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军
20世纪下半叶文化研究的勃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来自于人文学科在严密的现代学科体制下力图重新突破寻求新的生长空间而奋起抗争的结果。也正是在这种科际整合和边界跨越的大趋势下，“文化”再度成为学科突围的有力武器。正如杰姆逊所言：“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它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文化研究及其理论自身也日益面临着再体制化的命运：研究对象相对固定化、研究方法更加学院化、研究成果走向经典化……文化研究如何才能实现新的理论突围？当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关门的时候，曾一度引发“文化研究怎么了”的悲观之音。但是从伯明翰学者分散到全球继续从事着各自的研究和教学这一现象来看，其实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文化研究失去了一株大树，但换来的可能会是一大片森林。
本期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两篇文章都是译文，各具特色：前一篇文章《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非常清晰地梳理了西方文化研究的脉络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联以克服现有问题的方案。后一篇突出了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的思考，有着将哲学解释学引向对于生活形式予以关注的用意，也为当代文化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哲学基础。
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
尼古拉斯加恩海姆/著 贺玉高 陶东风/译
提要：本文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深刻对立的含义。作者指出，这种对立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极深的误解之上的，并且只有在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桥梁重建之后，文化研究的事业才能成功推进。在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上，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它拒绝通过它自己的主张——统治方式及其伴随的文化实践（文化研究对于此给予分析的优先性）是建立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含义进行思考。一个惊人的结果就是：是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生产，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成为（文化研究）压倒一切的关注焦点。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文化研究 重建
译者简介：陶东风，1959年生于浙江省温岭县。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
贺玉高，1975年生于河南洛阳，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级博士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在其新作《文化民粹主义》中，基姆麦克基甘(Jim McGuigan)识别了“在文化研究中一种显而易见的视野狭窄化倾向，这一点可以在它转向无批判的民粹主义解释模式中得到例证”（麦克基甘1992：224）。他把这种转向的根源定位于对经济决定力量的排除，这种排除是“由于文化研究与以前长时间过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创伤性遭遇，这种创伤的症候表现为一种虚弱的逃避综合症”（麦克基甘1992：P.245）。
本文探讨这种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深刻对立的含义。我将论证，这种对立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极深的误解之上的，并且只有在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桥梁重建之后，文化研究的事业才能成功推进。我说“重建”，是因为文化研究作为一项事业是从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假设中产生的。即使这种政治经济学模式为了避免经济主义和还原主义的可怕指责而常常受到压抑或者隐藏在一种词藻华丽的烟幕之后，文化研究仍继续在它内部包含着这种解释模式，并把它作为其基础性假设及其作为一项“激进”事业的合法性来源。
