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来回应年轻人所提出的问题，研究宪法学、坚持价值理念，工作不好找，还可能前途多遇挫折，你觉得很纠结。我也觉得很纠结，我经常劝年轻人，劝我的学生，做实务的，要先通过司法考试，做研究的，先把职称拿下来，看长远些，不要因血气方刚，过于激烈，事事硬顶。但另一方面，研究法律的人，以法律为职业的人，是要有职业的伦理底限的。如果没有原则，一步步退让下去，底限何在呢？到这个年龄了，往七十岁走的人了，有些事我要说一下：

　　上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在报道中称我是"著名律师"的时候，1984年我和张思之、蒋维正被聘为人民日报社三法律顾问的时候，我今天向大家透露，我当时没有律师证——在那个还没有司法考试，律师资格由司法局领导就可以决定给谁不给谁的时候，我是极少数通过了三天的考试（由北京大学法律系主持）而作律师的人。在当时，全国两万多律师，人民日报聘了个没有"律师证"的人作法律顾问。当时，人民日报登的是："聘清律师张思之、蒋维正，以及李楯同志为法律顾问"。人民日报的这个启示是张思之拟的文。坚持自己的原则，致使在后来司法局给了我一个"实习律师证"时，一个任领导职务的人说："李楯，告诉你，这个实习律师证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后来，我的教授头衔的取得，同样如此。有许多挫折。我并不希望让年轻人什么事都去硬顶，我真希望你们能够一步一步走得顺一些。但有些时候，当外部逼迫，使自己必须在两种前景中做出选择时，要有一个基本的立场。

　　几位我们崇敬的老先生在这儿，其实，不管哪个年龄层的人，都要有担当一些。大家可能不知道，包括刚才这几位律师——在今天，一个称职的好律师，可能担负着巨大的压力。回想离开律协研究室几年后，人民日报报道还称我是著名律师，我想坚持操守，可能被人干掉了，连一点声响都不会有。

　　我表面讲话常显慷慨激昂，其实，也是很温和的。年轻人觉得你是作过国家几个部委专家的人，是老专家，所以你才敢讲，如果是没有什么名气的年轻人讲就该倒霉了。到这个年龄，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告诉大家我年轻的时候倒霉的事。什么意思呢？人要有一定的原则的。但我们又不能只是自以为是坚持了原则，就不顾一切地去做，要有担当、负责任。对这个社会负责任；要尽可能地温和地去做，我们这个社会禁不住太大的震荡。

　　尽管这个社会在转型中形成一种机制，把绝大多数人都变成机会主义者，这让我很痛心。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有几位老先生在场，我不敢说老，但仍然要说，活到这个岁数，童心未泯，良知未泯。我希望年轻人要谨慎地考虑，稳妥地推进，使中国社会尽可能平稳地转型，而不要因自己的处置不妥，不只是给自己，也给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挫折。

　　上世纪 90年代初，有一部叫《公法》的书出版，里面记载了一个会议，记载了包括我们的两个法学界的朋友的担忧——他们现在已经都成为高官了，一个是去了全国人大的信春鹰教授，一个是后来做了保密局局长的夏勇教授。他们在那个会上提出一种担心，担心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我觉得这是至今每一个以法律为职业的人心里要时时警惕的。因为这关系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十几亿人的福祉，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13亿多人能不能生活得好些？有时候，我问为什么我们不是发达国家？我们还没有把自己的事做得更好。我们不要埋怨别人跟我们作对、捣乱，首先我们自己还没有把自己的事做得更好。考虑到一个一个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好，我们以法律为职业的人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

　　正像蔡定剑教授讲的"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我想总会有一些人比蔡定剑教授做得更好。谢谢大家，我们的会议就结束了！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