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天蔚

　　刚刚落成开幕的国家大剧院，于新年之际迎来了一次真正的文化盛宴。从大剧院开幕演出，到2008年1月底的大部分演出票，于剧院开幕前一周几乎售罄，在昨天的新年音乐会上首次尝试出售的100张“站票”，更是迎来数百人的排队“抢购”，其中最热切的数十位购票者，甚至彻夜排队守候。 
 
　　这样的盛况，固然证明中国公众文化生活需求开始复苏，动辄数百上千元的票价，也没能挡住观众的“抢购”，也使中国公众的文化消费实力，显得空前强旺。但不难理解的是，自建设之初便颇具奇迹色彩的国家大剧院本身，便是巨大的“看点”，于其开幕之时共襄其盛，或许是很多人不避高价的重要心理动因。而为那100张站票而彻夜排队的观众，或许才是国家大剧院未来的铁杆拥趸，他们的消费能力，或许才是中国文化市场真正的根基所在。

　　在国家大剧院建设过程中，就已经向外公布了未来经营的低价策略，以充分体现国家大剧院的公益性和人民性。但从目前公布且已经“抢购”一空的票价看，除带有噱头性质的2008元的特票之外，基本票价仍然达到50到1600元的区间，而那些预计比较具备“看点”的音乐会、芭蕾舞等场次，最低票价均不低于180元，最高则达到1680元。相对于国家大剧院的豪华庄严，和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或伦敦爱乐乐团的响亮名头，180元的票价固然不算太高，但相较于北京城镇居民人均2000元左右的月收入，一场票价为380元到1680元的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歌剧，或一场票价为180元、280元到680元的京剧《大唐贵妃》，还是显得门槛太高，以致让人望而生畏。

　　实际上，这样的票价水平并非国家大剧院所独有，保利剧院、北展剧场、世纪剧院同期举办的几场高水平音乐会，其票价几乎相同；梅兰芳大剧院的张火丁京剧专场，其票价也达到了80到1280元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少场次、高票价，已经成为各剧院、剧团之间达成的默契和共识。

　　如果撇开文化演出的公益性不谈，则演出票价的定价策略，便与其他商品的营销策略无异，“薄利多销”或“厚利少销”，都可能有成功的案例。问题的实质在于，当中国的文化市场处于从萧条转向繁荣的初期阶段，不同的定价策略对社会文化基础的培育、对文化市场繁荣的促进，将会起到完全不同的作用。如果高水平的文化演出，成为仅限于少数高收入群体附庸风雅的“堂会”，则其高雅文化的“高雅”名头，就可能异化成名表、名包那样的“文化标签”，而失去了真正的精神内涵。反之，如果政府和文化院团、剧院、演出商能够共同以培育市场、普及文化的心态，以“薄利多销”的低价策略和政策扶持，扩大文化市场的普及程度，让更多热爱艺术而经济能力有限的群众走进剧院，享受到高水平的文化产品，感受到其高雅、深厚的文化魅力，则中国的文化基础和文化市场，才可能走向坚实和繁荣。

　　实际上，中国观众多年来一直以极低的收入水平，“享受”着几乎世界最高的演出或电影票价。在大众文化消费高度发达的美国，一场“大片”的票价不会超过7美元，一场百老汇音乐剧的最高票价也不过100美元。即使是在相对热衷精英文化消费的欧洲，除具有炫富性质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之外，顶级乐团的音乐会，其最高票价也不过数十欧元。而在中国，观众却需分别为上述消费付出70或1000甚至2000元人民币。经济收入与文化消费之间的如此“倒挂”，显然已经在公众与文化之间，筑起了一道经济的高墙。

　　国家大剧院出售“站票”，确实满足了一部分低收入者欣赏艺术的需求。但如果站票价格才是与大多数观众收入水平相称的合理价格，而坐在剧院里正常地欣赏艺术倒成了奢望，公众对艺术的疏远，也就成为必然。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多么高雅的艺术，都已经不是维也纳宫廷禁苑里供皇家独享的御用品，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学会而且欣赏得起高雅文化，既是高雅文化自身发展传承的需要，也是社会文化健康、均衡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不管当事各方对目前的高票价有多少不得不如此的苦衷，都应该也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而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票价“倒挂”的事实，足以证明解决高票价问题的办法一定存在。

   （编辑：全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