试图为依附苏联时代的作用辩护时，一直做得最好。

　　记忆也遭到被迅速改变的社会词汇的“矫正”。在高度后共产主义条件下，政治文本被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抽象概念所控制。在这些概念中，有比如“民主”、“公民社会”、“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经济战略”、“知识社会”。语言学家乌厄·伯克森（Uwe Pörksen）适当地称这些冠冕堂皇的概念为“塑料词”，谈到它们“组合式语言暴政”的总体影响。[1]按照伯克森的观点，专家的官僚术语让人民和现实区别开来，把他们放在想象的现实中。其中概念失去了意义，可以放大任何东西。这样的政治文本有意无意地画出并不存在的（虽然普遍追求的）公民社会以及或者福利社会的轮廓。他们操纵抽象的语言公式和数字，从而提供一个欧洲化的、经济迅速发展、生活不断改善的形象，一个和复杂社会现实一点关系没有的虚拟现实。

　　这让人有充分的证据怀疑在后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们是否能够谈论社会。一旦我们关掉电视，社会是否仅仅是用塑料语言塑造的另一个幻觉或者马上就消失的海市蜃楼呢？在过去五十多年里被虐待、被欺凌、被苏维埃化的“人民”如何能在过去十五年里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社会呢？或许那些敦促我们局限于建造共同体结构而不是讨论社会问题的批评家是对的。在一个社会离心力迅速扩大的时期，立陶宛人所拥有的共同点似乎只有他们的护照和国家象征了。大众电视商业片声称能够把立陶宛人团结起来的只有“啤酒和胜利”的说法或许有点道理。迷茫的社会，模糊不清的政治、虚拟的现实、不稳定的经济、秩序和混乱之间的摇摆、不断爆发的社会歇斯底里和冷漠麻木，这些不过是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

　　许多批评家和评论家同意在独立后的第十七个年头，立陶宛仍然非常暗淡。国家被后共产主义噩梦所困扰，无法创造条件为整个社会阶层提供基本正常的生活（不仅是“社会的精华”）。有超过五十万居民从立陶宛移民到西方（按照官方统计数字四十万人）其中很多人可能再也不回来了。聪明的学生、高级专业人士、到了退休年龄的知识分子、甚至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都在大量地移民。有些人宁愿从事海外没有技术要求的工作，也不愿意在本国感到多余和屈辱，也有些人因为沮丧和厌烦的等待而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立陶宛拥有欧洲最高的自杀率，已经超过了从前的“冠军”匈牙利。出人意料的漫长转型期已经消耗掉了选举口号中凝聚的幻觉：“立陶宛，人人都能享受生活的好地方”。

　　政治戏剧

　　让我们分析一下“后共产主义”迷茫社会的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当然会试图全面描述这些特征。十年多以前，我写到立陶宛的政治生活开始具有戏剧表演的某些特征。当时，它不过是个比喻来说明政治的戏剧特征。今天，政治已经成为比喻意义上的戏剧了。或许欧洲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立陶宛这样的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和政治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甚至好莱坞明星也没有立陶宛政治人物这样频繁地出现在电视上，不管多么微不足道。政客占据谈话节目，人人都清楚知道他或者她需要说什么，能期待他们说什么，结果会如何。立陶宛政客似乎已经学会了大众交流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如果你经常在电视屏幕上露脸，那就意味着你的存在。相反，不能上电视或者不能在生活杂志光鲜的封面上露脸的人可能就沦落到政治边缘的命运了。

　　特别让人怀疑的是在这些谈话节目中专业政治理论家的角色。不是分析和批评发生在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他们提供了为一个或者多个政治团体的公共关系服务，即便这些服务是竞争性的。在后共产主义条件下，政治科学家的独立性不过是神话。随着政治的边界变得越来越虚拟化，戏剧和政治表演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混淆。首先，表演者是演员，这是他们的职业和责任，第二，他们是政客，蔑视自己的专业责任，变成了表演分配角色的傀儡。

　　半吊子作风的胜利

　　用立陶宛社会最敏锐的分析家理卡德·卡弗里斯（Ricardas Gavelis）的话说，

　　半吊子作风是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很可能是我们不快乐的生活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显然，我们从别的地方传染上这种可怕的疾病，但是我们以极大的迫切性屈从于它，甚至添加了纯粹立陶宛症状。只有在我们治愈了这种疾病后，梦想任何未来的幸福才能有意义。.[2]