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在雷蒙德威廉斯和理查得霍加特的研究中所开创的文化研究主题——这一主题自身则得益于李维斯的遗产——首先是要让英国的工人阶级文化或是大众文化在对抗精英文化、对抗占统治地位文化的斗争中重新变得有效。文化研究所处的语境是一个由工业资本主义和不断商业化的文化生产、分配及消费体系所塑形的阶级结构。但是这并不只是为了大众文化自身的缘故而挽救大众文化。它是一个对抗性的政治运动，从广义上说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更广阔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政治斗争，文化斗争只是被当作是其中的一部分。挽救工人阶级文化是一场运动，这一运动是为了把这种文化及那些实践这种文化的人们从EP汤普森所说的从“后人的极度恩赐的态度（immense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中拯救出来，同时也是为了给这一阶级肯定自身价值——“工人阶级的道德系统”（the moral economy of working class）——提供自信和力量，以此来对抗统治阶级的道德系统。这样，文化研究就认定存在一种特定的统治与被统治结构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并把其任务理解为合法化与动员的意识形态任务。文化研究显然把它自己看作是一场更大范围内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即使它的许多从业者把教育看作是他们从事这场斗争的关键点。它明白自己的敌友。
我想论证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场有意义的政治事业在这个基本的问题框架之外是无法维持的。在当代英美文化研究著作中可以清楚地发现，目前大多数从事文化研究的人仍然假定，其实是肯定地宣称，文化研究是一场广泛的、对抗性的政治运动。当斯图亚特霍尔（SHall）在他的文章中论及文化研究的世俗使命时，他所指的正是这一点：“我不能想象一个目的在于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自身却没有一些不得不突显的、确实是至关重要的独特之处。” 在对斗争、授权（empowerment）、抵抗、被统治和统治的极度强调中，文化研究的文献不断提到的正是这一思想。
两次发展
在文化研究的历史中有两次主要的发展。第一次，意识形态问题由于对文本的分析技术的发展被极大地精细化了。这一分析已经质疑了真理与谬误、意向性与阐释的概念。它不断地提出棘手却不可回避的问题，即符号表征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次，也是关键性的一次，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从仅仅针对阶级扩大到了也包含种族和性别。现在，敌人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是费斯克（1992：161）所称的‘白人的父权制的资本主义’。这里我所关注的问题是，这两次发展是否使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最初联系中断了。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解释我所认为经济学的含义。我想从文化研究中畅通无阻地流行的错误形象中挽救这个概念，把它从文化研究的破坏性的高度恩赐态度中挽救出来。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苏格兰的启蒙运动，追溯到亚当费格森(Adam Ferguson)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由于经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早期影响，他们认为，各种社会可以以“生产方式”（modes of subsistence）为基础得到区分。他们坚持认为，没有一个起作用的生产方式一个社会及其成员就不能生存，并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是基础性的，或者说是社会的基础。对他们而言生产方式具有重要的结构性特征——无论是依据畜牧业的、农业的或者工业的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来理解这种特征，还是依据不同的生产关系来理解这种特征（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或者这两种的混合）。在分析的传统中，关键的差异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各个传统把什么作为历史变化的根源，以及生产方式的决定性特征是什么。一方面是那些强调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人，而另一边是那些强调协作性社会关系（collaborative social relations）的人。
那种认为协作性社会形式是关键的生产特征的观点，将引出政治经济学的三个重要方面。首先，为了能发挥功能，这样的协作要求有一套制度的形式和文化的实践——法律的和政治的形式、家庭结构，等等（作为上层建筑而广为人知的那些东西），进而，不同的生产方式将会具有不同的上层建筑形式和实践系统。其次，这种必要的社会协作结构是塑造社会行动者（social agents）并使之相互联系的形式。这样，身份认同的形成和文化实践就不是任意的了。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待分析，有待决定的。第三，即使考虑到生产方式的必要的协作性和超个人性质，那种惯常的正义问题也必须要处理。也就是说，由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如何才能得到正当性辩护，或必须加以改变？这样，对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从一开始就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剩余价值是通过什么机制被分配的、它是如何得到正当性辩护的？这个问题对于亚当斯密同对于马克思一样至关重要。对于斯密，问题的所在是租金及土地资本正在攫取走份额不公的剩余价值。对于马克思，问题则是利润和对于工资劳动的剥削。他们两人都试图发展出一种劳动价值理论以解释现存的分配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是如何偏离理想的社会正义的。
