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小悦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把自己的发言题目命名为“文学批评：在‘绝境’中拓路”。虽然对于“绝境”这个词，各人都有不同见解，但在日前举行的2007北京文艺论坛上，童庆炳、孟繁华、朱大可、孟京辉、刘索拉等50余名文艺批评家对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中“批评与文艺”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热烈交流时，还是都显出了危机意识。 
　　文艺批评是得到了长足发展，还是在远离现实、自说自话？我们是要具有公信力的批评，还是广告批评、红包批评？大众传媒的积极介入，给文艺发展的生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有心平气和的探讨，亦有针锋相对的交锋，但重申文艺批评的社会责任、呼吁健康生态始终是这些评论家们的共识。

　　数字的悖论：批评繁荣抑或枯竭？

　　“现在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所有东西的数量都在急剧膨胀，文学也一样。上世纪80年代，每年出版长篇小说只有几十部、上百部，而现在每年有2000多部长篇小说出版，同样的，批评文章的数量也在急剧膨胀。但我觉得这背后是文学的边缘化景象，在这样的膨胀中我感到一种枯竭。”陈晓明说。

　　而批评队伍的建设，似乎也呈现了这样的“悖论”。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说：“我们有如此众多的中文系，有如此众多的文艺批评硕士、博士、博士后，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老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一个有限的空间拥有一支庞大的队伍，因此它的影响力减弱是必然的。”

　　传媒的介入：阵地缩小还是扩大？

　　“文艺批评阵地的不断缩小和减少，造成批评家声音日渐消萎和话语权的逐渐消失，而许多传媒对文艺报道娱乐化的需求，加剧了真正文艺批评的贬值。”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陆建华如此看待传媒对文艺批评阵地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蒋原伦则对传媒的介入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今天我们提倡媒介批评，是因为面对大众文化的强势崛起，必须作出我们应有的反映和判断。媒介形态构成了当今文化生活的最鲜活的部分，不能再简单地把它看成是一个美学的概念，它在今天应该跟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或者媒介经济学的一些范畴相关。媒介批评使得我们的批评手段更加丰富。”

　　公信力的重申：呼唤社会责任感

　　“现在批评家也应该向公众发布一个维护批评家声誉操守、诚信的呼吁。”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王贵胜的呼吁意味深长。“在假烟、假酒、假药、假画、假古董冲刺市场的情况下，公众就更加渴望诚信，更加期望社会道德的坚守和提升。面对来自市场和金钱的诱惑，当代批评能不能坚守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坚守批评的文化品格，坚守自己对艺术价值的公正判断，从而赢得公众的信任，引导和提升公众审美能力，启发和帮助艺术创作，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可能有人要问：只允许艺术家赚钱、经纪人赚钱，批评家就不需要赚钱吗？批评家当然也要生活，问题是人总要坚守一点东西，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事业和名誉应该更重要。”

　　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也提到了批评家的责任感：“无穷无尽的作品讨论会，最终成为一个又一个作家的树碑立传会。批评家不但要对艺术负有责任，而且对社会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达到批评的良好境界，关键是批评家有自己的生活信念、社会理想和文学理念。”《十月》副主编周晓枫则认为，评论家“在部分功能上承担着医生、律师，甚至法官的责任”。

　　危机的应对：建设文艺健康生态

　　“我们过于依赖欧洲、美国的学术体系，不仅跟当下的中国日常生活经验无关，而且跟当下的文学经验完全脱节。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只能从文学的高楼上跳下去这一条路吗？或者说我们是否要等到文学批评死亡以后再来被人招魂吗？”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用尖锐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忧思。

　　评论家孟繁华则如此看待文艺的危机：“在我看来，文艺批评真正的要害，是没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对与文学艺术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是对的，但过度阐释或言不及义的言辞表演，伤害了批评的尊严，使批评成为另外一个好好先生。一味的好话和粗暴的批评是一回事，是一个事物的两种同质表现。因此，让批评发出真正有力的声音，让批评有是非观、价值观和立场，是纠正当下批评被诟病的最好手段，也是维护批评最高正义的唯一途径。”

　　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索谦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艺批评尤其是学院式批评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学院派批评长足发展的同时，批评似乎又有些自说自话，反而丧失了对当下新鲜的文艺现象和创作经验的阐释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原则在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文艺创作和批评领域的渗透，广告批评、红包批评等问题的出现影响了批评在广大读者中的公信力，破坏了文艺发展的健康生态。时代发展给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提出了新课题，在此重申文艺家和批评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就十分必要。”

　　“我们现在要做的可能不是对文艺批评苛刻的要求，而是应该很宽容的对待文学批评，建立一个健康的文艺批评的生态。”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吴义勤如此期望。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