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占彪
当前官方正在针对娱乐文化的“低俗化”倾向进行一系列的整治工作，那么，低俗化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其实质何在？症结何在？我们来审视一下“低俗化”这个问题。
两种冲突的文化
首先，值得玩味的是，与“低俗”相对的当是“高雅”，而“低俗化”倾向当是知识精英所把持的高雅文化对娱乐文化“兴师”并向它要问的“罪名”，然而，主导文化一方却“一马当先”，“冲锋陷阵”，那么，主导文化为什么要给娱乐文化戴上一顶不应当由它去戴的帽子呢？
不用说，主导文化对娱乐文化是“不满”的，这种不满很大程度上是主导文化对娱乐文化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和广泛的影响力的忧惧，因为这种多元的文化格局使得习惯于“一枝独大”的主导文化倍感失落、焦虑。然而，这只是主导文化与娱乐文化冲突的外在原因。
那么，主导文化与娱乐文化冲突的内在原因呢？至少我们在表面上看出，娱乐文化注重安慰、娱乐的一面。而主导文化则注重秩序、谨肃的一面，这是两种功能、气质和表情。我们看看美国的例子，为什么在美国爆发革命是难以想象的？学者Timothy Brennan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那里有着影响很大的起安慰作用的通俗文化”。1当然这一看法有着其片面性，但也多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娱乐文化的抚慰或者说麻醉，软弱或者说娱乐的一面，而与主导文化那种作为，强硬的风格相比，实在是不可以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的。所以，后来我们常说跳舞、电子音乐等是“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的，其中的“麻痹”作用，正是Brennan所说的“安慰”作用。
然而，英国的学者贝内特（Bennett）居然说，“大众文化的领域是统治阶级为了赢得文化霸权而以对立的方式建构起来的”，“按照这个定义，娱乐文化是统治阶级为了他们的统治需要，依据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标准强加于人民的一种文化”。2这种说法也许有其适用的范围，但如果施诸中国则是“满嘴荒唐言”，娱乐文化与主导文化虽不能说时刻都形同水火，针尖麦芒，但至少也纠葛不断，锅碗瓢盆。
美国的约翰·菲斯克则说得一针见血，他说，“大众文化始终是一种关于冲突的文化，它总是关涉到生产社会意义的斗争，这些意义是有利于从属者的，并非主流意识形态所喜欢的那种，这场斗争的胜利，不论如何地转瞬即逝或受到限制，总能创造出大众的快乐，因为大众的快乐始终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3娱乐文化往往是官方所不喜欢的一种文化，一面是涣散，一面是集中，一面是自由，一面是秩序，“大众文化是在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所称的权力集团和民众之间的对立状态中建构的。这一权力集团由一种相对统一、相对稳定的社会力量——经济的、立法的、道德的、美学的——联合组成；另一方面，民众是在从属者的组成中不断形成和再形成的相异和分散的一组社会性忠诚。这种对立还可以看作是是同质（因为权力集团试图对社会差异加以控制、建构并使其最小化，以使它们为其利益服务）与异质（因为民众的组成决不妥协地要保持他们的社会差异观念，这也是一种利益的差异）的对立。”4这里，国外学者对大众文化的论述可以移用到娱乐文化身上，因此，从精神实质来看，娱乐文化与主导文化是互相抵制的、矛盾的、冲突的。
身体与政治
那么，中国的娱乐文化与主导文化冲突之点体现何处呢？从种种“低俗化”现象看来，似乎“低俗”现象繁复芜杂，无从概括，然而，细细想想，所谓“低俗化”倾向，一不是法律问题，二不是道德问题，那么，它是个什么问题呢，其实，所谓娱乐文化的“低俗化”问题是指从主导文化的眼光来看，娱乐文化里所表现出的一个认识身体、发现身体、重视身体，并玩味身体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身体问题”。 朋友，“低俗化”现象千变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身体问题”。
回看一下我们通常所说的低俗化倾向，从对私域世界的重视来看，烫发、跳舞、戴墨镜、涂口红、读言情小说、听流行歌曲……人们发现、重视、装扮、并展示自己的身体，以及与重视与身体相关的情感。那么，情感与身体有什么关系呢，要知道，情感的发掘（“灵”）其实仍是脱离不开身体的（“肉”），所以，我们对情感的不鼓励和禁忌其实正是对身体觉醒的一种恐惧。再从对娱乐化的追求来看，在娱乐化的追求中有两方面与身体有关，一方面以娱乐为身体服务，放风筝、逛公园、看电影、听音乐、养花喂鸟、下棋打牌、斗鸡走狗等，这些外在的东西滋长着“玩物丧志”和“享乐主义”，另一方面，以身体为娱乐服务，名目繁多的真人选秀节目，“网络红人”的种种出位图片，视频聊天室里的匿名热辣表演，台湾电视的恶俗节目，宴会酒席上必不可少的黄段子，以性为核心的种种暗示、挑逗、诱惑都围绕着身体穷形尽相地展开着。最后，从对政治的挑逗和嘲弄来看，身体的影子无处不在晃动，无论是红色经典的“粉色”改编，还是严肃天气的性感播报，无不让那些谈性色变、不食人间烟火的主导文化紧张而恼火。
