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由问题而产生

　　习近平近日承认，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这短短的一句话，实际上缊含了很多的信息。

　　就笔者所关注，这似乎是最高领导人首次公开承认改革的被动性特征，也因此否定了此前“是领导人的远见卓识”的观点。事实上，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任何改革实例看得出来，所有的改革都是在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之后，出于防止更大危机之故，而不得不提出改革动议。后清洋务运动如此，改革开放同样如此。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被动改革也算得上是主动应合了历史潮流之举，并因此会带来一定阶段的繁荣周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就是对此类改革的最佳诠释。

　　人治社会中，虽然社会财富是民众创造，但支配权通过制度构架却落在执政者手中，于是民众成为弱势。而改革被倒逼发生，实在是因为民众活得过于“苦逼”，生存无着时才“触底反弹”，逼迫执政者让渡部分利益和权利。改革的本义，实际上就是执政者在革自己的“命”，只不过这个“命”不是人头，不是自杀，而是对财富与尊严进行再分配的自救过程。尽管如此，也必须承认，但凡一切能够顺应时势的改革者，亦当足以令人牢记其历史功勋。

　　一般认为，理性有序的改革会产生良性的结果，这类改革被称为“改良”。对执政者而言，改良必竟是“从自己身上剜肉”的痛苦考验。要将吃到嘴里的再吐出来，总是一件令人不爽的事情，所以极易出现情绪反弹和抵触改革的行为。同时，因为改良无法对既有的社会结构产生颠覆性的更新和升级，所以非常容易在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之后，没能使全民共享却流入少数人之手，于是形成新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并进一步强化为新的改革阻力。如此以来，改革即止步不前或扭曲变形，此后多数以改革之名推出的决策，往往沦为“伪改革”。这种悖离了改革本义的实质性倒退，将会重新激活和激化原已消失或淡化了的社会矛盾，使社会进入新一轮危机周期。如果该轮危机不能像前一轮危机那样被成功应对，则一切改革成果将付诸东流，改革，也将从此滑向革命的深渊。

　　有人经常将革命的责任归于改革本身，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事实恰恰与此相反，正是因为改革的不彻底性，无法满足多数社会民众的需求，才致使改革最终走向死亡。怕就怕在，当危机横垣于面前时，却不承认危机的事实，甚至将危机美化成希望。这种撞上南墙不回头的现象，有时是对局势的错判，但有时，则出于最高领导者抱缺守残宁死不改的顽固不化。正如被高度关注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所言，就算是主动迎合历史潮流的改革，也往往在实施过程中引发意想不到的社会变局，更不要说伪改革，引发革命的概率毫无疑问将大大提升。而且，此类革命的暴力成分会更多，社会变革代价会更大，过程会更曲折更漫长，结果当然也非常遥远并难以尽如人意。所以，不断地、及时地深化改革，才是避免革命的唯一途径。

　　改革必备的三个要素

　　因为人治社会中的社会改良是人为主导，所以改与不改，如何改，仍将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和决心，而这又与其个人素质、魄力和权威息息相关，用通俗语言表达，就是良知、勇气和能力。

　　关于良知。有言道：穷思变，富守成。相较天下苍生，高层精英相较平民无论如何也算得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特别是既有的贴身利益，要让他们为改革漫长的成果反应周期去超前付出，从心理上实是有些“强人所难”，似乎，改与不改都无足轻重。此时，唯有幸出现一位圣王明君人物，那么他除了出于对“家天下”的忧虑，可能也有对黎民苍生的怜悯之意，而因此适时祭出改良的大旗，带领社会去应对和改变不利的时局。这其中，民众虽然仅仅是搭了一趟“顺风车”，但也算三生有幸了。

　　关于勇气。改良是精英们“剜肉”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断腕的过程。“经常听利益群体说改革要敢于壮士断腕，可事实告诉人们，他们自己是壮士，刀枪剑戟全有，可断的多数是体制外百姓的腕。”轮到该他们自我断腕时，更多时候是没有勇气不足。不过事实告诉人们，勇气虽然无法保证成功，但如果像后主刘惮那样只有懦弱而少勇气，却一定不可能成功，所以，改革的勇气必不可少。

　　关于能力。良知和勇气俱备，还得有能力。能力，在此表达是的实施和落实，既需要个人能力和团队执行力，也需要机遇。中国从古自今怀有美好理想的君王不在少数，刘备有良知有道德，张飞有勇气有魄力，但没有诸葛亮，一切皆无从谈起；明崇祯帝生不逢时，无法左右时局，甚至还自身难保，只落得供后人凭吊的可悲下场。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就在于邓小平及其同伴们良知未泯，也不失一代改革家的勇气，更兼具纵横捭阖的个人能力和团队执行力，才有改革大业的成功。值此改革开放走过30年的光辉历程，面临改革红利终结和后继动力不足的今天，既然体制性难题一时无解，精英们仍需要超越自我，以大勇气、大魄力和大良知重兴改革，归避危局。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