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抗疫已到了关键之时。立春已至，控制疫情、春暖花开的时刻必然将会到来。
历史上传染病一直威胁着人类。而在科学无能为力的地方，艺术作出了它的回应。“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和您一观西方历史上的艺术家们如何用艺术来与传染病作斗争。在谈论其中的这些作品时，也许我们无法聚焦于风格，而会关注那些科学不常触及的地方，即艺术如何激起情感，如何为那些对疫情恐慌的人传达信念，带去信念。
丢勒与蒙克笔下，有对传染病的写实，而在凡·戴克笔下，疫情之际的守护神，则身着棕色长袍，长发缠绕，朝向天堂的方向，看起来健康而自信。
黑死病：对于恐惧的驱逐或直视
公元590年，罗马发生大瘟疫，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率领罗马市民举行了忏悔游行，他们穿过城市的街道，祈求上天保佑。传说，行至哈德良皇帝墓前，格里高利一世看到天使米迦勒展翅立于陵墓顶端。不久之后，危机便解除了。于是，天使米迦勒的形象很快被当成抵御疾病的护身符。
在数个世纪中，欧洲时常陷入瘟疫。霍乱和斑疹伤寒可能是造成这些灾难的某些原因，但最为出名的罪魁祸首是黑死病。这种疾病由感染了跳蚤的老鼠传播，可能是在14世纪首先进入意大利。
《圣米迦勒击败撒旦》 圭多·雷尼
在医学落后的时代里，面对黑死病的侵袭，人们做的首先是祈祷。圣像被视为防御的第一道防线。例如意大利画家圭多·雷尼（Guido Reni）的作品《圣米迦勒击败撒旦》（St. Michael trouncing Satan）。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圣人的名声在绘画中广为传播。
比利时弗拉芒族画家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为圣人罗莎莉娅（Saint Rosalia）创作了不少图像。罗莎莉娅被视为巴勒莫城在鼠疫爆发时期的守护神。在凡·戴克的笔下，罗莎莉娅身着棕色长袍，长发缠绕，她朝向天堂的方向，看起来健康而自信。
凡·戴克为圣人罗莎莉娅（Saint Rosalia）作画
即便如此，许多人依然因为感染黑死病而死去，绝望的氛围笼罩在欧洲社会。人们对于社会、宗教、文化持有怀疑，甚至陷入了恐惧和放纵之中，一些艺术作品的主题开始转向死亡和毁灭。这些画作中所展现的现实主义与试图带来希望、驱逐恐惧的宗教绘画截然不同。
《死亡的胜利》是一幅典型的主题画，由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在1562年左右绘制。画中，“死亡”骑着一匹与他同样瘦骨嶙峋的马，冲入豪华的宴会，用象征瘟疫的箭肆意屠杀众人。画面底端是成堆的尸体，教皇、国王、主教、诗人、骑士和仆人，每个人姿势、神态都各不相同。
这幅画中出现的事物属于典型的十六世纪风格，无论是服饰、双陆棋以及绞刑架都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而画作风格本身则结合了老彼得·勃鲁盖尔故乡、欧洲北部常见的绘画类别“死亡之舞”和位于意大利巴勒莫的壁画《死亡的胜利》。
《死亡之舞》 阿尔弗雷德·丢勒
乔瓦尼·马丁内利（Giovanni Martinelli）的《死亡来到餐桌前》（Death Comes to the Dinner Table）看似是一则过时的寓言，具有中世纪布道的说教性。但另一方面，它也传递着现实生活的颤栗。三位年轻的花花公子坐在丰盛的餐桌前，对于角落里骷髅样的访客流露出警惕和不快，而画面中心的一位年轻女子则直接吓破了胆。
《死亡来到餐桌前》 乔瓦尼·马丁内利
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诞生了无数瑰丽的艺术宝藏，但若转换视角，便会发现这整个艺术故事都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一些伟大的艺术家，包括米开朗基罗、伦勃朗、汉斯·霍尔拜因和提香都在创作的同时，与瘟疫作着斗争。
而难能可贵的是，一些以瘟疫为主题的艺术作品中蕴含着温暖、鼓舞的光明力量。无论是宗教式的祈祷、朴素的祈愿还是深刻的映射，都寄托着艺术家的希望与思考，令他们拿起笔描绘生命的荣耀。在研究这些作品时，也许我们无法聚焦于风格，而会关注那些科学不常触及的地方，即艺术如何激起情感，传达信念，如何为那些感到脚下的世界正摇摇欲坠的人们带去立足之地。
梅毒：风流与道德
梅毒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一个声称，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这种病菌寄生在美洲的某个小岛的居民身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对岛上的土著肆意烧杀抢掠、奸淫、甚至被卖到欧洲为奴为娼，他本人也被岛上的妇女感染了梅毒，梅毒就这样被哥伦布从新大陆带回了欧州。从此以后，它就像一个幽灵，一直游荡在欧洲大陆上。无论真实的起源为何，梅毒无疑都对欧洲带来了重创，不少艺术家身前都忍受梅毒带来的痛苦，其中就有马奈、梵高和高更。
《身患法国病的人》 丢勒
德国文艺复兴领军者丢勒（Michael Wolgemut）1496年的彩色版画作品《身患法国病的人》是已知最早的关于梅毒的艺术作品。这是一幅典型的占星术绘画——头顶是黄道十二宫的天球，1484是行星位置，并非创作年代；天蝎座上有一颗亮星，表示这种疾病是星座不利；患者是德国长枪雇佣兵的打扮，当时的梅毒尚在军中流行，病人的症状也恰是梅毒刚出现时的烈性症状，从头到脚生满脓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立安一世在1495年感慨，这种前所未有的疾病一定是上帝对渎神行为的天谴。
