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会成

    在当下以量化管理和科研创新为标榜的高校，教学工作的存在似乎有点不合时宜：教书育人本质上是良心活儿，但良心如何秤重？所以，只好对不起了，若无作为分子的“科研”这一项，则只能一切归零。这就是游戏规则。 
 
    在今天的高校，一线教学，已边缘化为类似志愿者的行动，是那些乘着空客A－380，穿梭于各类基金会内外，然后将研究基金转化为敲门砖，狠敲学术大门的大佬级学人无暇为之，更不屑为之的。

　　今天的学术论文已远非人文思想与智力的最高体现；对于高校把人文学术也统归“科学研究”的做法，我向来不以为然。如果非要把社会学、史学和语言学一类学科粗暴地塞入“科学”的容器，那至少还有艺术、道德与宗教一类学科是绝对非“科学”的，设若这里的“科学”尚不失其本真意义的话。当然，如果这种归口只是出于管理上的便利，倒也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这种归口做法镶嵌其中的乃是17世纪以降科学沙文主义所敷设的话语空间：技术理性狂飙突进，道德与艺术因地基坍塌而风雨飘摇。本来仅以求真为务的科学便恶性膨胀，攻城掠地，赢者通吃，兼并、同化求善之道德与审美之艺术，消弭人文与科学的天然界分，在研究范式上以数学化、定量研究、标准制式、可分析性、可实证性等“科学性”指标规制、阉割人文研究。对中国言，人文学科本质上的本土性和不可通约性，自然科学整体上的外来身份和现代性，使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分野在中国语境下又被赋予了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知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特殊意蕴。

　　挟现代主义与普适主义的万钧雷霆，西方科学主义在中国传统学术界的跑马圈地更是表现出摧枯拉朽、顺昌逆亡的绝对文化优势。在科学被高调价值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今天，人文研究对科学范式的标榜已不只是防范边缘化的生存策略，更是独立人文思想的自宫。

　　人文与科学各有面向。人文关乎人心秩序，科学求解自然结构。科学以物质的必然性为归依，因而必然是物理的、形而下的，由洛克、休谟、杜威、哈耶克、波普等为其证；人文以道德的应然性为诉求，因而理应是形而上的、批判的、目的论的和义务论的，由苏格拉底、柏拉图、莱布尼茨、卢梭、黑格尔等弘其道。一任科学殖民人文的结果，是工具理性对目的理性的奴役，是肉体对灵魂的暴政，是独立人文精神的堕落。

　　把人文从科学主义的铅色阴霾中解放出来，就是回归为人文所独享的“文无定法”的灵性天空，就是重建人文学术本身的自足性与自洽性，就是在“文以载道”的观照下，还原“学术规范”对于思想表达的纯粹“术”的功能。

　　思想无止境，而学术可速成。任何一个本科生在毕业时都可以提交一篇模样周正、格式完美得让你无可挑剔的学术论文——只要他不是把大四全年都用来找工作。我甚至极端地想：在电脑强大的搜索引擎功能出现的今天，纯粹的学术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我决非否定真正有灵魂有担当的学术价值，只是想说，在如此发达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如果只是为了学术而学术，那还有什么比用电脑合成出一篇篇资料翔实，引证充分，而包括中英文摘要、注释和参考文献在其内的全篇字数又不超过八千字的学术论文更为简单的吗？而动辄要求引注不得少于二十处，多多益善的所谓学术规范又何尝不是在合谋地为这种公然的剽窃提供制度支持！

　　对学术规范的形式大于内容的偏执般的坚守，与根据刊物级别为论文分等一样，都是学术自身丧失标准的表征。这种学术制度的最大成就就是批量造就了学术生产流水线上无面目、无个性、无深度，想象力贫瘠而创造力匮乏的熟练操作工。这些熟练工尽管因了电脑技术的引进而呈现“白领”的某些特征，本质上仍无改于“剪刀糨糊”的体力性质，只是大大加快了森林资源向文字垃圾的转化周期，这一转化周期同时也是博士、教授乃至博导被规模生产的过程。

　　合规范性的论文的炮制既如此简单，又无内在标准可言，中国几百家学术刊物的编辑们便被“时势造英雄”地推上了这场伴随新技术革命而来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大生产运动的终极裁判者的位子，被赋予了学术权力场中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掌控着学界众生的荣辱进退。无节制的权力衍生，利令智昏的巨大诱惑，却不衍生抵制诱惑的理由。受垄断经营和利好的市场前景的鼓舞，学术出版单位不惮于向公司化建制转型，将“利润最大化”确立为核心价值追求：学科级刊物中发表论文最多的必定出自其名下的赞助单位，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了。

　　一旦论文脱离了学术评价的整体而被唯一地确立为学术市场中的硬通货，进而作为抽象化了的硬通货又必然表现出“英雄不问出处”的暧昧性，于是，学术掮客的大行其道与学术洗钱活动的猖獗乃是可以预期的。君不见，从代写论文到代为联系发表实行一条龙服务且无效退款的代理广告，同出售隐形耳机的商品广告一道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研究生宿舍的信息发布栏？当今学术生态恶化的体制性根源正在于学术评价中这种“论文拜物教”，这种体制进而造就自身的维系力量，其既得利益者在现有学术—权力体系中的占据要津，使论文拜物教的祛魅遥遥无期。

   （编辑：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