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集  祸福之间（下）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平遥这个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县城中，也传出了天主教唱诗班的歌声。这种起源于西方的宗教是在康熙年间由一个叫侯存智的平遥商人带回到这里，平遥的居民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接纳了西方的天主，虽然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种陌生的东西。到鸦片战争前，平遥已经有一百多位教民，从平遥人对待西方宗教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山西人的一种基本想法，对于外来的东西并不断然排斥，但也不过分热心，山西商人更是以一种纯粹的商业眼光来打量西方的一切。早在清朝初年，他们已经在洽克图和广州与欧州商人开始做生意了，由于有这样的渊源，在鸦片战争之后，他们很快成为大批来华的西方商人的贸易伙伴。

清华大学工艺美院教授王鲁湘：中国当时只是在一些允许通商的口岸才有洋人存在，因此也只有这些口岸才有所谓的西方的银行的存在，西方的银行在登上中国大陆以后突然发现，他们需要寄生在山西票号的网络系统上面。

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西方商人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们发现生意并不好做，因为他们的商号银行只能设立在沿海的几个通商口岸，无法进入广阔的中国内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中国的贸易方式、社会状况与自己国家的情况迥然不同，他们以急切的目光在中国寻找一种与自己国家大体相似的商业组织和贸易伙伴，很快他们发现了由山西商人经营的叫做票号的金融组织。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海岩：当时驻汉国的英国领事在一份商务报告中曾经这样说过“汉口是以一个完整而富裕的银钱体系而自豪，商人与外埠的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他的作用几乎与英国的银行一样。”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外贸中心逐渐由广州北移至上海，大概在1861年左右，山西票号开始进入这个商贾云集的新兴城市，山西商人来到这里时，首先要面对的还不是外国银行，而是另外一群与他们一样聪明的中国商人－江浙籍银钱商人。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当时上海金融业的主宰是浙江籍商人开办的钱庄，明末这种钱庄就已经设立，到清中叶大概有六十多家，他们不但经营银钱兑换、存放款业务，大一点有实力的钱庄还发行钱票和银票。

山西票号进入上海后并没有借助财雄势大与上海钱庄抢生意争地盘，而是细细观察一番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票号与钱庄的关系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有过这样的描述“从表面视之，大有两雄对峙势不两立之状，但实际上相处正善，毫无冲突之虑，推厥原因则本地钱庄资力薄弱，有赖于票庄之供给，而票庄与各省人情风俗又多隔阂，极愿与之往来通声技，于是相互提携共营斯业，然感情既已联络，而营业究不一致，不免日久发生冲突，于是划分界线互不侵犯，本地之事，钱庄任之；各省之事，以票庄任之。”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在和外国人交往的国际贸易中，钱庄票号需要互相配合才促进事情的发展，要和银行结合起来。

山西商人凭着长袖善舞的经商才干很快在上海站稳脚根，据调查，至光绪元年，山西票号在上海设立分号的就有24家，并且为统一行动还购置地产合组了山西汇业公所，但山西票号与外国银行之间这种互惠互利的蜜月期非常短暂，国家的贫弱很快就使山西票号在合作中丧失了平等的地位。

南开大学经济所教授王玉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不平等待遇集中在几个方面，一、“子口半税”就是在税收上，外国商品进入中国以后是低税，而中国的商品是层层加价的；二、我们在外国人进入中国的海关管理上；三、外国在中国建立租借，外国产品的包装、加工业以及他的货栈、堆栈业已经非法的营业了。

