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口号不应该代替政策思考，现成的说法也不应该代替你我的独立思考。

　　人为什么会在缺乏自己的经验证据，或者完全没有这种经验证据的情况下，对某些话深信不疑，以为就是真理呢？心理学家往往将此归咎于人的“轻信”，但社会学家则认为这是因为“偏执”。两者都有道理，并不互相排斥，因为“轻信”是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轻易相信，而“偏执”则是一旦相信了，便再难改变想法。

　　尽管早在2009年，云南省委宣传部就发出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经常听到类似“恶势力”、“敌对势力”的说法，有些人对此深信不疑，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既轻信又偏执的情况。“恶势力”、“敌对势力”就像“文革”时的“阶级斗争”，是一个人无法用自己的经验来证实的抽象概念，要相信这个“势力”的存在，就必须把经验搁到一边，完全借助“信”的力量。而且，一旦相信以后，由于不可能有推翻它的经验例证，它便又必然成为一个真理。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Musil）曾语带讽刺地说：“真理的声音里存在着一股可疑的暗流。”也就是说，真理的大门一直是向证伪敞开着的。但对既轻信又偏执的人来说，这扇门是关着的。而且，外面的人越是叫他打开门，他就会把门关得越紧。

　　彼得·伯格、安东·泽德瓦尔德合著的《疑之颂》里，讲了一件越叫开门、门关得越紧的事情。这是社会心理学家米尔顿·罗克奇（MiltonRokeach）做的一个实验。有三个精神病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罗克奇认为，如果把他们安置在同一所精神病院，让他们有机会相互讨论，或许能治好他们的妄想症。他设计的这个办法叫“认知失调疗法”，也就是让这三个精神病人有机会相互证伪，促使他们对自己坚信不疑的想法（自己是耶稣基督）发生认知失调，把失调了的认知纠正过来。

　　但是，完全出乎罗克奇意料的是，这三个精神病人在一起讨论过一阵以后，非但没有得到预期的治疗，反而更加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了。其中罗克奇曾一度以为是最清醒的一位相信得最为偏执。那个人说，按照他的看法，“其他两个人肯定是彻底疯了，他们居然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他还解释说，“这真是荒唐，因为很显然只能有一个人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可能是另外两个，因此一定是他自己。同样，谁要是反驳“敌对势力”，不仅驳不倒，连他自己也会被看成是敌对势力。

　　牛津大学教授凯瑟琳·泰勒（KathleenTaylor）在《洗脑：思想控制的科学》中指出，人轻信而偏执的想法大多是外来灌注，而自己又缺乏思考的结果。这样的想法成为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捷径思维”(routethinking)：思维顺着一条走熟的路，机械地自动推进。

　　泰勒的研究结合了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对人为什么会顺着固定的思路、不动脑筋地一次次重复同样的看法做了解释。她指出，人类大脑推理和认知的神经科学（neuroscience)证明，一个人的思想是可以被外来影响形成的，并不需要是他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她还发现，人的大脑中有一些神经轨道，在受到信息和新奇刺激时可以打通，变得通顺。教条性的语言一开始就是这种具有新奇刺激力的信息，因为它往往听上去很深刻、高屋建瓴或高瞻远瞩、很有水平。“恶势力”、“敌对势力”就属于这一类语言。当这种给人强烈印象的语言词汇被反复、不断地灌输进人的大脑时，他的神经元之间会更加畅通，变成一种类似条件反射的“自动想法”，他的思维就会被“程序化”（programmed）。这种语言的影响可以是相当隐蔽和不知不觉的，在专家、学者身上也起作用。有时候国内外学者讨论同一个问题，使用的语言会有相当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潜在地影响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结论，其中有的便是长期“程序化”的结果。

　　那些看上去新奇、有力、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语言，对几乎所有人都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吸引力，口号往往就是借助这样的语言，口号需要不断翻新也是因为这个道理。但是，正如政策口号不应该代替政策思考一样，现成的说法也不应该代替你我对每个具体问题的思考。轻信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轻信不只是你自己不成熟，而且可能是在支持一个误导所有人的不实想法。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