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因为我们企业家、地产商都把我们经济未来发展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城镇化之上，我想告诉大家中国城镇化不是像政府所说的，也不是像各位所理解的，而是我们中国城镇化已经接近了尾声，也就是说中国将来再也没有城镇化了。为什么城镇化已经完了？因为老百姓理论上读到的所有数据都是错的，我做研究出身，但是我看到这些数据都吓了一跳，这种离谱的数据竟然然成了国家政策，我表示不可理解。举个例子，你们今天看到的数据是这样的，我国城镇化的比率是52.6%，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的比率只有35%，和西方国家80%相比我们远远落后，所以中国城镇化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你认为这句话合理，你就被忽悠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派胡言。2013年12月13号，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结束，李克强总理提出六个重要政策，第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第二，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第三，建立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比如说地方税、转移支付、发债等等。第四，优化布局。第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第六，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这六大任务当中没有一条讲是开始建新城。而且李克强总理上台之后不断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这不就是对城镇化很好的反思吗？

　　城镇化意味着什么？在《中国靠什么继续繁荣？》一书中有了明确的解释，此书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经济学家们编著。

　　其一，农民要进城。但进城不单是户籍改革。解决户籍的背后，意味着农民工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有人测算，一位农民工变成市民，财政要负担8万元成本，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需要20万亿元。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曾说，一个农民工进城，全国平均成本是8万元，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20万亿元。(载2012年3月11日“中国经济网”)。即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出巨额资金(当然提高城镇化率水平是个逐步的过程，分摊到每年财政的钱也是有限的)。

　　其二，农民工进城后要在城里住下来。住下来要有住房，要有配套的自来水、电、气、道路、排污等设施。即要搞基础设施建设，这又需要大笔的投资。谁投？若政府资金不够(基于房地产调控和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改革规划，未来土地收入明显减少，肯定不够)，民间资金能否投？政策又如何引导？这又涉及“新非公36条”政策怎么真正落实的问题。

　　其三，农民工进城后要长期生活下去。要把妻儿、父母从乡村接进城，就需要有长期的收入，必然涉及就业问题。全国除少数城镇有条件去发展重大项目的第二产业外，广大的中小城镇更多的要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经济。怎么发展？大型央企基本不会在数量庞大的中小城镇发展服务经济，还是要靠民间资金，靠中小企业，靠税收、金融等政策引导，靠降低各种投资门槛，取消各种行政管制。一句话，又必须要真心实意地落实“新非公36条”。

　　他们最后的结论是：实现更高水平的城镇化率，第一，要解决钱的问题。第二，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资金并不缺，为什么长期以来资金又到不了该大力发展的中小城镇的服务经济中？这涉及投资门槛等行政管制和有效配置资金的金融、税收改革问题。第三，在实现扩大内需战略中，城镇化过程自然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但除此之外，主要体现中国消费能力的主体是城市居民，城市居民是消费主力(城市居民为农村居民消费的3倍)。因此客观看，城镇化本身并不能完全替代以提高城市居民消费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改革内容，从而全面体现扩大内需的战略意图。

　　因此，城镇化绝不是简单的户籍改革，背后是一系列的资金问题；城镇化更不是简单的搞房地产投资——那只能是在建“死城”；要提高真正的城镇化率，是一系列政策制度调整和改革的结果，是最终的战略任务和目标。其本身难以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全面改革的“抓手”、“切入点”和最直接的改革任务。只有在解决了城镇化中“桥”和“船”的问题后，才会水到渠成地提高城镇化水平。城镇化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能全部涵盖中国当前市场体制建设中的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总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要寻找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因果关系，进而寻找改革“突破口”，就必须去寻找与经济增长有必然因果关系的市场机制改革。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