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声称己离开了艺术界，但其实他早己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标志，包括他那标志性的花白头发与朴素的身影，总会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令人感到一种亲切与踏实……
您近些年参与的展览并不多，基于怎样一种出发点，策展这次常宗贤先生的遗作展？
栗宪庭：主要还是因为我跟常先生有多年的交往。另一个常先生、包括去年我策展的于振立先生，他们身上都有非常丰富的经历，他们40年代出生，经历了当代中国变化激烈的各个时期与各种运动，从接受苏联现实主义，到接受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通过他们的艺术生涯，可以反观整个社会对艺术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他们一直在寻找艺术和社会之间的结合点，这种东西是我想传达的。
您曾经说过不想再做展览了，现在一般什么样的展览找您，您会接受？
栗宪庭：现在更多是“友情出演”，我基本上离开艺术界，现在主要做独立电影这一块，工作量很大，有很各种困难。
虽然您说离开艺术界了，但相信您还是会接触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过去一年，您看到了什么令您感动的新作品和新展览吗？
栗宪庭：我现在不太关注艺术圈，看得不多。去年有一个艺术评奖，在三亚那边做的，张子康他们策划的，让我去做评委会主席，那是朋友邀请，我过不了人情关，另外一个，参展的都是年轻人，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看看年轻人的作品。还有就是三亚也没去过，顺便去玩一趟，也就接受了。在评那个奖时，无关小组和李燎的作品比较吸引我，他们都关注社会最敏感的一些问题。这个与电影有共通之处，昨天晚上我刚看了《天注定》，贾樟柯的立场有问题，左右不靠，但他其实是把最近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敏感的社会事件，串到一块作为背景，来表现人的生存、心灵出现的问题，充满了暴力。回过头来说无关小组与李燎的作品，我觉得他们都在介入社会，我看到行为艺术在他们身上发生着变化，90年代，中国行为艺术非常强调自虐，运用身体、肢体的语言、像张洹、马六明这样一批人，而现在年轻一代艺术家的行为艺术特别强调介入社会和公众视角，非常具有事件性，我觉得这算是比较触动我的一点新东西吧！
2013年被称为“水墨元年”，您怎么看当下的水墨大热？网上还有一篇您专门抨击当代水墨的文章，那个是您写的吗？
栗宪庭：那并不是我去年写的文章，不知道谁把我过去写的文章，中间提到水墨市场的一段摘出来了，原来的题目叫《文人精神与水墨的当代性》，刚才你说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不知道是谁后加上去起的。水墨市场一直是一个黑市，官商交易的法码，水墨本身成了一个利益交易的证券，这谁都知道，但没有人揭示出来。
您曾经提出一个建立艺术品平价市场的想法，您觉得艺术品真的可以走向大众化的消费市场吗？
栗宪庭：我觉得可行，现在好一点的装修品、行画这些也需要花几千块钱，艺术家的画为什么不可以卖几千块钱呢？一幅小一点的作品，卖几千块钱，按照艺术家的工作量来算，其实是合理的，如果我是艺术家，我就觉得挺好了，最起码可以养家活口，这个市场其实是潜在的，就是没有做好。张晓刚他们的画，当年就是卖一百美金，那个时候实际上算是国际的平价市场。
去年您策展了于振立个展，在展览前言里，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自逐正是还原了他一生创作逐渐隐退的过程，这对当下的艺术却是一束亮眼的逆光。”这次，您为常宗贤先生写的展览文章里，您也提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问题，对批评家的您来说，这个“达”与“穷”的选择问题，困惑过您吗？
栗宪庭：中国的“士”实际上儒家文化系统里的一个概念，入世要做官，做不了官的要独善其身，所以叫“内圣外王”，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可行的，你要内心要做个圣人，你是做不了一个好官的，这实际上中国文化本身的问题，现实的官场实际上控制在利益结构中的，我很早就写过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分裂人格的文章。但我后来想，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语言本身，中国的语言是对偶的，有“入世”、就有“出世”，对过去的文人，当然有出世和入世的矛盾，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不存在，你艺术家关心国家大事，也不是搞政治，他就是尊重自己内心的感觉，不一定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关心政治，花花草草或者什么东西，也可以忧人生，跟忧天下是一样的忧虑，不是像我原来想像那么绝对。但我还是坚持艺术家对社会要有良知，但良知不是涉入政治，是一种“不平则鸣”的精神气度。韩愈当初提“古文运动”，他痛恨唐以前的奢华的文风，提出还原古文，这很像文艺复兴，借回溯古希腊、古罗马来改变当时的现实生活，韩愈他们也是希望借汉魏文化来借古讽今，来表达一种人道情怀。我还是主张艺术家要具有人道情怀，才能具有当代性，艺术不能是无病呻吟。
面对一些限制，您的态度一直很平和，这种平和出于怎样的一种信念？去年的独立电影活动被查封后，有一些参展的艺术家被警察带走了，这个活动您以后还会接着举办吗？
