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集　 同舟忠告（上）

1914年冬天，强劲的北风夹杂着零星的雪花席卷过山西中部那些高大的门楼，厚重的院墙似乎也不足以阻挡逼人的寒气，一层层的窗花像密布的蛛网一样爬满了这些深宅大院的每一扇窗户。太谷、祁县、平遥，山西商人的大本营，笼罩在一片阴冷忧郁的氛围之中，日升昌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倒闭了，它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倒闭的山西票号，只是日升昌的倒闭更具有象征意义，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

从1910年到1914年，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摧毁了山西商人苦心经营百年之久的金融帝国呢？1910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使当时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一撅不振呢？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非常有名望的学者都十分关注这个现象，其中包括梁启超、马寅初这样的人物，1923年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其田来到平遥，他希望通过实际的调查来解开这个谜团。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成一：他查了山西省志、太原县志、平遥县志、太谷县志、祁县县志，他在这些史志中找不到有一个字涉及到票号，原因一个是中国有轻商的传统，历史正史没人来记录，体制入不了志，第二个是山西商人商业的保密性，他不愿意留下任何记载。

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每一位票号商人都曾被最为严格的商业纪律所约束，从他们一踏入这些大门开始就一再被告诫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票号业中最大的美德，于是票号商人的一切作为，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这些高大的院墙和厚重的大门之内。1917年早春，他们中的一个人打破了这个神圣的传统，他自费出版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书，这两本书将为我们提供票号为何盛极而衰的重要线索，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910年前后这些院落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个人就是当时一位重要的票号商人——李宏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这个人是同治年间进的蔚丰厚票号，在票号从业大概50年，其中轮番在上海、北京、汉口主持号事，而这几个地方在全国是最重要的码头。

山西晋中市委党校教授赵荣达：他看到当时外国银行已经闯进大清，他对这种情况有一个预见，感到山西票号不改革、不组建银行就竞争不过国外的银行，所以他是一个积极的提倡者。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春天，李宏龄坐在蔚丰厚北京分号的掌柜房中开始给平遥总号写信，一封短短的信他写了很长时间：现在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因外交而起，第意我同仁必须培养人才，择年少才为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一学堂延请教习，各号各码头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焉。写到这儿，他停了下来，他不知道他这个建议能否引起那些身居古老县城中的总号大掌柜们足够的重视。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是外国银行大举进入中国，逼着中国走国际化路子。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黄汉民：上海当时金融除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包括还有其它的荷兰等国家都进来了。

中南财政大学教授赵德馨：银行从制度上要比票号更严密，资本更雄厚、更可信，新的组织比它更优越，所以关键还是制度，其次就是山西当时票号的老板长期住在山西平遥、晋中等地方，没有进入像上海、北京、天津、武汉近代化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商业观念与内地的观念很不相同。

1904年春天，北京城中的李宏龄努力写完自己寄给总号的信，为了强调自己见解的合理性，他提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票号的慌乱和损失，事情刚刚过去不久，平遥总号的大掌柜们应该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外文者更可保护全号，不比携账而逃又高一等乎”。写完这封信后，李宏龄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他特意挑选了十三张描绘北京风光的名信片寄回平遥。“京师风景雄视天下，况宫殿禁地尤为人迹罕到，庚子圣驾西巡，洋人以西法照图，极其可观，所费无多，而名胜皆宛在目前，今特寄呈十三张，即祈查收，以备观玩。老兄未曾来京，得此亦可当来游一次。”

李宏龄煞费苦心地将中外的差别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传递回了平遥，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无从知道这些图片在平遥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但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推测，执掌山西票号生死兴衰的大掌柜们并不会对这些西洋画产生多大兴趣，虽然他们也感到时局动荡和外国银行竞争对于票号形成的压力，但每一位大掌柜都有理由相信，票号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正迎来了全面的复兴。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庚子赔款给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后，整个对外国人的赔款是按照各个省分摊的，由中央户部给各个省分摊，钱集中起来由汇丰银行汇到上海交给外国银行，任务下来以后什么时候交款，地方政府必须把地方钱拿上来依靠票号汇到上海，地方财政没钱，所以票号实行了垫汇，票号帮他垫上把款汇出去，以后有了税收、收入再还票号，这样票号不仅赚了一个汇费收入而且还赚了一个贷款利率收入，他就满足于现状，不按政府规定，所以产生了矛盾。