从斯密经马克思再到韦伯的经典社会学都认为，社会资源的分配不是自然的，而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而且，人们在这种斗争中所采取的立场通常与他们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的经济收入来源或利益的性质相联系。因此，从一开始，阶级就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分析性范畴，它是生产关系和政治行动之间经由意识形态而相联系的模式，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这种联系是物质利益。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这种模式是否还有效，它是否能与文化研究事业相容。[NextPage]
显而易见，大多数从事文化研究的人的确在事实上承认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比如费斯克（1992：157），虽然他希望切断“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y）与“金融经济”（financial economy）之间任何决定性的联系，但他仍然不断把某些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指认为统治的根源：“社会秩序抑制、压迫人民但同时又给他们提供了对抗这种压迫的资源。这种压制首先是一种物质的、经济的压制，它以一种压迫性的、剥夺其权力的方式决定了穷人的社会经验的限度。压迫总是经济的（压迫）。”
对我来说这听起来恐怕与经济主义已经很接近了。同样的，拉里格罗斯伯格（1992：100）虽然主张截然不同的“价值经济学”——金钱、意义、意识形态及情感——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决定关系，但与此同时他又主张：“人们没有特定的物质条件就不能生存这一事实保证了只有（狭义上的）那种经济必须永远首先得到阐明”。在同一本书的其他地方，他以一种极具决定论色彩的方式谈论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技术的“倾向性力量”（123）。
这样，在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上，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它拒绝通过它自己的主张——统治方式及其伴随的文化实践（文化研究对于此给予分析的优先性）是建立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含义进行思考。一个惊人的结果就是：是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生产，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成为（文化研究）压倒一切的关注焦点。这反过来在政治上使右派得了便宜——这些右派在意识形态上的进攻已被建构成了为说服人们把自己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来建构的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他们自己同时也是生产者，为了消费他们就必须进入一种生产的经济关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十年内的主要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无论好坏，都是紧紧地围绕着经济问题的——税收、福利、就业和失业，即使不希望成为经济主义，难道从事文化研究的人真的能够否认这些事实吗？难道他们能够否认，众多所谓的身份政治及与其相联系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政治是根源于劳动市场的重建吗，这些重组包括：白人男性体力劳动者的减少、女性劳动力就业的增加、把黑人纳入工资劳动力行列的努力的失败、服务业就业的增长，等等？
通过把注意力集中于消费和接收，集中于解释的阶段，文化研究夸大了消费和日常生活的自由。是的，人们并不以任何一种简单的方式被社会中的统治力量所控制；是的，人们能够并且经常的确是按照自己的目的重新解释和运用那些文化生产和分配系统提供给他们的文化材料、那些文本；是的，认识到人们在这样的实践中所做的情感投入以及他们从中所得到的欢乐是重要的。但是，难道任何一个制作了一个文本或者一个符号形式的人能够相信，解释是纯粹任意的或者快乐不能够用于操纵性的目的？如果解释的过程是纯粹任意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交流活动中完全放弃意向性的概念，要真是这样，人类肯定早就把这一活动抛弃了。