　　写出这些话近十年后，半吊子作风仍然蓬勃发展在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大众媒体、中学和大学教育。十年多了，改革以这样半吊子作风的方式进行着，所以没有人对这些改革的失败感到惊讶。在媒体上大肆宣传的立陶宛医疗体系改革什么结果也没有，教育改革也没有多大成果。在一九九〇年实施的体现明显无政府主义思想，但对于社会某些阶层有吸引力的“国民中学”体系很快变成了一个准西方的、预先编造的群众中等教育。年轻人的文盲率在上升，学校学生因为难以承受的沉重功课被搞得筋疲力尽，对于社会活动的崇拜和膨胀的课程让中等教育陷入困境。

　　高等教育改革肯定遭遇类似的命运。虽然没有人怀疑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在政客的手里，改革很可能成为社会行动的再一次模仿和大量资源和能量的浪费。高等教育改革的讨论进行了好几年，清楚地显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立陶宛的对话文化仍然处于初始阶段，用哲学家里奥尼达·唐斯基（Leonidas Donskis）的话说，独白文化仍然蓬勃发展。

　　从现代的角度看，理卡德·卡弗里斯没有预测到的可能只有一件事：不仅半吊子作风不仅在日益泛滥，而且开始制度化。这些浅薄者开始进入权力机构中成为政客和高官，确保他们的孩子、亲属、朋友得到舒适安逸的国家岗位。是在过去十七年里，国家机关里的雇员人数大幅度增加决非巧合。随着官员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官僚体制变得像黑暗的森林一样处处沼泽和不透明。立陶宛人不管遇到多么微小的事情都必须敲很多官员的门，才能找到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当然，国家的官僚化和科层结构不仅是半吊子作风的结果，官僚机构的扩张毫无疑问和政客希望控制生活的所有方面有关。[3] 但是制造这么多额外官僚障碍的是半吊子作风。

　　列宁口号“任何一个厨子都能管理国家”的命运真是一个讽刺。它已经在这个首先从苏联“兄弟般”的拥抱中解放出来的国家中获得了生命力。在后苏联时代的立陶宛有很多不称职的政客，这种“政治厨子”的鲜明特征是贪得无厌和必然的腐败堕落，另一个让人担忧的指数是立陶宛成为欧盟中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半吊子作风找到了理想的社会环境，因而成为自我长存的体制。[NextPage]

　　娱乐崇拜

　　甚至古罗马人都认识到政治中娱乐的强大力量。古罗马平民需要“面包和游戏”。和竭力限制娱乐自由（尤其是公开的）的共产主义者或者极端主义者不同，立陶宛后共产主义者把它变成了娱乐崇拜。这可以用多个方式解释。长期斋戒往往都跟随着大吃大喝的“狂饮”，没有任何节制意识的筵宴就是要企图补充失去的是时间。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苏联娱乐的贫瘠变体以及伴随着的禁令和控制后，整个社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突然遭遇消费者社会让人们产生大众娱乐的迫切渴望。满足这些需要并人工创造娱乐的娱乐业超常轨地发展，已经显示危险的症状。在后共产主义立陶宛，尤其让人警惕的是媒体以底层的、原始的、未受教育的消费者为中心。立陶宛电视节目的大部分针对“普通人”：农村和偏远地区居民、郊区无产者、未受教育的青年。对于他们来说现实电视、电视娱乐节目、谈话节目是受人欢迎的，其中的庸俗内涵和苏维埃宣传是一丘之貉。从症状上看，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的创作者是从苏维埃结构中产生的，随之带来的是心态习惯、戏剧道白、具体的词汇、很容易辨认出来的语调（通过庸俗化模仿当地方言）。

　　政客们没有花费多长时间就认识到娱乐崇拜的威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迫切地参加到各种各样的露脸节目中，即便是模仿嘲弄立陶宛政客的内容。矛盾的是，模仿嘲弄能提高政客的名气。一个人上了电视屏幕，就成为滑稽可笑让、人感到亲切的人物，从长远看，那些品质被迁移到真人身上。被嘲弄的政客和“普通民众”选民的距离就缩短了。社会狂怒和仇恨消散了，群众感受到出了气。这样的政客能履行什么职责呢？坚持让没有头脑的笨蛋成为社会的“设计师”有意义吗？如果一个“逗观众/选民笑死”的人物[4] 从政治舞台离开，他或者她就从电视屏幕离开了。已经成为统计学数字的立陶宛人唯一娱乐的电视夜晚变得越来越糟糕和荒凉。对于已经离开政治舞台的人物的淡淡怀旧情绪甚至可以在新闻节目中感受到。

