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集　 同舟忠告（下）

从1904－1914年的十年时间里，山西票号商人为了挽救山西票号江河日下的局面曾经三次公议合组资本雄厚的现代商业银行，但这些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均告失败，票号内部人员以及后来从事票号研究的学者对失败的原因各执一词，那么票号为什么不能突破传统的界限，通过内部的改革成为真正的现代金融企业呢？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几年来南方省份的革命党起义、京城内朝廷的种种丑闻使大清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一年春天，朝野上下试图挽救全局的各种想法都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里冒了出来。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在光绪末年的时候，清政府制定了一个《大清银行条例》，这个银行法的制定对山西票号来说影响很大。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银行通行则例》是管理国家商业银行的法律法规，在这之前二百多年，从帐局到票号到钱庄不受法律的约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清政府颁布了《银行通行则例》以后是和票号相抵触的。

4月23日，德胜门外山西会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都赶到这里公议这项朝廷颁布的新章程，一次决定山西票号兴衰的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作家王进：《银行通行则例》第十二条明确将票号划入了银行的经营范畴，并且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这对山西票号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山西的票号业资本金非常少。比如像当时英资的汇丰银行的注册资本金高达一亿美金左右，而当时的大清银行，也就是原来的户部银行，注册白银也有五百万两左右，而当时山西的票号与当时的银行、官钱局比起来实力非常弱，只有几十万两白银。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验资，首先，它达不到所要求的资本，可能不会让它进行营业，其次，如果验资的实际情况传出去之后对他们的经营会引起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有损声誉。我觉得国家清政府这样做也有不妥之处，过去中国的金融是以山西为中心的，中国金融的一个特点靠的不是雄厚的准备金，而靠的是长期积累的信誉，那么你要把这个向现代部分准备金的银行制度转化要有一个过程，如果是做得太快的话就把山西票号摧毁了，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金融业陷入混乱。

李宏龄作为山西汇业公会的领袖，既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又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那一年他61岁，四年前他就主张山西各家票号接受朝廷邀请主办户部银行，利用这样的机会完成票号的改组，但他的建议由于总号大掌柜的反对而不了了之。此后为了引起足够的重视，李宏龄甚至打破票号界施行多年的财东不能轻易干涉号务、驻外分号掌柜不得直接面见财东的规矩越级上书票号大股东，为了表明心迹，在这封信的末尾他写道“弟系指全局，并非指一人一事。且弟年已六旬有余，蒙东君厚爱，股俸已丰，并非见好东君更思进步，只因在号年久，既有所见，不得不具实上陈”。那么李宏龄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挽救日益衰败的票号命运呢？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他认为山西的票号必须向现代化改组，实行股份制银行的办法，他就邀请了在北京的各个票号的经理共同商量怎么样把票号改组，适应时代的发展，机构体制上要进行改革，为了促进这件事的成功，特地还邀请了渠本翘参加，渠本翘当时是比较有威望的富商，在清政府考上过进士，当过清政府驻横滨的领事，渠本翘对这种计划也是完全赞成。

会议结束时祁县、太谷、平遥三地所有票号京庄的经理一致同意合组一家三晋汇业银行，几天之后，所有山西票号的总号、分号都接到了由北京寄来的绝密信件。“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十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晚辈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在这封信中还提出了开办银行的具体章程，首先每家出资五万两白银，并发行股票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组成三五百万两的资本，其次新成立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局并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第三，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最后，新银行作为各票号的后盾与朝廷开办的通商、大清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展开全面竞争。

山西商人合组银行的想法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从1904年起全国各界都希望由山西商人出面将信誉满天下的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1904年8月，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登载《劝设山西银行说贴》，在这篇说贴中作者首先说”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接着又劝告“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1908年六月起的半年时间里山西票号遍布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重要分号纷纷给祁县、太谷、平遥的总号写信，响应李宏龄等人提出的合组银行的建议。

刚刚进入六月，平遥城中已经有了一些夏天的味道，与渐渐来临的暑气相比，西街上的蔚泰厚票号的院里气氛却很沉闷，大掌柜毛鸿翰的屋门紧闭，这位在票号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对于各地分号合组银行的意见，各家票号的总号都没做出反应，所有的大掌柜都在观望，小票号在等大票号的动作，大票号都在看着毛鸿翰的态度。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当时李宏龄等人看到了大势所趋要求改革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现象，也是一种趋势，但是我们讲制度变迁，改革是要付成本的，试想一下，体制方面各家票号的掌柜们趋同心理在哪儿呢？宁为鸡首，不为凤尾，更何况合组银行的话，实行现代意义上股份制银行董事会由谁担当，是由财东担当，因为体现了谁出资谁当董事，谁出资多谁当董事长，而经理层是由董事会来聘任的，山西省有那么多的票号，那么多的掌柜，合组银行以后谁来当董事长，在董事会成员里面他选择总经理，可能是张三、也可能是李四，更可能是王五，这样的话在改制过程中是否能轮到毛鸿翰，正是出于本人的自利这样一个角度，他也会阻挠的。