政治经济学家承认马克思所说的，所有的商品都必然有一种使用价值；它们必须满足某种需要或者提供某种快乐。一方面是嵌入作为商品的文化形式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这是文化研究分析压倒一切的关注点，另一方面是对于消费者而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关系，但也绝对不是不存在任何关系。为了追求经济的或政治的目的，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会决定传播哪种意义、不传播哪种意义，应该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应该把哪种论点置于显著地位，以及，什么样的文化资源是可以得到的、被哪些人得到。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对于理解卷入文化的权力关系、这些权力关系与更大范围的统治结构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格罗斯伯格（Grossberg）恰当地解释的那样：“日常生活不是政治救赎所许诺的乐土……通过把结构与权力分开[集中关注日常生活]，它创造一种人们能脱离它们的幻象。但是这种幻想只不过阻断了更紧迫的任务，即想办法区分特定的权力结构与组织并评价、挑战它们”（格罗斯伯格1992：94）。文化工业当然就是这样的特定权力结构与组织。在当代的文化研究文献或研究项目中，对文化生产者的审视在哪儿？对他们进行活动的组织地点及他们行使权力的实践的审视又在哪儿？
这里有两个休戚相关的问题：第一，在文化的层面，这些经济的分析有什么样解释力呢？第二，通过文化实践人们以何种方式开始理解并作用于他们的生存状况？这两个问题都是同虚假意识的问题相联系的。
然而，过去一些来自于政治经济学内部的说法可能会在生产方式与文化实践的问题上主张一种狭义反映论的或决定论的关系，这样一种立场未必被一般的方法所采取。政治经济学确实认为，一些制度上的安排，包括特定的文化实践，必定伴随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私有财产法以及使这类法律在其中得以通过的司法实践就是两个例子。这些司法实践反过来要求合法化的强制的政治形式及对犯罪的定义来支持它们。对于大量的消费研究与生活方式研究具有如此重要性的所有权与身份之间的文化联系，将成为这一组成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很清楚，当一些政治制度与实践成为必需——生产方式就会对它们可行的形式的范围产生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要求、需要或决定任何一种政治形式。一些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已经做过有关代议制民主的论证，但是从历史的记录来看，显然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并仍然是同一系列的政治形式相匹配的。
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功能主义。它并没有宣称由于生产方式的需要，特定的上层建筑就会被创造出来。再重复一遍，从历史记录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显然能够从各种继承下来的上层建筑形式中产生。所需要的只是它们与生产方式能相调谐一致。因此，除了政治体系之外，还有一系列的血缘关系体系、宗教信仰与实践、审美传统等，也能愉快地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政治经济学确实认为一种生产方式一旦得以确立，生活于其中的能动的人在自己的物质生存和再生产中，他们的普遍利益将倾向于为了巩固他们的生存而协调人的行动。由于这个原因，统治性意识形态问题批评家——如阿伯克龙比等人（1980）——主张，正是“经济关系的顽固的强制力”，而不是意识形态霸权，解释了资本主义统治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尽管这种稳定性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因此，在生产方式中存在巨大的惯性。这反过来也包含了文化实践的修正以便为了维持统治结构。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这些重点将来自何处，它们将带有何种形式的文化变动，这些都是有待进行历史分析的问题。对时间规训（time discipline）发展的历史性分析就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像吉登斯和哈维这些学者当前所分析的全球后福特主义对人们时空观念的影响，也是这方面的很好的例子。
政治经济学并不认为，人类行动者维持这一体系的尝试能够获得成功。生产方式极有可能面临其多种实践中存在的无法逾越或无法解决的紧张和矛盾。由于这个原因，管理学派（the regulation school）主张每个积累的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即在任何时候构成生产方式（包括在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各种可能的关系）与相关的分配方式的特定结构安排体系——应具有一种相应的调节方式。例如，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福利制度与社会民主得到不断发展以便支持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我应该顺便指出，在斯图亚特霍尔近期的著作中，奇怪地同时存在着两种东西：后福特主义管理学派对于所谓“新时代”的分析以及对经济决定论的否认。在我看来，他不能两者兼得。
