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战洋 

    近些日子以来，一本有关中国是否高兴的书在国内显然掀起了一些波澜。民族主义问题、“中西”方地缘政治的想象、中美关系问题，带着多年前“中国可以说不”的阴影，又重新在中国思想界显露端倪。加之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中国的“不高兴”似乎特别耐人寻味。有人欢呼，有人反对。实属正常。

　　我对这本书的基调主要有两点不满意。其一，“高兴”一词充满了臆造的中西方想象。在高兴与不高兴的修辞之中，作者显然构造出了一种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对抗关系。诚然，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常有，这毋庸置疑，何况是中美这样的大国。可是，真正的大国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分歧，确是可以商榷的。“不高兴”又怎样，难道要“打人”，难道要“恐吓”？难道所谓的“自信”就是摆出一幅“不高兴”的脸，让别人来哄吗？这是否是一个负责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合理态度和立场呢？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国知识界、领导层都不可避免地重新衡量本国的定位，重新评估本国的影响力，以及再次调整本国的国际战略。葛兰西的话语权理论在当下对我们的启示意义非常之大。全球化的资本、文化以及影响力的传播，并不是均质匀速的，在这一进程之中，冲突、矛盾也不断加剧。话语权就意味着能够有能力协调各个地区、主权之间的差异，能够争取到各个主权国家的承认，从而在全球决策层有相对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如果真的要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出现在全球舞台上，中国要面临的基础问题有不仅包括中美问题，也包括中国在亚洲的话语权的问题。而亚洲问题又绝不仅仅是中日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调整与印度等亚洲大国的关系问题。如何争取到广泛的“同意”，是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任务。扩大我们的话语权、影响力，只靠“不高兴”显然是不够的，“不高兴”不能确保一个优质的国际形象，“不高兴”也显然不能阻止跨国资本。说到底，这种“不高兴”无非是美国建立其自身话语霸权失败的印证。是对于美国权利扩张的一种消极反应。

　　其二，理论上来说，从“说不”到“不高兴”，这一系列情绪充满了把一个主权国家拟人化和实体化的倾向。然而，在当前的理论界，主权国家早就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实体，而应该是一系列充满不确定性和差异性的过程、实践以及后果。“不高兴”这种拟人化的描述方法，具有太多误区。首先，这样的概念化方式依旧把主权国家看作是界限明确的实体。然而，如今的中国现实早已经不同于民族国家建立初期，也不同于冷战时期。当人们带着民族主义的情绪出现在家乐福超市的时候，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他们的行动可能带来的是自己本国同胞的失业。当我们大谈市民社会的时候，我们也许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实际上谈论的是各式各样超国家的IGO或者NGO，而非国家之下的“市民社会”。概而言之，想象中的主权国家的边界事实上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一系列可以细化到日常实践的政策、实践和组织形式。即使在国界之内，我们也并不具有均质统一的中国性。在这种情形下，把中国想象成一个单一的、个体主义的“人”，显然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把国家这一概念具体化到政策层面，恐怕才有意义。其余的类似于“不高兴”的文学修辞恐怕都是弊大于利。其次，这种想象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男权主义的政治话语。在“不高兴”的中国框架下，“中国”不是一个差异的共同体，不是一种差异的实践，而是一个拟人化了的男性形象。换而言之，中国被拟人化成了一个“男人”。这个形象里没有儿童，没有妇女，没有农民，甚至没有不同于作者们的男性。概而言之，没有任何复杂的、差异的群体构成。这样一个有关共同体的想象，必定是相当失败的。

　　自从知道有人“不高兴”，我就不是很满意他们把这种“不高兴”强加到我的身上。笔者生活在美国，在和美国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对于中国的民族认同日益增强。不高兴，也是笔者生活的主流情绪。然而，不高兴又怎样呢。这次以“不高兴”为主导情绪的看似宏大、高瞻远瞩的实践，有着太多漏洞。只希望无论在政策层面、话语层面，我们都还能保持反思的头脑，以期在当前的全球决策层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