从这些现象看来，低俗化问题正是 “身体问题”，应当不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之辞。所谓“低俗”，很大程度上指娱乐文化中在性观念上越来越开放的态度，娱乐文化中对欲望的歌颂，身体的欣赏，性的迷恋成为一个最为震撼人心的突出现象。中国人以往对性的讳言和禁锢，以及羞搭搭的姿态被一扫而光，人们往往可以脸不变，心不跳地地公开讨论种种与性有关的话题。地摊上种种非法书籍对腐败官员生活的想象和渲染，盗版光盘种类繁多的“禁片”“三级片”“毛片”，报纸夹缝里充满诱惑和想象空间的征婚广告，时尚杂志封面性感女郎的魔鬼身材，午夜电台对性感受的直裸裸的讨论，电视选秀节目的挑逗和暧昧，网络上泛滥而不可收拾，也无法收拾的色情内容，声讯电话里的“小护士悄悄话”，“浪漫一对一”，酒吧里的午夜狂欢和激情表演，性、身体、欲望的“明示”和“暗示”在娱乐文化之中无所不在。
注意，身体问题可不只是一个“世道浇漓，人心不古”、“要不要脸”、“流氓”问题，朋友，你不要以为涂涂口红，擦擦粉，搞搞朋友，跳跳舞，是个人的私事，小事，那是一个严肃的、紧迫的、关乎“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呢！可以说，“身体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此亦不是在对娱乐文化“上岗上线”。[NextPage]
1978年出版的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有这么一段话。
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也常常采用一些新办法，玩弄一些新花样，如反动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法西斯化，新殖民主义，在哲学上的种种新流派，在艺术上的抽象派绘画、摇摆舞、电子音乐甚至“无声音乐”等等。这些“新”东西都是腐朽的旧事物的新表现，它们生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5
1983年，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说：
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一些同志应当看看他们的错误言论、有害作品、低级表演在人民、在青年中间产生了什么影响、什么后果嘛。……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6
1996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时曾这样说：
宣扬腐朽、低级趣味、封建迷信的东西时有出现，一些有殖民文化色彩的东西也时有出现。有的饭店叫什么“帝王酒家”，有的商店叫什么“花花公子商店”，还有什么“贵族学校”、“贵族医院”，等等。国外有个刊物就叫《花花公子》，内容很下流，有教养的人都不看，而我们有人竟然拿它当招牌。有的广告宣扬什么“皇家气派”、“公爵品味”，有的商品刻意追求洋名称、洋招牌，为人家做义务宣传。有的出版物的名称、封面、内容，低级庸俗，社会反应很不好。这些东西多了，在人们眼前晃来晃去，潜移默化，会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引向哪里？7
同志，你可能说，这只是执政党的神经过敏，过度提防，如果对照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险恶用心”，就可以明白，这里的文化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际，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上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制定了《十条诫令》，据云其中有三条与从思想上对中国青年进行西化与分化相关，分别是：
一、 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 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让中国的青少年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 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及宗教迷信。8
这时，身体成为中美意识形态决战的重要阵地。1984年9月，纺织工业部女部长吴文英因公出差，身穿金黄色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一时成为新闻，吴当时说，“不用管别人怎么评论，要解放思想”。9解放思想与穿裙子有什么关系呢？可见，身体、享乐、游戏等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