从文化研究所珍视的、对建立于生产方式之上的统治结构的抵抗、挑战或者改变这一维度来看，文化实践这种脱离生产方式的相对自主性，包含了这样一个事实：很多文化实践将完全是互不相关的。大量文化研究著作的问题之一是，事实上它假设了一种非常强大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形式，以至于所有被统治群体的文化实践必定陷入与统治结构的冲突中。如费斯克（1992：161，163）所说：“一般的差异超过了被详细描述的白人父权制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差异……没有社会差异就不会有社会变革。因此，对社会差异的控制总是权力集团的一个策略性目标”（重点标记引加）。
虚假意识与知识分子
这就把我带入了需要的问题：需要文化研究的政治事业的目标，需要在文化实践可能的效力的基础上，即在它们对于推翻统治这一总的事业所做贡献的基础上，对文化实践进行区别对待。这样一个事业需要分析统治结构来认清哪些实践是维持统治的，哪些不是。这就是我引用格罗斯伯格（1992：143）的意义所在，他写道：“确定不管哪种斗争的政治学，最终都需要一张地图，不仅是行动者与能动者的地图，还包括我称之为这场斗争的能动性的地图。”这反过来把我们带到了虚假意识与知识分子角色这一棘手的问题。
文化研究建立在下述转向的基础之上，即从分析主流精英文化实践转向分析大众文化实践。有两个原因造成了这一转向。第一个是通过赋予工人阶级一种对于其自身经验、价值、声音的重要性的认识，来援助工人阶级对抗统治阶级的经验、价值、声音的斗争。简言之，这被看作是对经典的葛兰西式的文化领导权斗争的贡献。但是它假定，植根于这些文化实践并在这些文化实践中得以生效的价值是进步的，并直接产生于被统治的经验。这是一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种革命性意识会由直接的被统治经验产生。问题是要动员这种意识。这一模式随后被法农和他的追随者运用于殖民主义与种族运动以及女权主义运动的语境之中。它至今仍然强有力地贯穿于文化研究中，特别是贯穿在它对日常生活研究日益强调中。这一事业从那时起就给予被压迫群体一个声音，一个来自经验的声音，并且因而根据定义，它是真实的，同时也是进步的。
转向大众文化的第二个原因来自于一种不同的分析传统和一种不同的对政治问题的定义。在这方面，虽然拒绝了法兰克福学派和葛兰西学派的精英主义，但文化研究还是接受了它们所专心研究的东西。问题是革命性意识明显缺乏，并且文化研究的目的是分析人们受到或者没有受到动员的机制，这些机制就存在于意在援助进步活动、打击反动活动的解放事业的背后。当然，在这里并没有任何原创的东西。它只是认可了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即人们以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意识到了经济冲突并通过斗争来解决它们。[NextPage]
然而，对于我在这儿正进行的讨论而言，它的确有重要的影响。首先，一旦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同经验的必要的真实性相分离，就一定能找到一些根据来把立场确定为要么是进步的，要么是反动的。简言之，我们就必须对文化实践进行区分。这反过来要求对统治结构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与被统治于统治结构的社会中能动的人对统治的理解是很不同的。虚假意识的概念使人们不舒服，因为这个概念看起来暗示了把他者的文化实践当作不真实的加以拒绝，并且授予了知识分子——或者，更确切的说，在文化研究的历史上一个先进的政党——掌握真理的特权。然而，一旦一个人一方面接受了这一观念，即我们与社会真实的关系通过符号表征系统而被中介，而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我们就生活在统治结构，这个结构的机制和效果不能直接被经验获得，那么，像虚假意识这样一个概念就变成了必需。而且只有这样一个概念才能赋予知识分子以一个有用的角色。首先，有机知识分子在一个必然和合法的劳动分工中从那个阶级的经验碎片中创造出一个阶级意识。其次，知识分子通过提供统治结构和斗争领域的地图进而提供了一个政治策略。
实际上，大部分从事文化研究的人都策略性地接受这一点，否则他们的实践就会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他们对于这一点有一种无力的负罪感（debilitating guilty conscience）。当然，这不是说被统治群体的意识一定就是虚假的。那将会是荒谬的。一个特定的意识是否是虚假的是一个分析与论证的问题，并且从政治上来说，它需要被一个特定的被统治群体接受。因为认识到虚假意识的那会儿，也就意味着获得力量（empowerment）的基础。此刻，一个人把自己从他目前直接的情境中与他自己的直接经验的限制中提升出来，并开始理解统治结构的观念。在这种意义上，作为社会精神分析学者的知识分子原型不但是有力的而且是有用的。并且，确实奇怪的是，一种像文化研究这样曾经并仍然如此深刻地受到精神分析思想方式影响的思想传统，竟然应该在承认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压抑的同时又拒绝承认虚假意识。
这并不是要否认，在生产方式内部作为一个特定的阶级组成部分的知识分子立场所内含的紧张。但是我可以肯定，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就都能承认虚假意识的存在，并且因此承认我们并不总是知道我们的最大利益或者据此而行动这一事实。我可以肯定，事实上我们都承认，就某个事物有人比我们知道的多，并且对于如何处理某一问题他们的建议我们应该接受。我也肯定我们都知道日常生存的压力——谋生、维持关系、抚养子女——如何使得我们通过我们承认是非理性的（至少事后看来），并且——温和地讲——从社会的和个人的方面看都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作出行动。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出于一种误置的罪孽感和政治正确性，在他们戴上学位帽的时候选择忘掉所有这一切。