1898年德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济租界条约》攫取修筑胶济铁路等特权，德国政府的这次公开抢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激起了所谓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似乎此时的大清朝廷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而是替他们看守赃物的同伙，这些来自文明国家的文明人争先恐后地将刀叉伸向中国这块诱人的大蛋糕，山西因为储量丰富的煤铁资源，无疑是这块蛋糕中最诱人的一部分，当时的上海英商总会主席相当正式地向英国驻沪领事建议“现今航运事业因燃料价昂负担很重，因此本会主张要求中国允许使用外资本与技术与中国煤矿的开采方面。”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当年山西巡抚胡聘之采纳了他的幕僚－《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的意见，说全国都在搞洋务，山西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搞一些实验，开发山西的资源，这样胡聘之采纳和刘鄂的意见准备开发山西的矿产资源，但资金从何而来？政府难以支付这笔启动费，在刘鄂的建议下和英国福公司两家联办，其实是把山西的矿权卖给了英国福公司，当英国福公司一旦拿到了这样的矿权，马上明令禁止山西地方小煤窑、民办煤窑全部封禁因为这涉及到主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群情激愤。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大家要求把矿权争回来，从平定开始一直到太原省城大学生流行，最后影响到海外我们在日本的留学生给政府来电，要求政府把矿权收回来。

一个叫李培仁的山西留学生在日本以跳海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当他写着“痛晋矿之将亡，伤祖国不振”的遗书被送回山西时，闻者无不泪下。

1906年早春，渠本翘离开了祁县南关的家，坐上马车前往太原，那一年他四十岁，他出生在一个商业世家，两百年前他的祖先就开始与俄国人做茶叶生意，他的父亲是山西票行业非常有影响的人，他的母亲来自于另一个著名的商人家族－声名显赫的乔家，他的早年经历与别的商人子女有所不同，他曾经中过进士，后来作为外交官出使日本，回国后又加入到家庭生意当中，当山西人争回矿区、路权的运动开始之后，他率先以商人的身份加入并且很快就成为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他的方法既不是鼓动农民私自开矿，也不是率领学生上街游行，他知道这些举动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他联合了几乎所有的票号商人，目的是通过谈判首先从英国商人手中赎回被政府廉价出让的矿权、路权，然后再按照现在的方式组成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用现代机械化开展山西的矿产资源，他甚至为这个新公司想好了一个颇具含意的名字“保晋公司”。

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茂棠：山西的争矿运动当时在全国来说也是全国争矿运动之一，它从自发的、无组织的状态转入实质性的阶段，商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1907年的2月，山西各界的代表当时到清政府外务部去交涉，要求收回矿务，他们已经在发动捐出钱来作为条件和福公司进行谈判，也使得当时清政府外务部、山西巡抚恩寿也只好表示极力支持，到了第二年1908年1月20号，双方就签定了第一批合同，合同签定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山西商人拿出二百七十万两银子。

1908年，又是一个寒冷的早春，渠本翘一个人坐在宽敞的屋子里，前一天他刚从太原回来，在那里他知道的新合同签订的消息，但同时他也得知，一个月内山西巡抚根本拿不出一百多万两银子交给英国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几年辛苦得来的新合同就是一张废纸，英国商人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做出了最后的让步，几十年后，当渠本翘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他用了这样一句话“瞬息千变，不可思议，倘别生枝节，则所失更多。”在他的合力呼号下，晋商众志成城纷纷解囊。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山西的赎矿运动得到了票号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调集了一百多万两的赎矿银，而且踊跃认购保晋公司的股票，通过自己遍布全国的金融网络承担了保晋公司在全国招股的任务。

1908年2月25日，山西商人按时交付了一百七十万白银的赎矿款，中国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大公报》上登出了这样的消息“闻晋有名票庄均认先行挪借，以免失信于人，而保晋省名誉，晋人团体如此团结，将来发达岂可限量？”日后，一位当事人回忆说“票庄不动声色，不爽时刻，纯然以彼外国银行的周围之票相交付，于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金融界活动之力若何，亦可睹矣！”

渠本翘等山西商人在保矿运动中的一系列作为都值得我们骄傲，他们在与外商竞争夺回国家利权的过程中完全按照现代商业的规则谈判代替对抗，虽然双方的处境非常不公平，但是山西商人不退让又不蛮横，最有意义的是在夺回矿权之后山西商人又以一种近乎现代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对矿区的生产过程和制度建立进行了改造。阳泉矿务局－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之一，在它保存的历史档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一个世纪之前，这里还被叫做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在经理一栏写着“渠本翘”三个字。

编辑：李柘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