2008年，18岁阿富汗女孩莉玛·萨哈尔在阿富汗选秀节目“阿富汗之星”中成为第一个第一个闯入全国性选秀赛三强的女选手。一个妙龄少女在在这个政治、文化相对保守——在塔利班控制时期，曾限制民众娱乐活动，规定女性不得暴露身体，外出必须有人陪伴——的阿富汗能脱颖而出，给当地人们造成的其政治、文化震荡非同小可。“阿富汗一家全国性宗教团体致信总统卡尔扎伊，认为‘阿富汗之星’败坏社会道德，要求管理部门取缔这个节目。‘这类节目严重违反宗教传统。’宗教人士赛义德说，‘支持者应被赶出教门。’”而另一些人认为，“这些变化反映出塔利班倒台后阿富汗的民主进程，男女正在实现平等”，“ 萨哈尔闯入三强不仅代表她个人的胜利，更吹响了阿富汗女性冲破传统禁锢的号角。”10无论气急败坏，还是热情欢呼，都反映了这一选秀节目的政治意义。
只不过，“娱乐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那样直接”，“但不产生直接效果并不排斥一种更一般的有效性的存在”，比如对性感明星，物质女孩麦当娜就显示了一种挑战父权的政治姿态，“对女性驾驭自己的表征的权利的断言是对父权社会中将女性作为对象建构的方式的一种挑战。它是女性认识自身及其社会关系的新方式的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11[NextPage]
“控制”与“反控制”
那么，文化问题即一个政治问题的深层原因呢？那就是：身体与“控制”相关。刘易斯·科塞从工业社会中，性与控制的关系，他说，“工业社会要求工人具有讲秩序纪律的工作习惯。它要求工人接受‘清教徒精神’和与之伴随的延迟享乐的道德标准。不受管束的性关系，如果威胁到了在疏导和驯服性欲上起中心作用的家庭，就会妨碍劳动大军必要的纪律。自由的性爱不仅引起偶然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性质致使它不服从控制，它还可能在人类关系和人格中培养出一种自发性，这与要求下层阶级遵守纪律是不相容的。”因此，“所有时代的那些建立和支持性审查制度的人，都明确意识到了性压制、政治统治和工业纪律之间的联系。性审查制度不是发生在清教徒时代，而是发生在导致大量城市人口出现的工业革命之后，这个事实便足以说明，它同新的社会控制形式的需要有着潜在的联系。”12而娱乐文化中对身体的解放正是与反控制相关，因此，娱乐文化中的身体问题往往表现为一个政治问题。
“身体和性的极端重要性，使在代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对于身体和性的控制。他们一向把对于身体和性的控制看做对于整个社会进行统治的首要出发点。”13政治的统治意志往往体现在对人身体的全面控制，也正如福柯所云，“性是一个没有任何现代权力体系能够忽视的资源”。14他指出，“从18世纪开始，生命变成了权力的一个对象。也就是说，生命和身体都成了权力的对象。过去权力只关心那些臣民，因为统治者可以从法律上的臣民身上获取财富，当然也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他们的生命。但是现在权力更关心身体和人口。现代权力变成唯物主义的。它在主要方面已经不再是纯法律上的。它必须去处理实际的事物，像身体和生命等等。从此，生命连同身体就进入到权力的领域，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变革。而且，非常明显，人们看到，从这个时候起，也就是从18世纪开始，‘性’成为一项绝对重要的事物。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性’恰正成为身体的个人规训和居民人口的规范化之间的关键点。从这个时候起，正是透过‘性’才实现了对于个人的监控。这也就是为什么，从18世纪开始，在中学和大学，‘性’成为对于个人的监视和控制的中心问题，而青少年‘性’的问题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医学问题，成为一个首要的道德问题，甚至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15
这样，性，身体成为体现统治意志的一个切入口，一个落脚点，种种道德、礼俗、伦理等都是这种意志的具体表现。我们看看16世纪宗教改革家让·卡尔文的例子，让·卡尔文曾反对过旧教的残酷和盲目，但与此同时他也造成了新的残酷和盲目，他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和统治，他经常派“道德风尚检察官”深入千家万户调查居民的日常生活，奥地利作家斯台芬·茨威格在其影射小说《卡斯台利奥反抗卡尔文》中这样描述，“仆人被详加盘问，要他们讲主人的情况，孩子受到盘问，要讲父母亲的情况。同时他又细听门外街上的动静，看是否有人唱一曲世俗的歌，或者奏乐，或者甚至于狂欢娱乐，干这种魔鬼的罪行。因为从现在开始，在日内瓦就不断追捕任何娱乐形式，追捕‘Paillardise’（法文：有伤风化行为）。要是哪个市民下班以后想到酒店里去渴口酒，或者想掷掷骰子，或者玩玩纸牌，那就算他倒霉！”16看一个相对的例子，1956年夏天，也就是“反右”前夕，正是中国政治环境略为宽松的一段时期，这时，中国人的着装，文化活动就呈现出活泼的气氛来。
年轻妇女开始穿上花布裙。外国人报道说，传统式的中国长裙，用于正式场合中的旗袍，精巧地剪裁到膝盖上两三公分的地方。舞会也允许举行了，可以播放格什温和施特劳斯的舞曲。《人民日报》从四版扩至八版，刘少奇告诫中国记者们少作枯燥无味的报道。17
