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所谓“山寨文化”火热，俨然成为今年的流行词汇之一，并且很可能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最终形成某种社会风潮。相关讨论也在不断展开，有两种意见正在交锋中。

　　其一是有人欢呼：山寨精神是一种平民精神，是带有颠覆与挑战性质的草根大众对于正统社会的反抗。另一种意见则提出质疑。如秋风先生认为，山寨精神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山寨产品是中国市场体系劣质化的一个标志，山寨文化不过是文化堕落的另一重表征而已”。葛剑雄先生认为，山寨文化“毕竟是一种以模仿为核心内涵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如果我们对‘山寨’过于宽容，如果我们的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繁荣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更难生长了”。

　　应该说两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但也应指出，两者都有偏颇之处，分别对“山寨文化”的某一面进行了无限放大。欢呼山寨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者，是看中了其反抗既有利益的一面;而反对山寨文化者，更多的是放大了其破坏性与解构的一面。

　　所谓山寨文化，本身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战后日本百废待兴，由于其为岛国而资源有限，最开始走的也就是山寨之路。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货如同我们前些年的温州货一样，是质次价廉的代名词，当时他们的产品也大量存在着抄袭别人技术的情况。十年之后，香港、台湾也纷纷以此崛起，亚洲四小龙中，有任何一个不是凭借山寨抄袭而起家的么?再其后十数年间，大陆产品也凭此起家，至今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名牌产品与核心技术。

　　这是山寨文化之形成的经济方面的因素：在没有自己核心技术的状况下，任何一个后发国家都会首先选择这条便捷之路。也是山寨精神的起源，里面没什么高深理论，有的只是对财富与发展的强烈追求。

　　应该承认的是，这次的山寨文化风潮确实与原先的以模仿求发展有不同之处，最初是在手机等电子消费品领域出现，意义并无多少深奥的地方。而把原本只是抄袭技术而产生的消费品上升到文化层面，倒是真要拜这个时代所赐。

　　互联网的出现，推动了一场信息传播方式、方法的巨大变革，其对我们社会的改变，现在还只是渐露端倪。但从以往传播方式方法发生重大转换的结果可知，这次又将发生的是一种“范式转换”。书籍、报刊的出现，以及电视等传播媒体的普及，已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社会，而互联网与上述媒介的传播方式有极大不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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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即使今天报刊、电影如此发达，其传播方式依然是从上到下，其产品是经过编辑、主编、制片人等精英阶层过滤后的产品。换句话说，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经过很多人选择后给你的。互联网的出现，使这种从上而下的传播方式颠倒了过来：大众开始真正生产内容，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一种信息传播的自组织形式已经开始成型。

　　山寨产品能走到山寨文化这一步，正有这样的背景。本来山寨产品只是消费品，但在大众传播的时代里，被抹去了表层的意义，重新替换了精神内核，从而成了时代精神的代表。也就是说，山寨文化本身是一种“借壳上市”。消费品需要的是消费者掏钱，而山寨文化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文化产品的全民狂欢，两者在经济意义上就已经开始了分道扬镳的过程。

　　话说至此，以秋风与葛剑雄先生为代表的意见，明显只是看到了山寨产品的器物层面，而没有进行其文化内核的思考，并且对于山寨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在我看来，山寨文化本身如同历史上其他发生文化上“范式转换”的时期一样，一开始也具有颠覆性与反讽的特点。这是每个大变革时代初期所必备的特征，不论是百科全书派的文艺复兴，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最开始都是呈现出这种颠覆性与反讽的特征。

　　所以，从整个大的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个人更赞同为山寨文化欢呼的说法，当然也并不反对两位学者对于山寨产品生产的某些批判。这两种意见都是必不可少的，完全不用如此对立。不过，山寨文化还有一个特质必须指出，那就是其对权威与既得利益群体的颠覆，往往是致命性的。两位学者都属功成名就的学界前辈，如果不怕诛心之论的话，我不免怀疑，两位当今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怎么会眼光如此有限。

　　其实这种颠覆完全不必担心。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最终草根里也会出现精英，文化的传播或许变成自下而上，但最终的结果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总有人会比别人更优秀。诸君如果有信心于自己的学养以及应世的能力，不妨——那个词怎么说来着?——淡定，更加淡定一些。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