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家友
对于席勒，中国学术界欠他的太多。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席勒“在德国古典美学发展中，他做了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他推进了由主观唯心主义到客观唯心主义的转变。”（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4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黑格尔自己也说：“席勒的大功劳就在于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观性与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这些局限，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实来了解，并且在艺术里实现了这种统一与和解。”（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76页，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而他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命题就是从席勒的“美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同上，第78页）的命题发展而来；席勒的人的异化思想以及艺术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思想直接启发了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文学家，魏玛的德国民族剧院前他和歌德的纪念像已经确定了他的文化巨人的地位，“他们两人之间的十年合作形成了我国古典文学的高峰。无数使大地肥沃的江河都起源于这座顶峰，然后注入文明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我们的道路和我们的目标已经和当时完全不同了。”（梅林：《论文学》第60页，张玉书、韩耀成、高中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作为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思想影响着全世界，席勒在《什么是和为什么研究世界史》（1789）中提倡的“学术自由与独立”思想以及《审美教育书简》（1795）中提出的“人性的和谐与完善”思想直接影响着德国的教育家威廉·洪堡，他正是根据席勒的教育理念创立了柏林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是仿照柏林大学创立的，法国的巴黎大学又是模仿哈佛大学而创立的，民国教育家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大多也是从德国和法国借鉴来的。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尼德兰独立史》（1788）和《三十年战争史》（1792）成为德国乃至世界历史学界的经典。对于这样一位集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于一身的巨人理应得到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研究他的学术著作也应该汗牛充栋吧？！但令我们汗颜的是，环顾国内学术界除了几本席勒的著作与传记的翻译外，我们所见到的仅有毛崇杰先生的《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张玉能先生的《审美王国探秘——席勒美学思想论稿》（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和我们对康德、黑格尔、歌德等巨人的研究相比，可以说我们对席勒的研究严重滞后，中国学术界欠席勒太多太多。让我们颇感慰藉的是，在席勒逝世两百周年的日子里，张玉能先生的又一力作《席勒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下引此著只注页码）问世了，这是中国学术界对席勒的一笔迟到而及时的还债。
我怀着崇敬和喜悦的心情奉诵了张玉能先生的《席勒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在阅读过程中备受启发，深受教益。这部著作紧紧抓住了席勒思想的主题。歌德说：“贯穿席勒全部作品的是自由这个理想。随着席勒在文化教养上向前迈进，这个理想的面貌也改变了。在他的少年时期，影响他自己的形成而且流露在他作品里的是身体的自由；到了晚年，这就变成理想的自由了”（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07页，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如何能让分裂的人性恢复到和谐完美的自由本性，这是席勒终生思考和实践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审美人类学的问题。因为“所谓的审美人类学，是从审美的角度来研究人本身的科学，或者确切地说，是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出发来研究人的本性和特质的科学。它的中心应该是‘人类自身的一系列问题’。”（第2页）席勒认为必须找到一种国家不能给予的工具，必须打开尽管政治腐败不堪但仍能保持纯洁的泉源。这个独特的工具就是美的艺术。这些泉源就是在美的艺术那不朽的典范中启开的，因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它能够不受社会政治的污染，它可以打开纯净的美的源泉，用以滋养、培育高尚、完美的人性，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维护人的尊严。因为“人丧失了他的尊严，艺术把他拯救”（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71页，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可见，席勒认为解决“人类自身的一系列问题”的途径必须依靠美与艺术，因为“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同上，第22页），所以“让美在自由之前先行”（同上）张玉能先生的《席勒的审美人类学思想》紧紧的抓住“美和艺术”这一席勒解决人类困境的途径来构架全书，使得这本著作的席勒的审美人类学思想的主题鲜明而突出，以“美和艺术”的问题来组织五个章节使全书紧凑而又条理分明。