或者说，文化的活泼与否正是政治控制严密与否的一个晴雨表。再看一个今天的例子，2007年4月，《纽约时报》网站上有这样一幅图片，在德黑兰，两各着装严谨的女警察在“反不当着装运动”中查处一名露出头发的年轻女子。1821世纪的“伊朗女警察”与16世纪的“道德风尚检察官”如之何其相似乃尔！那么，控制与反控制正是主导文化与娱乐文化冲突的实质所在，而身体往往成为一个突破口，而“性与人的自由权利有关，因此它是所有的权力都不会忽视的资源，也正是由于性是权力要加以管制的领域，性成为个人自由与权力斗争的前沿。”19
因此，对社会成员个体身体的警惕、控制和戒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政治控制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减弱的焦虑不安，其实，政治笼罩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但一旦在由集权社会走向民主社会的进程中，这种对政治影响力的减弱的不安和不甘是一定存在的。于是，控制身体和放纵身体的对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在政治层面上的对抗。先举一个远点的例子，郁达夫的“私小说”中主人公的颓废，放纵和种种变态，之所以引起卫道士们的强烈不安和反感，也正因为他的小说正与传统性的禁忌，以及这一禁忌背后的封建集权政治思想是针锋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身体”不光是生理心理意义的身体，或道德伦理意义上的身体，更是政治层面上的身体，或者进一步可不可以说，对身体的态度正可以反映出政治上的开明与否，这或者也可以称之为“身体政治学”。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官方所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等这些政治行动到后来往往总是会落实在娱乐文化的头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上是一回事。”20
比如说“清除精神污染”，该运动与周扬的1983年作的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主题报告有关，因为这个报告涉及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对于“人道主义”，他发现并重提“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来反思和否定过去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中反人道主义的“极左”思想，对于“异化”，他不讲资本主义异化，专讲社会主义的异化，正是权力的异化，使得毛泽东可以凌驾于党与人民之上，并带来“文革”这样的灾难性后果。说白了，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其实是以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来反拔和反思我们片面强调的马克思关于“社会”的理论。
那么，这样的理论问题批判和讨论，与此后的对民众日常生活方式，如化妆、衣着的干预，有什么关系呢？这其中的联系就是对“人”，而不是“社会”，对“个体”，而不是“集体”的强调和尊重，可见，身体问题是个人问题，个人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们经历的几次运动既是政治运动，也是文化运动。[NextPage]
这并不只是说这种“身体政治学”惟发生在我中华大地，凡异质文化的冲撞，传统与现代的交手，保守向开放的过渡，都会出现这一现象，是谓文明之冲突，可以说，身体解放战和身体保卫战在保守、后进国度都会发生。比如在伊朗，“对许多美国自由主义者来说，流行文化反映了个性的价值观、个人的独立和表达的自由，因此它被看作是一种道德成就。但从世界上的传统社会，尤其是穆斯林世界人们的角度来看，这只不过是无耻地宣扬堕落。”虔诚的穆斯林“担心这种新道德会破坏他们的宗教和生活方式”。21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与伊朗等穆斯林国家的恩恩怨怨也不能说完全与此无关呢。
再看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印度，“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印度的传统文化与衣着单薄、接吻和一些‘过分’的社会开放现象发生了强烈碰撞。”印度官方也不是坐视不管呢，有地地方政府还列了一张清单，“规定了国外游客能做和不能做的一些事。其中包括：在公共场合严禁接吻和搂抱；男性不得在公共场合与女性有身体接触，年迈或行动不便的女性除外；一般来说，女性不应在街上与陌生人说话；在公共场合渴酒或吸烟是一种不道德的放纵行为。”22后进国家对身体的解放的恐惧莫不与对政治控制力的衰弱的担心有关。而经济发达的国家，文化保守的国家亦如是，如沙特，2008年初，由24岁的沙特女孩阿塞尼亚写的小说《利雅得女孩》被禁三年后，终获准出版。据称此小说虽无多大文学价值，但该书记述了“四名情窦初开的的沙特高中女生与男孩交往、参加聚会等生活内容和恋爱感悟”，“该书第一次将女性内心深处的私密勇敢地坦露出来”，其中女孩大胆流露出对异性的兴趣让沙特人感动“震惊”。23这都说明了身体的文化涵义及政治涵义。