1908年夏天，一列火车驶进了正阳门火车站，在匆匆出站的旅行者中有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汉子，他是蔚泰厚总号的一名伙伴，他是作为信使从平遥来到京城的，他将毛鸿翰的一个口信带给了李宏龄，口信的内容是：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既没有说大家包括了些什么人，又没有说为什么不必再张罗，毛鸿翰以一种政治家的技巧对合组银行的事作出了反应，莫名其妙的李宏龄马上写信向总号申辩“银行一事，众人皆言系弟一人之见，嘱弟不必组织，具征关爱，此事非特我省，有意者以为当办，即外省通达事理者亦以为不可不办，弟岂敢忘谈天下事”。在信的最后李宏龄又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后如闻弟不是处，务望直言字悉，孟子云‘子路闻过则喜’，弟最喜此言”。当李宏龄从北京寄出这封信时，祁县、太谷、平遥的各大票号又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渠本翘，渠本翘是来当面劝说各家票号的大掌柜出资合组银行的，渠本翘不仅面陈合组银行的好处，而且也说明即使将来银行失败，各家不过损失几万两白银，这和各家票号在以往的金融风波中损失的十几万两、几十万两的银子比起来要少得多。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票号对于渠本翘的建议和反映史料没有记载，便是我们从李宏龄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各票号的态度，日升昌的大掌柜梁谓舟就讲“家数太多，人心不齐，难以成事”，何况开设银行原来就是为了彼此保护，“万一将来有不能自存之号，既无实款可济其用，反受其拖累”，他的意思实际上非常明确地代表了当时各票号掌柜们对于组建银行的这样一个忧虑，创业之时山西商人们可以彼此帮助、同舟共济，面对危机的时候，首先顾虑的是自已的利益而不是整体，所以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渠本翘只能无功而返。

1908年冬天十一月二十日光绪皇帝驾崩，七天以后操纵中国命运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了，此时山西商人李宏龄正在病中，一年之前争议很久的合组银行之事已经灰飞烟灭，事情结束得非常干脆，毛鸿翰动用了自己独裁的权力“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当李宏龄听到这样的话气得大口吐血一病不起，十年后他回忆当时的心情仍感到“如冷水浇背，闭口结舌”。这场本可以扭转票号命运的改革就在各大票号心存观望、毛鸿翰独裁专断之中失败了。

1910年十月十日，湖北新军在一些低级军官的鼓动下发动起义，一个月后革命领袖黄兴到达武汉，局部的战争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革命，这一年据中国传统纪年是辛亥年，这场影响全国命运的革命在历史上被称为辛亥革命。

山西晋中市委党校教授赵荣达：大清完了，票号给清朝政府垫资、搞汇兑，和清朝大员们吸收放款存款都很多，而这些东西都打了水漂了，根本就收不回来，而我们晋商确实是讲信义，该还的都要还，所以不少票号民国初年都倒下来了。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萌贵：当然这只是原因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就像我们中国在被鸦片战争、外国人打进来之后能够承认外国在有些方面比我们先进，它的先进不仅仅是机船、路矿这种东西，而且它的制度各个方面也比我们先进，认识到这一点需要一个过程，票号由于它自己有过一段很高的一段辉煌，它也很难认为、很难接受别人这套制度比它高明，但是它经历这个突然变故的时候没有时间来做这种转变了。

各家票号都处于汲汲可危的境地，为了挽救危局，票号商人又进行了两次合组银行的努力，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次合组银行最积极的倡导者竟然是当年最反对李宏龄改组银行的人、蔚泰厚票号的大掌柜毛鸿翰。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后来还有次机遇，就是山西票号准备向奥地利银行借款、贷款组办一个银行，由政府担保、商借商还，双方都谈判好了，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时北洋政府的总理他们是通过熊希龄来担保的，熊希龄政府跨台，这个机遇又失去了，这件事等于成了泡影。

最为可悲的是政府还没有对此做出反应，票号内部就已经因为各家无法就新成立的银行的责、权、利达成妥协，自已先吵翻了，票号衰败的命运彻底无法挽回了，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当时情况时用了这样的语言“彼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辛亥革命后，李宏龄退休回家，1917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将几十年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了《山西票号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小书并自费出版。在《同舟忠告》中他把票号的事业比做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的时局之中，他认为票号的最终失败天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票号同仁不能同舟共济，只在设法玩弄权术争夺名利，在《山西票号成败记》的序言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已，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前后次弟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编辑：李柘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