　　墨守成规的兴盛

　　在所有国家中，最理想的是立陶宛，在它接近文明世界的精神前需要了解自己的本质，但不要让它夸耀自己的身份，因为它会重复同样的错误，正如它在反对十字架的时候做过的那样。我坚决地相信，很快整个社会将明白哪一个敌人对我们的伤害都没有我们自己无法无天的狂野性格，胡言乱语、没有批评、没有文化的秉性造成的伤害那么大。[5]

　　难怪立陶宛最早的文化批批评家之一的朱里吉纳斯·林德·多比拉斯（Julijonas Linde-Dobilas）在一九二二年就写到，缺乏批评是现代立陶宛文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几十年过后，这种情形重复发生了。上文引用的林德·多比拉斯的话是他在立陶宛从一百五十多年的沙皇俄国压迫下获得解放后说的，当时独立国家的基础正在建立，经过苏维埃五十年的占领后的现在我们在讨论一致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思维习惯不仅是苏维埃时代精神遗产的产物，而且是几个世纪奴役的产物，灌输进许多立陶宛人意识中的和解倾向和逆来顺受，尤其是适应那些外国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权力以及管理和控制的目标。适应的形式在苏维埃时代非常盛行，不仅在公开场合而且在学术界都不情愿地和不系统地讨论。但是，社会身份认识的提高只能在我们艰苦地分析占领和殖民下的遗产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这些遗产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仍然非常有生命力，虽然被精心地、巧妙地伪装起来了。

　　墨守成规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对权威的恐惧产生了阿谀奉承。在官场，等级关系森严，不是鼓励创新主动，而是鼓励无条件地服从。沉默的顺从甚至在高等教育界盛行，虽然大学应该是批评思考的积极的中心。在苏维埃时代得到发展的适应的本能（许多学术界和文化界人士认为这个特征帮助立陶宛国家幸存下来）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对所有的“美”发扬光大。这种丑陋的、根深蒂固的本能是社会模仿和萎缩的最大祸根。当局（不管它们的定位是什么）操纵这个本能，加强对于公民的控制，增加公民对于国家的依赖。只有在我们成功地控制这种本能后，才能让乖乖听从的散漫的群众变成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海市蜃楼

　　十多年前，在后共产主义时代之前，遵从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他从前的学生金融家和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思想，一个“开放的社会”被认为是治疗所有社会丑恶的灵丹妙药。很难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朝向开放的社会了，但是乔治·索罗斯基金的活动在经济困难时期确实为立陶宛人带来相当的利益。（对于整个东欧也是如此）不说别的，它至少在思想界留下清晰的踪迹，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优秀著作（主要是自由派作家）被翻译过来了，立陶宛学术界掌握了当代话语，让他们感觉到在同一个平台上和西方的同行交流。[NextPage]

　　但是最近，开放社会的概念被更时髦的公民社会的说法推到边缘地位，公民社会成为政客和社会分析家的标准语言。它的内容仍然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虽然或许正是这个特征让它这么有吸引力。在每次选举后，立陶宛社会生活的评论家们（记者、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诊断公民社会的基础是否变得更牢固了还是更松动了。比如，当民粹主义者罗兰达斯·帕克萨斯（Rolandas Paksas）组建了一个意识形态模糊的党被选为总统后，大部分知识分子得出结论说无法在立陶宛找到公民社会的基础。当他半年后在议会质询后被赶下台，从前的对手瓦尔达斯·阿达姆库斯（Valdas Adamkus）上台后，全部都兴高采烈地说仍然存在公民社会的迹象。这样奇迹般的社会和公民成熟是可能的吗？无论怎样，公民社会的概念只是变得比从前更模糊更神秘了。

　　最近，建立更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决心在迅速增加。在全国范围内建造公民社会的结构已经出现了，尽管他们的用语有建设性，甚至很真诚，但不管是规模还是结果都不让人满意。其中一个障碍是知识分子天真地相信人们可以从上到下建立公民社会，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启蒙和指导下层民众。但是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意图的命运已经证明这种思想的乌托邦本质。仍然需要哀叹的是在后共产主义时代，人们还仍然依赖或者相信宣传的威力。公民团结组织者从首都派宣讲员到小城市和乡镇讲解建设公民社会的基础知识。虽然公民意识的自发展现可能出现，但是通过启蒙的垂直阳光照射的手段建造公民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在垂直的社会活动方式被水平的方式替代后，只有在更多社区电台、报纸、公民俱乐部、协会或者类似团体结构在国家最偏远地方的居民自发成立这样的组织后才能起作用，否则公民社会宣传员的努力肯定是徒劳的。如果我们不研究，不批评性地分析和创造性地使用其他国家公民社会建设的经验，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立陶宛公民社会运动很可能成为另一个不成功的启蒙工程，这在东欧有很多的例子。

