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味
最近，北京大学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孙东东教授，针对中国极为敏感的“上访”问题发出惊人之论：“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把他（们）送到医院就是（对他们人权的）最大的保障。”显然孙东东教授言论的荒谬性和危害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有关老上访户几乎都是精神病的结论，依据的不是严谨的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他的职业经验，而职业经验对于这种涉及重大社会伦理和人权问题的判断都是不足为据的（孙东东的依据职业经验的“负责任”恰恰是作为科学工作者的“极不负责任”），何况他的经验判断已经明显和医学常识以及中国人权状况相冲突，以至于他的结论明显不利于保护弱者的自由和人权。在一个自由和人权本无有效保障的极权社会，任何不利于保护自由和人权（更何况是弱者的自由和人权）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尤其是哪些专家学者的言论），都是需要遭受普遍质疑和批判的。这就是为什么孙东东教授的观点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强烈质疑和谴责的原因。
还有一个言论比孙东东更为恶劣的“著名学者”不得不提，他就是广州医学院著名呼吸内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教授。2003年钟南山教授因为自己的“非典”病原体的“病毒说”，不同于另一中国工程院院士、病毒学家洪涛教授的“衣原体说”，而倍受关注，被誉为“抗非典英雄”，“非典”之后当选为中国医学会会长。就是这位著名的医学学者，在2006年5月8日因为自己的手提电脑在广州街头被抢而接受记者采访，针对中国社会问题发出了一系列荒谬的惊人之论：“收容制度存在之时，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我有不同看法”；“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外来人口太多了，为什么打击了半天，（抢劫）还不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对这些人有没有恰如其分的、刑事上的处理。我感觉处理得太轻了，所以这些人能够这么猖狂”；“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见各大网站），这些言论没有一条不对极权下的社会弱者的自由和人权构成潜在的威胁，已被众多网民批评为“丧失基本的道德良知，丧失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丧失基本的文化理性精神，丧失基本的羞耻能力”，其荒谬性和危害性已无须再讨论。
还有余秋雨所谓哭劝5·12地震灾民为学校质量问题不要上访的荒谬言论，更是等而下之。不再讨论。
像孙东东、钟南山和余秋雨这样的已经在社会上发出“恶劣言论”的著名学者这些年有了很多，应引起高度关注。然而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与钟南山和孙东东一样永远有意无意从思想到行为与极权很高程度地保持一致的体制内各行各业的“知识人”，这些人的数量之巨要占体制内“知识人”的绝大多数（只有极少数例外）。他们在体制内的各行各业都习以为常地有意无意表现出言行的内在“丑恶性”。也许我们确实无法具体知道这些“知识人”的“丑恶言行”到底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甚至他们更多的可能是“无意的作恶”――即他们在主观上对他们的“作恶”已经习以为常、毫不知觉，甚至以为是“为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作恶”才是中国社会的自由与人权的最大伤害，因为它无时不刻不在大量地发生，而且受害者（包括知识人和老百姓）对这种“作恶”也已经习以为常、毫不知觉了，即对丑恶的麻木也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所以，这种“作恶者”与“受恶者”的双重“集体无意识”才是中国自由与人权进步的最大障碍。
何以会形成这种“作恶者”与“受恶者”的双重“集体无意识”？也许我们应该从中国文化历史中寻找答案。一部中国文化史可以说就是极权阶层“打击”知识人（古代就是士人）愈演愈烈的历史。中国文化的厄难主要是人为厄难，而人为厄难主要针对的是文化的主要创造主体――知识人。书厄、党祸、文字狱和教难四类厄难中，对知识人的肉体和精神摧残最烈的是党祸和文字狱，从秦朝的“坑儒殄士”，到汉朝党祸和文字狱的兴起，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到明清党祸和文字狱已登峰造极，文革更是将党祸和文字狱发扬光大，时至今日类似文字狱的“因言获罪”屡见不鲜，如前几年的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陕西“志丹短信案”、河南“孟州书案”、海南“儋州歌案”、辽宁“短信诽谤案”、山东“高唐网案”；最近的河南“王帅案”、内蒙古“吴保全案”、四川“邓永固案”等。长期的极权文化专制对知识人肉体和精神进行了残酷的折磨，而知识人却找不到任何有效制约极权（皇权）的真实力量（比如像西方的宗教组织），使他们深感生命的渺小和无意义，一种文化虚无主义弥漫于文化历史的长河。长期对极权专制的恐惧和生存的无奈必然导致对极权专制的习惯性顺从，于是在言行上与极权专制保持一致就必然普遍内化为中国知识人的潜意识习惯，并由此影响到普通百姓。可以说两千多年的党祸、文祸及其赖以存在的极权文化专制制度在整体上摧残了中国知识人的独立精神，也在整体上塑造了中国人的顺从人格。以至于在今天绝大多数知识人还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极权的立场，有意无意地“作恶”和“受恶”，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而毫无心理障碍和道德痛感。它已成为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人的“集体无意识”，而且代代相传。这种集体无意识力量在体制内的绝大多数知识人中几乎一目了然。为什么今天总是有那么一些学者的言行总是莫名其妙地符合极权的利益（连他们自己都可能莫名其妙），部分原因恐怕就是这种“顺从集体无意识”在作怪（不过这种集体无意识作用对普通人要强烈得多）。这种情况对于个人来说，在最深的层面不是知识的问题，也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潜意识文化心理的问题。
改变集体无意识是艰难的。好在科学的进步为我们送来了互联网，我视互联网为信息社会的民主传媒。正是有了互联网，我才看到了改变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可能性。因为这种“顺从集体无意识”是长期广泛强烈的“顺从”的理性意识的模铸内化而成的，那么，这种“顺从集体无意识”只能通过同样长期广泛强烈的“反顺从”的理性意识的模铸内化才能破除，当建立了非顺从的“独立的集体无意识”，“顺从集体无意识”自然就消失了。而互联网为“反顺从”的理性意识的长期化、广泛化、强烈化提供了可能性。有了互联网，少数人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性之声，才能引发如潮的社会影响，通过“虚拟”的世界完成真实的启蒙，从而让民主与科学的理性意识广泛深入人们潜意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只有互联网才能救中国，只有科学才能救中国。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