拒绝承认虚假意识的可能性，拒绝承认与此相关的对知识分子地位的负罪感，并拒绝承认对精英主义的恐惧，这些促使教育领域内文化研究的地位受到损害。在文化研究创立之初——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从业者都在学术界——它把教育看作是它介入（社会现实）的一个关键领域。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是它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当然，在威廉斯的例子中，参预工人的教育运动是影响深远的和至关重要的。对于这一运动文化研究继承的有两方面。一方面，通过认识他们的经验，包括他们的文化实践，并通过把这些作为研究的有效主题和教室里可以利用的资源，文化研究希望能够把教育与工人的经验联系起来。因此文化研究在早期与本地历史和口头历史的运动具有紧密关系，这一点表现在像《历史专题讨论会》这样的杂志里。但是另一方面，这个运动通过它对教育的特别强调宣称，从政治上学习那些在经验中并不直接有用的事物并且从教室所提供的必要的距离出发来反思经验，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重要的。要学习的事物包括到那时为止还一直为统治阶级专有的有用的技巧和知识。这种对教育的看法——以及对文化研究在教育中的作用的看法——宣称，整个文化，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实践，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合法的和宝贵的角色，并且不怕作出区分。不幸的是，在我看来，文化研究在教育上的影响已经潜在地变得有害的并远离了解放的目标，因为他以牺牲知识探求与知识教育的更加宽广的政治价值和解放价值为代价，寻求把大众文化实践不加区分的介绍到课堂里。这使我想起几年前我看过的一个卡通，里面有两个小孩在沙坑里玩，由一个年轻女老师看着。一个小孩对另外一个说：“为什么总是那些有博士学位的人想要我们团泥球玩儿？”不管什么原因，文化研究把所有的和每个的大众文化实践都当作有效的抵抗——希望避免与精英主义成为一丘之貉——这一倾向对它的政治目标有极深的伤害性。
在文化研究内与拒绝虚假意识相伴随的是对作为世界状况而不是作为话语的暂时效果的真理的拒绝。但是如果没有某种牢固的真理概念，解放、抵抗和进步的思想将变得毫无意义。抵抗什么？从什么地方？为了什么而解放？向何处进步？文化研究文献过多的玩弄“权力”这个字眼。问题是这种权力的根源一般而言仍然是不透明的。而权力，还有统治结构和统治实践的这种模糊性使抵抗呈现出相似的模糊性。
这里，我们需要在抵抗和应付（coping）之间做出区分。很多文化研究文献很合法地、而且是富有成果地把焦点集中于文化实践如何能够被理解成为是对人们生存状况的反应和应付。对于安哥拉麦克罗比等人而言，购物赋予妇女一个自主的自我表达空间。对于另外一些人，言情文学和肥皂剧通过幻想也提供了同样的功能。在过去糟糕的日子里，我们把这称为逃避主义；在那些禁欲主义的清教式的社会主义岁月里，逃避主义是一个坏东西。今天，虽然逃避主义可能是对压迫人的社会环境的一个可以理解的反应，虽然它明显地既不是被操纵的也不仅仅是被动的，虽然这些社会主体没有被给予任何其他的选择可能，但在我看来，逃避主义对于抵制统治结构（这些社会主体在其中发现自己）的作用依然是微乎其微的。实际上，逃避主义可能有助于权力结构的维持。这当然正是福柯的主题——广为人知的牺牲者与压迫他们的权力体系共谋的理论。这不是资助这个群体或者把自己的文化标准强加于他们的问题，而是对于系统性强制的认识——人们就是在这个系统性强制中建构文化应付的形式，也是对系统性强制如何阻碍了解放的认识。当然，目标不应该降低在对这些文化实践的人种志崇拜之中，而应该生产一个能使符号权力与（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物质权力的运用有更大的可能性的社会现实。难道我们能不承认存在着极其受限制的、遭到剥夺的、对于社会变革没有任何贡献的文化实践吗？我们或许希望向在这种环境下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文化创造致敬，同时我们也希望改变它们。
统治的结构
让我回到权力和统治结构的问题，因为我想这里可能是政治经济学与当前所理解的文化研究之间的对立的重点。为了把问题说得简单一些，政治经济学把阶级——即，获得生产资料的结构和分配经济剩余价值的结构——看作是统治结构的关键，而文化研究把性别、种族还有其他潜在差异的制造者看作决不是被阶级所决定的另外的统治结构。
父权制和建立在种性基础上的统治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就存在，并且继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繁荣发展，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同样似是而非的是这样的主张，即建立在性别或者种族的基础上的统治形式能够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仍然存在。直到最近，很多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这样的统治形式仍视而不见，这样一个事实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许多文化研究的从事者那样，认为这削弱了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阶级的强调，那么，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会深深地误解政治经济学，并误解经济与文化研究所论辩的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本质。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这种种族化、性别化的统治形式——及对这些统治形式的认识与斗争——是通过什么方式决定性地由生产方式造就的？第二，对建立于阶级、性别、种族基础上的这些统治形式的各种反抗斗争之间，如果有联系的话，这个联系是什么？在它们之间是否有可能存在某些策略性的优先性呢？换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也就是问一问，推翻现存的阶级关系是否会有助于推翻建立在种族与性别基础上的统治（或者反之亦然），并问一问，哪些统治方式，如果被推翻的话，会最有利于人类的自由与幸福。