明乎此，便可明白主导文化为何要给娱乐文化戴上“低俗化”这顶帽子，而娱乐文化的“低俗化”价值取向是主导文化所不能认同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所谓“低俗”问题还真要历史地看，上世纪我们所认为的留长发、烫卷发、听港台歌曲、看言情小说、跳交谊舞那些我们曾批判过的“低俗”事情，今天看来何尝有半点低俗气呢？不要说今天，就在1983年还属于“精神污染源”的邓丽君，在1987年1月的《上海电视》中由上海铮美不锈刚制品厂·商店特约刊登折页彩像。
所以，我们说，娱乐文化注定是鱼龙混杂的，良莠不齐的，然而，过去的那些“鱼”现在可能已修炼成“龙”，过去的那些“野草”现在可能已变成“庄稼”，所以，娱乐文化的“低俗化”很大程度上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政治裁判，甚至连道德裁判有时也不一定算得上。
可以看出，所谓娱乐文化的“低俗化”问题是指从主导文化的眼光来看，娱乐文化里所表现出的一个认识身体、发现身体、重视身体，并玩味身体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身体问题”。而“身体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共症结在于“控制”与“反控制”，这其中的冲突在于，身体的“反控制”与政治的“控制”之间的对立。
注释：
1 [美]西蒙·杜林：《高雅文化对低俗文化：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的讨论》，《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2006年第3期，第46页。
2 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3 [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娱乐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4 [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娱乐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5 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126页。
6 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7 江泽民：《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506页。
8 转见金鑫，徐晓萍：《“西化”、“分化”中国：美国的险恶用心》，《书摘》，2003年第1期，第4-5页。亦可参见万新恒：《玩经济：数字娱乐拷问中国》，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13页。个别字句有异。
9 旷晨，潘良：《我们的八十年代》，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10 《创造选秀纪录的阿富汗女孩萨哈尔》，《新民晚报》，2008-03-21，A27。
11 [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103页。
12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13 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14 李银河：《性的问题·福柯与性》，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NextPage]
15 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242页。
16 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9页。
17 [英]菲力普·肖特：《毛泽东传》，仝小秋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366页。
18 该图转见《南方周末》，2008-01-17，D24版。
19 李银河：《性的问题·福柯与性·前言》，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0 文严：《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见文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同志有关论述摘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21 《美国流行文化引发反美浪潮》，《参考消息》，2007-1-29，3版。
22 《印度传统文化受到挑战》，《参考消息》，2007-1-29，6版。
23 《<利雅得女孩>引争议》，《新民晚报》，2008-1-17，A15。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