　　甜蜜的词语：民粹主义

　　现在，在东欧和中欧许多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任何讨论如果不用“民粹主义”概念似乎就无法进行下去。它已经成为政客、政治分析师和评论家必须的词汇。像许多“塑料词”一样，这个概念是令人困惑、不确定的。但是似乎在许多人看来，人们使用这个词就可以解释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立陶宛发生的任何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它可以在解释中东欧社会变革时有用不是作者的目的，但是我必须承认在地方背景下，这个概念仍然没有获得清晰的含义。

　　比较严厉的批评家问：在立陶宛有没有一个政党不被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语言和社会福利承诺在什么方面是和保守派不同的？虽然两党都宣称自己是“传统的”，因此按照定义不是“民粹主义者”？所谓的传统政党（成立也不过十多年时间）和罗兰达斯·帕克萨斯的公共姿态，他对于“平民”的亲和姿态（在总统选举期间，他巧妙地使用专业飞机驾驶员的经验和形象，通过开飞机到选区）真的存在这么大的差距吗？另外一个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者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前市长和自由派中间分子阿尔图拉斯·佐卡斯（Arturas Zuokas）在修辞策略上和长期担任干部的左翼领袖，前共产主义者（传统主义者）金塔拉斯·斯特里亚乌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没有多大差别，都试图要建立接近“人民”的“典型的立陶宛人”形象。

　　虽然在语言、形象、性格或者生平上有些具体的特征和差异，后共产主义的整个政治精英群体几乎是同样的德性：不讲原则和两面性促使他们从国家和城市金库中捞钱的玩世不恭和贪婪。在立陶宛，政治马拉松选手是金塔拉斯·斯特里亚乌卡斯，从前的共产党第一书记、前总统、前总理已经说服年轻一代政客变化不定的后共产主义社会不过是原子化的群体，缺乏强烈的社会或者公民纽带，他们的喜好和厌恶可以很容易地操纵，如果你有掌握最起码的政治广告、塑造形象和公共关系手腕。正如前总统罗兰达斯·帕克萨斯让人晕眩的胜利（虽然短命）显示的，最高的策略是引进外国公共关系顾问，即使他们和外国秘密机构有关联。虽然可以添加一点，本土成长的政治技术专家已经掌握了民粹主义的手腕和策略。

　　下台和故态复萌

　　类似的“后专制主义症状”被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批评家辨认出来，虽然存在地方特色和历史发展的差别。缺乏责任心、无组织、无信心、无社会和公民团结使得公民很容易受到操纵，使社会陷入两个极端：歇斯底里的积极性、彻底的冷漠夹杂着盲目的顺从。尽管半吊子作风、自私、腐败是许多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典型政治特征，透明国际进行的研究显示立陶宛在这方面成为欧盟的领袖之一。西方专家认为腐败是立陶宛民主最危险的障碍之一。所以我们比其他同命运的兄弟受到“后专制主义症状”更严重的影响是真的吗？[NextPage]

　　有多少自由民主国家有超过四十个不同的政党在争夺权力？连他们自己都很难认识到意识形态和政纲有多大区别。曾经非常受欢迎的，但是现在不仅过时而且没有实现的预言“意识形态终结”或者“历史的终结”应该特别接近这种政治“杂种”的核心。更真实的情况是后共产主义时代政党多数的意识形态是一样的：上台以便能插手国家金库。

　　十多年前，罗马尼亚文化批评家安德烈·皮列苏（Andrei Plesu）发表了根据自己国家的例子进行的后专制社会研究。在对比了专制主义时代和社会变化的新时代后，作者写到：