很难反驳那种认为现代的种族统治形式是建立在经济统治的基础上的看法。在北美奴隶贸易及其后果中，在西欧以劳力输入形式的移民中和全世界各种直接或间接形式的殖民主义中，这种看法都是正确的。虽然对于这种统治的认识方式和斗争方式在文化上已经被改变了，并且在将来仍会被改变，然而，如果认为黑人是美丽的，但对经济发展过程、不平等的贸易条约、劳动力的全球划分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壁垒与边缘化却什么也不做，那么，就几乎不能在统治中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步。
性别问题也是这样。同样，我们很难反驳这样一种看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家庭经济作为一个工资劳动和资本形成的领域从生产中分离出来的方式，妇女常常是、并越来越多地是以白人男性劳动力的损失为代价日益增多地纳入到工资劳动队伍的方式，以及发生在生产方式和对劳动力的规训方面的变化与斗争，这些都给父权制的形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下面这种说法似乎似是而非，但我就是这么看的：当代女权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对劳动市场结构变化与劳动力再生产方式上变化（这种变化则是由一方面发生在生产方式上的变化，另一方面发生在更传统的固有的父权制形式上的变化所推动的）之间不断增加的紧张关系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同样，妇女和她们的同盟借以认识并抗争这种统治的文化形式将被改变并具有不断变化的功效。但是我也足够老套地相信，如果不伴以对在经济资源的控制方面的大规模的转变，任何强化妇女权力努力都不会有大的成效。这样的一个转变能否与现存的发达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互相兼容呢？这是个有趣也是有待争论的问题。
简而言之，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对构成性别与种族斗争的文化实践的政治经济基础及语境的分析，就不能够理解围绕着性别、种族所进行的斗争的起源、形式和利害关系。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主张：所有的文化实践要么是被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要么是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而发挥功能的。但是它的确曾主张并继续这样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某种核心结构特征——首先是工资劳动和商品交换构成了人们必需的和不可逃避的存在条件。这些条件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造就了文化实践发生于其上的平台——物理环境、可用的物质和符号资源、时间节奏和空间关系。它们也提出了由人们的文化实践来充当回应的问题；它们设定了文化的议程表。
政治经济学家发现很难理解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构成里，如果不把注意力集中于文化实践的物质和符号资源如何以结构性地决定性的方式、通过商品化了的文化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制度及过程，而成为实际可用的，一个人如何能够学习文化实践以及他们的政治效用——人们如何能理解他们的生活并进而根据那种理解来行动？如果不研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些文化的劳动力移民潮流和决定因素，研究多元文化主义、族裔散居文化如何可能呢？如果不研究生产和分配作为文化实践的肥皂剧和参与为它们制造观众的广播机构，理解这些肥皂剧又如何是可能的呢？如果不研究使这些文化实践成为可能的生产、零售和营销的过程，研究广告、购物，更不用说赞扬它们解放的潜能，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在这个危急时刻，在任何对文化和它的政治潜力的研究中，怎么能够忽视全球文化市场和作为这些市场的可能条件的技术性和规范性过程及资本流动？一个人如何能够忽视发生在政治性质和斗争性质上的变化如何紧密地与经济驱动下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在政治与报纸和广播电视频道这样的社会传播机构之间的关系上，以及政治与经济驱动下的社会群体和文化消费者碎片化状况之间的关系上）相联系？如果说这就是还原主义或经济主义，那就算是吧。无论好坏，这正是我们实际居住的世界。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