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则新闻：朝鲜有一位喜剧演员因为说错话被从舞台上直接送去劳改营劳动改造。看到这一新闻之后起了两个反应：一个是怜悯，一个是后怕。怜悯的对象是朝鲜人，都21世纪了，还生活在斯大林时代（那时，艺术家见到斯大林会紧张到尿裤子的程度，而且据说这还是一种最高级的献媚举动——看我都吓成啥样了——因为斯大林一句话就能决定某人得奖章还是送去劳改营）。在当今朝鲜，每个人都还活得像受虐狂一样，随时会被领导当众脱裤子，打屁股。旁边的人也都默默观看，噤若寒蝉，不敢说一句抗议的话。后怕的是，咱们自己脱离这种状况还没几年，也就是最近十几年，中国才不再搞各种批判运动了，对“说错话”的人不给行政处分了。这种对言论的监督和处罚机制是从苏东肇始，由中国效仿，而在目前的朝鲜依旧保留着的。

　　从演员的遭遇联想到作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的遭遇。近读蓝英年关于苏俄作家遭际的文章，感觉到虽然中苏体制非常接近，但是还是有细微区别的，仅就作家遭遇看就有以下几种区别：

　　首先，前苏联只要领导不喜欢某人的作品，就可以点名批判，并将其及亲属撤职（有行政职务的），开除公职（使其失去生活来源，没有住房），甚至用莫须有的罪名逮捕送入劳动营；而在中国，除了特殊时期（反右，文革），作家虽然常常受批判，但是一般不会仅仅因其文字就受行政处分，遭到逮捕劳改。

　　其次，苏联作家分为知识分子作家和工农作家两大类，二者趣味相去甚远，审美标准迥异，相互之间对立情绪较重，在权力对写作的压制中形成对知识分子作家的围剿；而在中国，工农作家和歌功颂德派（比如浩然之类）不成气候，作家们的审美标准比较一致，全都排斥意识形态味道偏重的写作（比如莫言，虽然来自社会底层，但是其写作完全排斥意识形态教条）。

　　再次，苏联的言论管制以解体划线前后截然不同，解体前完全管制，解体后完全放开，全无管制；中国的言论管制是渐变式收放，时松时紧，从总体尺度看是越来越宽松，全民（包括写作者和出版人）走钢丝，打擦边球，一寸一寸地拓宽尺度，东方不亮西方亮，按下葫芦浮起瓢，有的写反右写文革写体制问题的文字一点一点地拱出来，作家和出版人、广义的媒体人全都小心翼翼地一起探索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能发，什么不能发。作家一不留神就上禁书单（但是官方否认有禁书单，而不是像前苏联那样理直气壮地批判迫害作家），媒体出版社领导一不留神就被撤换（但是有时不用真实原因，而用莫须有的经济原因等，也不像前苏联那样蛮横和直露。）

　　尽管有这些细微的区别，但是两种体制的重叠度是相当高的。小巫见大巫，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想，主要还是领导人风格的不同（斯大林的蛮横和毛泽东的“不杀人”）以及文化传统的不同（俄国人的阳刚粗犷和中国人的阴柔细腻）所致。

　　什么时候中国作家能够自由地写作？什么时候中国能够真正实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什么时候被马克思在19世纪就早已批判得体无完肤的书报审查制度能够被最终废止？从目前的走向看，相当不乐观。只是希望不要倒退到朝鲜那儿去，这是底线。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