这一年秋天，接到李宏龄来信几个月之后，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总号先后接到了北京分号的来信，所有来信都在讲一件事，户部尚书鹿传麟奉上谕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聘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户部银行。对于这件事，票号的大掌柜们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决定——拒绝。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他认为如果进去后实际是官府控制，跟官府在一起以官府的名义去搞我只是一个参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加上几百年自己繁荣的过程，他觉得过去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经营很成功的，这套理念是行之有效的，他无法接受这套理念已经过时了这个事实，而且需要一个过程，或者需要事实的血淋淋的教训往往才能达到，但是往往事实到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机会再重新改变了。

在北京的李宏龄还是希望票号能抓住这次机会，由山西商人来控制这家由朝廷开办的银行，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参与它要开办，你不参与它也要开办，既然挡不住还不如由自家来办好。”那为什么李宏龄对票号改组银行有如此之大的热情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从资本上来说，第一、它不是集腋成裘，它是家族的合伙，筹集资金的范围来源受到很大的局限，第二、它有一个制度是基本上得利均分、得利就分，今年经营下来结了帐，原来资本是多少还是多少，他没有留公积金，就是逐渐滚动发展越来越扩大规模的思路，没有这样的经营理念，钱庄也好，票号也好，都一样。第三、它没有像银行一样面向社会吸收普通的小额储蓄存款，在这点上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的时候资本只有十万元，实际上它实收资本才八万，很小，还不如一个钱庄，但是它在当时美国留学归国的银行家经营之下采用一元开户，过去存银元不给利息的，在外国银行那儿存也不给利息，我们给，一元我就开户，这样很多普普通通社会老百姓把自己的一点点的钱也存在这儿，它的储蓄非常快地发展，它在十几年的时间资本翻了几番，到了30年代的时候它的资本就升到了500万元，它的储蓄存款已上亿元。

当时票号的种种不利条件李宏龄看得非常清楚，明白这一点并不止他一个。1904年，受到户部尚书鹿传麟召见的所有北京分号的经理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对于朝廷的邀请都持积极的态度。在总号拒绝加入命令还没有到达京城时，他们召集了几次同业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方面既要朝廷的户部银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还不能让这个银行成为朝廷勒索山西人的工具。对于这样的难题精明的山西商人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科副研究员王兆祥：山西商人的办法就是出人可以，但不出钱，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连年战乱，山西票号损失很大，无力投资入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使朝廷不能再向山西票号勒索，而且又能凭借自己的人员参与从而把持新成立的户部银行。

由于山西票商的声誉、做买卖的手段名满天下，几乎是当时办银行的唯一人选，所以朝廷全部接受了山西商人提出的所有的条件。但就在这时，各家总号拒绝加入的命令传到京城，山西商人与这次机会擦肩而过，与山西商人的态度相反，江南的绸缎商人敏感地觉察到这件事件背后隐藏的巨大商机，他们挤了进来，主动要求承办户部银行，这一举动使他们日后成为中国金融界新的主宰，江浙财团成为民国时期左右天下局势的商场新贵。

这件事过去不久，李宏龄给平遥总号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劝久居山西中部县城的总号大掌柜、票号大股东出来走一走。“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二百多年前，这里的山西人推着小车、背着包袱从破旧低矮的房子里走出来，他们站在家门口举头一望就将整个中国收拢在自己的眼界之内，于是他们走出去，大漠的风沙没有阻挡住他们的步伐，江南的大江大河也没有拦住他们的去路，若干年后，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们站在自家门口抬头望见被高大的院墙、更加高大的城墙围成的四四方方的天空，是什么挡住了他们的脚步呢？1904年，山西商人站在了事业成败的十字路口，在这样的转折点上山西商人将要迈出怎样的一步呢？

  编辑：李柘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