　　沮丧、无眠、与自我分离，我们感到疲乏、失去活力、窒息。我们植物般地维持生活在一个既严格又随意的环境里。我们只能自豪于我们的孤立，时不时有暂时的希望。突然一个意料不到的情况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神经衰弱像魔力般被驱散了，我们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歇斯底里的通常症状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疾病的重心从大脑转向内脏。我们被青春期的过分激动抓住了，有无法控制的攻击性，印象主义者的吼叫和鬼脸。我们用焦躁不安代替了精疲力竭，过分的抑制替代过分谨慎，当我们神经衰弱时，我们更少表达内心的怒火。因为我们变得歇斯底里，我们已经表达了心理语言和内在内容掩盖之外的东西。沉默的病理学为喜气洋洋的大声嚷嚷提供了空间。显然，所有这些都应该被看在接受长期的和戏剧性的炼狱后，做机能的病态和紊乱。危险的故态复萌仍然会出现。[6]

　　什么样的故态复萌呢？按照皮列苏的说法，至少有三种可能的障碍：第一，社会可能再次出现神经衰弱；第二，它可能适应不断的歇斯底里；第三，它发现可能被对专制主义政府的渴望所战胜，因为它能帮助人们控制神经衰弱和纪律的歇斯底里。这三种“故态复萌”将进一步腐蚀社会，将把普遍被追求的福利的理想变成空洞的幻觉。

　　类似的发展情景也可能出现在立陶宛。或许最不大可能的情形是专制政权的复辟。另一方面，人们不应该忘记在无所不在的口号“需要秩序”的帮助下，让人联想到国家社会主义标记的符号。甚至没有颜色，没有表达能力的人如罗兰达斯·帕克萨斯来到总统办公室，再次高呼民粹口号，而且保证国家的“秩序和正义”。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变幻不定的社会渴望铁腕统治。也从来不缺少这种无耻的人准备好实现人们的渴望。社会缺乏对于这种“故态复萌”的抗拒表现在由推翻帕克萨斯的漫长和乏味的过程所推动，持续了超过半年时间的社会歇斯底里。这种歇斯底里不仅抓住了整个社会，而且抓住了政客、知识分子、社会生活分析家，虽然是他们应该为控制社会歇斯底里爆发负责。

　　最近我们看到另一个极端。社会神经衰弱的症状变得更加严重了，冷漠和绝望在所有政党中蔓延，在所有政治活动形式上蔓延。被冷漠和无情控制的立陶宛社会肯定不能消除越来越严重的神经衰弱。哪里也找不到潜在地能团结社会的人物，有足够的勇气用行动而不是诺言驱散社会绝望的人。我们只能依赖我们的常识，正如我们不止一次感受到的，仍然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为了改变可叹的现在观点和更加悲观的未来前景（体现在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裂，因为绝望而移民、酗酒、犯罪和自杀率的上升等）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是需要的。但是首先，社会本身需要团结，因为它越来越分裂、相互陌生，正在失去社会团结的纽带。只有团结起来，后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动员内部力量要求当选政治人物带领国家从控制下的民主走向正常的欧洲民主。

　　知识分子的痛苦痉挛

　　在独立前夕和“高唱革命”的年代发挥团结者作用的知识分子很快被推到了政治生活的边缘地位。他们是否应该为发生的事情负责呢？按照哲学家奥德留斯·纳维卡斯（Audrius Navickas）的说法，一个奇怪的矛盾的情形出现在立陶宛：

　　利益集团在游说国家时越来越厚颜无耻，相当大一部分社会和知识特权者已经和政治疏远了，在需要为国家利益辩护或者说话的时候也保持沉默了。.[7][NextPage]

　　经过了十多年的一个时期后，不管哪个政党或者政治派别的政客都已经获得了对于社会的大胜利。他们已经把关于政治议题的讨论私人化，已经把他们和知识分子分割开来（知识分子被分配了评论者和阐释者的次要角色）努力获得政治的专业解释者的服务，换句话说，就是政治科学家。已经认识到对他们专业的需要，并从中获得回报的滋味，后者已经抛弃了道德原则，心甘情愿地为客户提供咨询、市场调查和管理服务。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每次选举前都大量需要政治科学方面的杰出专家，他们帮助政党及其领袖创造无可挑剔的形象，掩盖他们从前让人怀疑的甚至是可耻的行动。以这样的方式消除对党纲所有潜在的批评家，操纵民众就相对容易多了。为什么知识分子和政治疏远了呢？他们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孤立的理由是多样的，变化多端的，但是其他中欧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了政治。根据历史学家托尼·朱狄特（Tony Judt）的说法，知识分子衰落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宣称的反对共产主义伦理和他们呼吁的道德意识下的公民社会的必要性遭遇到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抗拒。建立市场经济的实践让“公民社会”的概念无可救药地过时，只能引起对这个地区感兴趣的社会学家的兴趣。这个过程类似于二战后发生在西欧的情形，当时抵抗的痛苦被重建大洲的必要性所替代。