《遗产》 爱德华·蒙克
常以死亡作为主题的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在19世纪末期创作了《遗产》(The Inheritance)，作品描绘了一位母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哀悼自己奄奄一息的孩子，因为她将梅毒传给了他，而这也很可能就是作者在医院看到的真实场景。
当16世纪梅毒在欧洲爆发之后，事实摆在了人们面前：性行为也会有副作用。16世纪和17世纪的人们开始普遍将这种病毒的传播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对女性的污名化似乎能够使得风流的上流社会远离道德的谴责。
到了18世纪，出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人们开始用玩世不恭的、讽刺的态度看待性和梅毒。荷加斯的《时髦婚姻》系列和托马斯·罗兰森的讽刺漫画就是其中的典型，《时髦婚姻》是一系列组画，描绘了当时英国社会没落的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出于利益交换的联姻，讽刺了所谓的上流社会的虚伪。这也使人们将道德谴责的焦点从女性身上稍微挪开了一些。
《时髦婚姻》系列之一 荷加斯
梅毒在欧洲肆虐了三个世纪后得到了控制，但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艺术作品中，始终有大量涉及梅毒和失足妇女的题材。事实上，从医学杂志上的症状图，到带有道德谴责和教育意义的插画，自从梅毒出现在欧洲大陆，艺术家对它的描绘就没有停止过。
艾滋病：从艺术到社会运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艾滋病在美国开始成为一个日益普遍的现象。它对纽约艺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激活了一场20世纪最高效的艺术家主导的政治运动。当时基斯·哈林（Keith Haring）、大卫·沃纳洛威茨（David Wojnarowicz）、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等著名艺术家都因此病去世，一些名气稍逊的艺术家也同样留下了各自艺术的印记，记录、抵抗、纪念这场事件。
基思·哈林《无视=恐惧，沉默=死亡》，1989年
艺术家玛琳·麦卡蒂（Marlene McCarty）曾参与团体ACT UP（艾滋病解放动力联盟）的会议，这个团体成立于1987年，致力于艾滋病的研究、政策和治疗。麦卡蒂认为，艾滋病的影响几乎渗入到当代艺术的所有运动当中。“很难将当时创作出的艺术与艾滋病危机分离开。当时有很多对机构的批评，直接催生了很多导致提出制度性批判的艺术作品。与此同时，很多人希望在身份政治方面有进步，当时的政府必须考虑各种人的利益。艾滋病使所有这些问题浮出了水面。”
《无题（完美的情人）》 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
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将现成品的堆放与艾滋病主题进行结合，《无题（完美的情人）》(1991)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两个使用电池的挂钟被设置在相同时间一起走动，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一致，直到最后，其中一个挂钟完全停止走动。这件作品可以被视作一个隐喻，描绘了不可避免走向分离的情侣，也可能指艺术家本人及他的情侣，二人的生命都面临着艾滋病的阴影。
事实上，因为艾滋病成为流行病，抗艾运动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现象。南非艺术家丘吉尔·马蒂齐达（Churchill Madikida）用装置呈现了艾滋病患者的恐惧和悲伤。艺术家二人组T&T创立了“PUT-IT-ON”系列，致力于提高印度城市青年对于艾滋病和安全性行为的意识。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艺术家的实践被收录在200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福勒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创作艺术/停止艾滋”中。
艺术小组T&T在印度进行“PUT-IT-ON”系列项目
“艾滋病对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从最广泛的文化上说，而不只是局限于当代艺术。”美国作家罗伯特·阿特金斯（Robert Atkins）说道。艾滋病也不再是一个狭窄的主题，而是成为艺术家们为少数群体争取同等权益的触发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艾滋病相关艺术运动让人们意识到：艺术也可以参与社会问题的谈话，并且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本文参考NYtimes、Widewalls等相关报道）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