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琴
李慎之先生自病重之后，他的安危存亡就牵动着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海内外认识的、不认识的问讯，纷至沓来，许多人一直守候在他的病房外，有的还特地从外地赶来探望、守护...。
他是一个无权无势，早已下台的老人，是什么力量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关注? 他没有长篇巨著，却以一代思想家长留青史；他不算鸿儒硕学，却以透辟的见解，过人的胆识在学术界赢得崇高的声誉；他从来没有带过学生，却有许多知名不知名的年青人慕名追随，为聆听他的一夕教诲而庆幸。虽然官居高位者经常有宾客盈门的情况，一旦离开权力中心，马上门可罗雀。而李慎之先生恰恰是在他失去权力后，出现了如此崇高的声望，即使在他身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时也未必有此荣耀。
他在我个人的印象中也是如此。作为社会科学院的一员，我自当是他的属下，可当他在任时只不过远远一瞥，从未在意他的言说。1999年，他的一篇“国庆夜独语”横空出世，对我如醍醐灌顶，受到强烈的震撼，这就是那名满天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且不说那激情的告白，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就在那文章传出不久，我在一家小店复印文章，一个中年人见到我的复印件上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字样，立即注视着我说:“ 你是社科院的，了不起呀，你们那里有个李慎之! ”“是吗? ”我下意识地问道:“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商贸公司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我们都看了，真好，看了觉都睡不着啊。”在非学术专业的普通职员中竟然激起那么大的反响，是我始料不及的，那在我同行中哩? 我永远忘不了南开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对我说的话:“ 李慎之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圣人!” “圣人”?! 这是一个久违的词汇，这一评价的份量是如此之重，重得使我不得不为之久久思索。
《风雨苍黄五十年》最使人动情的，是他那敢于直言的勇气和精神。要知道，能不能讲真话，在中国是一大难题，否则历史上何以有秉笔直书的史官屡屡遭受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建国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批又一批的人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仔细一看，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讲了真话。讲真话的下了地狱，讲假话的就青云直上。此种假话还形成理论，人们大约不会忘记，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文化界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写真实”，写真实、说真话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潮，那不真实、讲假话俨然能为“无产阶级思想”? 而这种谎言、假话，一度在中国满天飞，流毒遍及各行各业，肇至大跃进后大饥荒，明明是人祸，却推给天灾；文革后期经济濒于崩溃，充耳依然是莺歌燕舞。此种教训之深刻，足以使中华民族刻骨铭心。
拨乱反正之后，最值得学术界反思的的是重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史学界更要召回求真实的良知。过去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是为政治、政策服务，实际上是为个人意志服务，任意阉割，篡改，随心所欲地涂抹，使得历史不成其为历史，甚至发生误导。就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最热门的课题太平天国研究来说，累计发表论文3000多篇，居史学专业论文之首，那么多的文章，为什么对其拆散家庭，吃大锅饭，将男女老少分隔在男女两大阵营的教训没有认真的吸取和研究，眼见大跃进中又再次出现那种毁炉灶，吃食堂的狂热；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红色高棉实施强行拆散家庭的暴政! 虽然这不是史学问题，更不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但诸如此类一次又一次重犯早被历史唾弃的错误，作为史学研究的行家不会不知道，可是又有谁能把这失败的教训，坦诚相告，以真知建言，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不能不为此感到汗颜。
想到这里我理解了那位资深教授给李先生“圣人”的评价，因为这是上下求索而难得的史学之魂，在李先生的万言书中得到充分地体现，这怎能不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地赞叹!
人们都说李先生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其实，李先生更是一名铁骨铮铮的民族脊梁。他以五十年的风雨坎坷，披肝沥胆地向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在他之前彭德怀、顾准的下场，他不是不知道，而他以剜肉还母的赤诚，再次以鸡蛋撞石头。这一次石头倒没有砸给他，没有给他戴帽子、打棍子，也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却给他以无情的精神封杀，使他的文章言论无处发表，尤其是在天子足下他任职的社科院，更无发表文章的余地。然而，在信息时代要想封杀一粒火种，只会风助火威，愈炽愈旺，李先生的文章不径而走，风动海内外，与这封杀成正比地加速发展，真不知道出此对策的是聪明，还是愚蠢?![NextPage]
李先生真正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的人品在同僚中也是卓而不群的，常见的是，在社科院身居院级领导的，不管他过去是否从事学术研究，一旦拥有权力，往往掌握一笔资金，组织人马著书立说，自己稳坐主编，甚至成为博导。而李先生早在四五十年前就是新华社著名的才子，长期为国家领导人起草报告，翻译主编大参考，就任美国研究所所长和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后，连一个研究员的职称也没有；作为副部级的职务，却没有配备秘书，直至退下来，要想复印个文章，发个传真，还得请朋友帮忙；他身为高干，四个子女没有一个从政从商，都是普通的职工。在我得知他分到房子后，曾经劝他，老人适应能力差，不宜改变熟悉的环境，最好不要搬家了。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的儿子是工人。”这一下我全明白了，他以工薪收入扶养多名子女，生活并不宽裕，成为右派，复起又遭眨谪，这给他的家人和子女带来多么大的伤痛，作为人父又怎能不内疚，去日无多了，还能给孩留下什么 ?若有大一点的房子留给子女，是否可能抚慰这颗受伤的心? 我想这才是他搬家的真正原因。
李先生并不是旧式的清官诤臣，他有深厚的西方文化修养和广博的国学知识，在他行文立论中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精辟透析的论理能力，不知折服了多少专家学者。他受到传统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洗礼，身跨两个时代，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他原是性情中人，年高八十，童心犹在，每年元旦前后，他都要把收到的贺年片用线串连在一起，纵横交叉地挂在客厅中，姹紫艳红，摇摇拂拂，像是闪动的五彩旗，又像是起合不定的帘幕，看着他柱着拐杖，在帘下蹒跚地走动，兴奋地谈论他要做一个公民教员的理想，我忽地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可敬可爱的老人，简单、澄明而又坚强!
如今，他带着壮志未酬的理想谢幕了。
他谢幕在一场SARS横行中国之际，这是一个多事之春! 令人想不到的是，一场飞来横祸却惩治了习以为常的假话和官话，撤掉了渎职的高官，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举措，在这以前往往只有路线斗争才罢官，作为高官的失职者有时还出现异地提升的情况。这一果敢的决策赢得民众普遍的拥戴，增强了对共产党的信念，人们翘首盼望以此为契机，加速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往日建言达不到的，意外地受到天灾的推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无奈而被动的选择，然而李先生孜孜以求的不就是发挥主动性，以最小的代价，一步一步从体制内部，实施宪政的理想吗?
谢幕其时，何尝不是序幕的开场哩!
(编辑:李金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