　　冷战的优先顺序也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朱狄特对比了法国和意大利作家和东欧后共产主义时代作家后得出结论说后者更加不成功。在东欧和中欧成功跨越社会变革门槛的唯一知识分子群体是所谓的技术官僚（律师、经济学家等）他们在天鹅绒革命前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但是看起来矛盾的是，正是缺乏英雄主义才让他们对于那些不是异议者的人看来具有吸引力。在朱狄特看来，这个立场最好地反映在捷克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的观点中，他说他既不是异议者，也不是追随者，也不是道德主义者。这让他类似于他的同胞中的大部分人。[8]

　　这个命题适用于更直接的中欧知识分子和异议者运动，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苏维埃时代立陶宛的异议者活动更加边缘化、更受限制的、主要针对天主教教堂的迫害，它根本没有涉及像捷克和波兰杰出知识分子那样的人物。而且，因为他们的激进主义具有威胁性，立陶宛异议者在“改革”（perestroika）或者“歌唱革命”时期就已经处于糟糕的外侧，著名律师成为立陶宛第一拨民族复兴运动的受欢迎的积极分子。朱狄特是对的，非英雄主义的、但积极的、著名的人物对于社会更加有吸引力，而不是冒着丧失生命和自由危险从事地下工作的异议者或者激进分子。

　　这个趋势在整个东欧都非常相似。即使在大规模向市场经济迈进开始之前，更加讲究实际的“技术官僚”用社会的沉默同意迫使人道主义者离开政治。另一方面，人道主义知识分子部分应该为这个事实负责，他们在争夺控制政治杠杆权利的竞争中失败了。虽然社会的优先顺序在迅速变化，他们仍然继续用过时的语言在讨论“歌唱革命”。而且他们没有感觉到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发生改变，当立陶宛遭遇经济困难（尤其是当莫斯科开始经济封锁后），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追求个人财富已经开始复兴，社会团结的纽带开始破裂。知识分子回到他们的专业和学术环境了，疏远了公民的主动性，有时候公开厌恶政治活动。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和意义迅速萎缩了。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9]讨论了知识分子面对的诱惑和思想衰败的根源在于他们抛弃真理和原则立场，因为担心得不到当局的认可，他们避免太政治化或者太有争议性。还有一种腐败是那些试图保持他们客观公正没有偏见的名声但是在某些问题上保持沉默的人，他们希望得到适当的回报，比如荣誉头衔、令人羡慕的大奖、政府官职或者大使头衔，在有义务没有任何妥协余地公开表达看法时压制自己的声音。知识分子逃避了表达真理的义务，成为自己优柔寡断的俘虏。立陶宛知识分子在加快建设公民社会的过程中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吗？他们能够拒绝权力给予他们的奴颜婢膝的角色吗？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他们对于复杂的社会政治过程中的立场决定了社会和他们自身的命运。

　　原文注释：

　　[1] Uwe Pörksen， Plastic Words: The Tyranny of Modular Language，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 Ricardas Gavelis， "Diletantu epocha ir asmenybes suverenitetas" [The epoch of dilettantes and personal sovereignty]， Literatura ir menas， 22 Apr 1989.

　　[3] According to the French sociologist Jacques Ellul， neither rule nor control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only one sense. When it is being applied with regard to the world and things， this kind of relation means greed and unlimited possessiveness. With regard to individuals it means the craving for power and dominance (Jacques Ellul， The Betrayal of the West，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78， 35).[NextPage]

　　[4] I have borrowed this concept from the title of the book by 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1985.

　　[5] Julijonas Linde-Dobilas， I slepiningaji dvasios pasauli [Into the mysterious world of the spirit]， Vilnius: Vaga 1996.

　　[6] Andrei Plesu， "Post-Totalitarian Pathology: Notes on Romania Six Years After December 1989"， Social Research， Vol. 63. No. 2 / summer 1996， 561-562.

　　[7] Audrius Navickas， "Kaip atsirado Kulturos zmoniu ir pilieciu santalkos kreipimasis?" [How did the address of cultural figures and the citizens´ congregation appear?]， Kulturos barai， 4/2007， 3.

　　[8]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Penguin 2007， 695-696.

　　[9] Edward W.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an Intellectual， New York: Vintage 1996.

　　译自：“An amorphous society， Lithuania in the era of high post-communism” by Almantas Samalavicius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8-06-11-samalavicius-en.html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