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海平
在我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听到最多的训诫恐怕就是“适者生存”了，开始不以为然，后来听多了也就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认同，但再到后来便忽然发现这其中还是隐藏着某种不被人察觉的杀机，这就是在恪守“适者生存”信念的同时，自己的精神和灵魂却正在经受着某种悄无声息地阉割和分离，即随着“适者生存”的不断延续，人的肉体与灵魂也渐渐随之出现了分裂，直至使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架可以被任竟操作的机器。这时，如果还会继续想到人的那个精神和灵魂，我似乎只能从死去的人和身患精神分裂症病人那里捕捉到一些如梦如幻的身影。
也正是这种觉悟，才使我想到了有认识一下“适者生存”的必要，原来，“适者生存”是源于达尔文的“物竞天则，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但人显然不是达尔文所说的那个“生物”。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有人会不断借用“适者生存”对我们进行教育，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发扬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而是为了让我们尽快懂得适应中国现实的重要性。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这正是中国文化注重“适用”的一贯表现。中国古代的佛教如此，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是如此，这就是中国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适者生存”进入到了中国人的心目中之后，其意义所指其实还是要求个人去适应我们的社会。也正是因为这种对社会适应的不断强调才导致“人的肉体与灵魂逐渐出现了分裂”。说到“适应社会”的概念当然可以有很多解释，问题的关键是这个“社会”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中国百姓受封建专制的统治已有数千年历史，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具体的社会似乎只有一个封建社会，至于民主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还只是一个抽象的空中楼阁。如果我们不去区分这些不同社会的性质，只是盲目地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其结果一定只能会在那个集体无意识的支配下去适应那个封建集权的社会，适应的结果不是精神分裂，就一定会是一个行尸走肉。
今天，在物欲横流的中国，我们再一次听到了人们呼唤灵魂的声音，但得到回应的似乎还是那些卧轨自杀的海子和悬梁自尽的大同大张们留给我们的遗物，或许还会听到几声孤独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从精神病房里传出的动静。除此之外，大家依然会一如既往地如同一个个行尸走肉——或为了肉体的欲望疲于奔命，或在肉体欲望消耗殆尽之后便陷入到了彻底的虚无和绝望，之后，剩下的也只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挣扎和疯狂。
反思中国今天的现实，政府依然视人的“生存权”是第一位，之后，才允许谈论人的“发展权”问题。正如中国政府认为的“人必须首先解决好吃、喝、住、穿的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活动。”依照这种逻辑推理，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身体饥饿的人是不能有灵魂，也不配有灵魂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还是我们眼前的社会，巫术和宗教常常正是兴盛于那些物质匮乏的年代与地区，相比较之下，那些脑满肠肥，过着丰盛物质生活的人并不一定就因此而获得了灵魂，相反，在这些人群中，心理变态则是他们的一种常态表现。当然，这里并不是将灵魂与巫术和宗教等同起来，也更不是将灵魂与金钱物质进行对立。在此，我们只想表明的是，人自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是一个有灵魂的生命，这个生命只有在不断摄取物质与精神的丰富营养中他才能维持自身的统一，以及与自然、社会的统一。否则，失去了灵魂的人的精神一定是残疾和病态的。不仅如此，这个残疾和病态的人必然还会对自然、社会，以及他们自身都将构成严重的威胁和伤害。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反省一下“适者生存”、“生存权”、“发展权”和人的“灵魂”等问题，面对这些具体的现实问题，我们如何才能通过艺术的方式去找回失去的灵魂，并最终使自己分裂的灵与肉在今天获得统一，如此看来，这应该是今天的艺术家们和所有关注人的人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灵魂？过去，西方文化总是对人和人的灵魂进行各种概念性的界定，以至于人和人的灵魂不再是一种具体的生命存在而变成了一个个文化附庸，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在近一百年来相继出现了“上帝之死”、“作者之死”和“人之死”的宣判。但中国文化似乎并没有关于自己的上帝、作者和人的文化解释，所以也就无所谓与我们有直接关系的“上帝之死”、“作者之死”和“人之死”。中国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几千年不变的封建集权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这个意识形态影响下，西方所说的那些上帝、作者和人一律都是这个集权社会的产物，在这样一个集权的社会中，我们自然也就看不到他们所察觉到的那个上帝、作者和人的存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也只能是被集权阉割过的活着的奴性和癫狂，以及死而复生的亡灵和妖魔鬼怪。透过这些非人非神的怪异病态表现，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了人与自己，与神和自然的分裂，这也许就是我们通常无法回避，但却又不得不适应的中国现实。
进入当代，在迅速累积的物质财富映照下，中国人自我意识的贫乏和精神的空虚便显得越加突出，这时，对传统财神的朝拜似乎就成为中国百姓的唯一寄托，为了获得钱财，可以无所谓自己、人性、神性和自然，彼此无所顾忌，无法无天。然而，这种近似于疯狂的表现依然治愈不了自己精神上的迷惘、空虚和病态。相反，钱财越是增多，精神却越是空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原因正是我们长期无视人的灵魂和精神需求的结果。正如我们长期信奉“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和维护皇权统治的“君臣父子”礼教等，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人的肉体生存欲望一旦满足到了极限，人的精神饥饿便会随即浮出水面，但由于集权设定的精神界线阴影依然在继续发挥作用，这时，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集体无意识只能在那些精神界线内拼命的挣扎，空虚、无聊、抑郁和绝望也只能是一种最终的收益。有关这种“空虚”、“无聊”、“抑郁”和“绝望”的精神表现，只要我们随手翻阅一下中国艺术的历史就会轻易发现这已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和偶然。
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所说的“适者生存”仍是要求大家去适应上述所说的这个现实， 那么，空虚、无聊、抑郁和绝望必然还会是中国人不能摆脱的宿命。当然，我们肉体的生存并不会因为这种精神的宿命而不再继续，相反，我们肉体的重量也许还会出现某种超越常态的增加，寿命还有可能会出现某种超越常态的延长，除非有谁也会像卧轨自杀的海子和悬梁自尽的大同大张那样——没有灵魂就无法忍受自己肉身的生长。灵魂不是血肉，也不是任何一种文化，它既是一种确保人的身体与世界保持紧密联系的存在和场，同时也是确保人类与世界保持和谐互动的必要保证。对此，我们虽然无法证明这里表述的观点正确，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自己正在经历的空虚、无聊、抑郁和绝望，以及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对自由精神的向往来证明我们正经历着一种精神上的残缺和文明的疾病。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