栗宪庭：办，最近在想各种办法，尽量不冲突，冲突了对谁都不好，对我们不好，对警察也不好。以前看到警察会愤怒，但愤怒不解问题，伤害的是自己，我这几年常跟警察打交道多了，也常跟他们聊天，他们也是人，他们的这份工作也得来不易。就好像我们在国外生活，大家开车都让着走，而在国内，好像我抢在你前面了，我就比较牛，这是价值观出现问题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个人被社会压制太久了，所以会这样。其实，个人是在尊重别人的时候才有价值，现代哲学把个人太过强调了。
您这些年将精力从艺术批评转向独立电影，是什么吸引了您对独立电影的兴趣？
栗宪庭：我做独立电影其实不是出于兴趣，因为很多做独立电影的人是从艺术圈转过来的，他们其实非常艰难，我想给他们搭建、维护一个平台，所以场都有名利场，我不想深入到那个里面去，但我要做一个义工，找钱、找地方，帮他们跟领导打交道、跟警察打交道。我更多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我所有的工作还是出于社会责任。
关于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个脉落、背景，线索，我相信您是最核心的当事人，您好像从来没有出版过相关的著作，在您晚年，您不打算系统的写写美术史吗？
栗宪庭：好多人跟我说这个问题，说你都这把岁数了，怎么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应该好好写写书了！但我真的苦于没有时间，每天家里都是一拨一拨的人，根本没有静下来的大块时间。再一个呢，“批评”和“史”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我如果转到写美术史要看我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必须长时候安静的思考，现在我被打断的太多了，我不满意像吕澎那样罗列资料的写史，从93年起，我开始讲这一百年来的艺术思潮，“史”是找到历史转折的充分的理由，但关于近一百年来的艺术发展，有些环节和细节我至今没有搞清楚。比如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些语言问题：写实，翻译就有错误，西方的“现实主义” (realistic)被中国翻译为“写实”，因为中国的语言有对偶的情结，对偶使中国语言有些趣味，但牺牲了一些真实的东西，比如为了“写意”，提出“写实”，康有为是个传统文人，他最早提出了这个词，那么成为一个概念，但实际上，写实和现实主义是有差别的，现实主义并不强调“写”的感觉，“写”的感觉是后来的表现主义，它很主观化了，而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再现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翻译上的问题带来标准的问题，比如回头看徐悲鸿的许多作品，其实是很不现实主义的，有些是像征主义的，包括《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这些，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自己要说明白其实需要花很多功夫。
梳理近一百年的中国艺术，这样一件事情，在您有生之年一定会做吗？
栗宪庭：我是想做，但不一定能做成，人生无常。人总是被一种力量牵着走，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比如我现在特别想离开宋庄，但我走不了，上有老下有小，我又不是富翁，买不起房子。
您有点就像宋庄的“定海神针”，连您都想离开宋庄，宋庄的艺术家听您这么说该多失望。您觉得宋庄的未来方向在哪儿？
栗宪庭：宋庄就像北京一样，看起来脏乱差，什么人都有。但其实你真的长时间呆在这里，就会发现这里有很好的诗人、音乐人、电影人，但浮在外面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所以我一方面讨厌，另一方面有些人也让我感到欣慰。我觉得不管情况多恶劣，宋庄的艺术有多烂，但是艺术家作为手艺人，他们也要吃饭，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艺术本身要形成市场，而不是依靠地产。
对年轻艺术家说点什么吧？
栗宪庭：那次宋庄有个小孩砍手，有记者给我打电话，他们肯定是想让我说一下宋庄，但我想这样的事情我怎么说都不合适，在西方相对民主、富裕的社会也有这样的，不能说在中国，这就成了社会和环境的问题。后来我说：除了悲伤我无话可说。我在西方看到很多艺术家都很艰苦，画卖不掉就要打工，对于艺术家来说，最好的时代也不能保证你一毕业就能靠卖作品养活自己，你选择了就要认，自由不是一个环境的问题，自由是你在多大程度上能摆脱束缚的能力问题。
在您这把岁数，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化大吗？
栗宪庭：我前几年看过汉学家孔飞力的一本书，谈清代的社会政治，对照下来，我觉得今天的中国跟清代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不相信盛世的说法，我也不相信不要现在这个政府会有一个更好政府，一个人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冲这个社会去发泄，每个人把自己做好，把自己的小环境做好，大环境会慢慢的变好。
您个人的生活呢？一年一年的有变化吗，现在最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栗宪庭：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老，想找到个地方躲起来，但无处可去。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