张玉能先生的《席勒的审美人类学思想》五个章节不仅紧紧地围绕着“美和艺术”这个审美人类学的问题展开，更重要地是突出了“自由”这个席勒思想的主题。例如第一章《美和艺术的人类学基础》中，张玉能先生指出：“美和审美判断是与人、人的自由须臾不可分的，因此，研究美和审美判断就是从审美的角度来研究人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席勒的美学乃至于整个美学都可以说是人生论美学和审美人类学。”（第23页）、“艺术美是一种表现的美，而且是一种自由的表现。”（第55页），并把“美和艺术”与“游戏”这个席勒美学中的核心概念联系起来，因为它们在席勒的美学中所起的作用都是拯救分裂的人性，在美、艺术与游戏中人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美是两个冲动的共同对象，也就是游戏冲动的对象。”（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120-121页，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游戏冲动”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由创造的审美活动，因为“在美的观照（即‘游戏冲动’）中，心情处在法则与需要之间的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间位置，正因为它分身于二者之间，所以它既脱开了法则的强迫，也脱开了需要的强迫。”（同上，第121页）所以人通过自由的审美活动把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结合起来，克服人性的分裂，成为完整的、自由的人。“人同美只应是游戏，人只应同美游戏。”（同上，第123页）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至此，艺术通过“游戏”完成了它拯救人性的任务，“游戏”甚至“将承担起审美艺术以及更为艰难的生活艺术的整个大厦”（同上，第124页）对此，张玉能先生在书中评价道：“席勒的‘美是游戏冲动的对象’的命题，更重要的是把他自己的审美人类学的思想第一次明确地表述出来了。……《论美书简》已经初步地表示出审美人类学的思想，……到了《审美教育书简》，席勒就把美直接与人的游戏冲动联系起来，因为游戏冲动就来源于人的人格和状态，是内在于人本身的，是人性的内在冲动，而且又综合了感性冲动（状态）和理性冲动（人格），应该就是人的真正本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审美教育书简》是西方美学史上真正意义的审美人类学的开始。”（第35页）[NextPage]
在对席勒的审美人类学思想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张玉能先生还以他自己的著名的“实践派美学”的观点对席勒的思想进行了评价。海涅在《论浪漫派》中说：“席勒为伟大的革命思想而写作，他摧毁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狱，建造了自由的神殿，而且是一座特别宏伟的神殿，他将象一个举世无双的兄弟会一样，容纳一切民族；他是个世界主义者。”（海涅：《论德国》第61页，薛华、海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那么席勒给所有民族建构的这一“自由的殿堂”适不适合我们居住呢？这要看这座“自由的殿堂”构架的材料是否牢不可破以及它的根基是否扎实。先看看其根基，显而易见，席勒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精神的“自由的神殿”是建立在人性的根基上，而这个根基自身就是抽象与虚幻的，遑论其他：“席勒把人性规定为‘游戏冲动’，而这种游戏冲动来源于对人性的抽象分析，因此，在席勒那里人性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相反，马克思把人性规定为‘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正是这种‘劳动’使人脱离动物界成为真正的人、具体的人。因此，席勒的审美人类学是抽象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所包含的审美人类学才是具体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因而也是真正合乎审美实践的。”（第37页）可见，席勒的“自由的殿堂”建立在错误的根基上，这已经决定了其审美乌托邦的命运。其实我们从这个“自由的殿堂”的材料构架来看它也摆脱不了虚幻的命运。这个“自由的殿堂”的材料的核心是“游戏”概念，但“席勒的游戏说的艺术起源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把艺术的起源的基础放在了人性、人心、精神因素之上，这必然要受到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批评。”（第59页）在批判席勒的虚幻的“自由的殿堂”的同时，张玉能先生从其“实践派美学”的观点出发已经为我们指出了真正的自由的殿堂之所在：“自由在劳动实践中”，这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强调：“人类生存的真正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以物质生产劳动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不仅改造了外在的自然，而且同时也改造了人本身的自然，即自然被人化了，而同时人也被自然化了；在这种自然和人的双向对象化的实践过程中，社会实践就达到一定程度的自由。”（第199页）读张玉能先生的这种思想交锋的著作，莫不受益匪浅。
在经历二十几年（第371页）的辛勤劳作（张玉能先生还翻译了两部席勒文本的专著，分别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的《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及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的《席勒散文选》）和积淀（张玉能先生陆续发表研究席勒的论文二十几篇，现在的中国学术界肯定是无人出其右的）后，张玉能先生奉献的这部厚重的作品替中国学术界部分地偿还了我们欠下的席勒的债务，对这一笔迟到而及时的还债席勒应该感到无比欣慰，同时他也有理由对张玉能先生和中国学术界充满更多的期待。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