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立场的问题，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说法似乎太有点意识形态化了，而且还容易使人想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革年代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来以阶级进行划分并进而站队的情形。确实，在中国，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是要进行站队的，或者说是要选择自己的立场的，通常人们所听到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还是无产阶级立场上？这也曾经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这种划分立场或者说站队的做法，在那个时代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就是亲人反目，朋友陌路，人们之间普遍的猜忌与不信任。从家庭到单位再到社会，它所引发的是广泛的各个方面的无情撕裂，在人们之间形成那种无时无处不在的，但却又看不见的裂痕。可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直以来非常重视亲情伦理和人际关系的地方，人们时时处处生活在不信任和猜疑之中，的确是让人感觉到这样的社会是出了很大问题的。
如果单单就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待这样一个所谓立场的问题，得到的直观印象就是那些不正常生活中的不幸与悲剧。那么那些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社会良心是知识分子们，在那样的时代表现的怎么样呢？是不是他们可以“免俗”？在背叛与出卖还是良心和真理的立场选择上会更有说服力，更值得人们去效法和崇敬。真正担得起“社会良心”的称号呢？假若对这方面稍有关注的话，可能对于他们的表现可能也要失望了，他们似乎远没有达到所谓“良心”的标准，可能有些时候拿一般的对人对事处理的态度来衡量，他们也是不及格的。在一些关键的时候，知识分子们的良知和立场都是不清楚的，模糊的，甚至是站到它们的对立面。这些时候反而是一些可能并没有被严格归类为所谓知识分子的林昭，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人让良知没有蒙羞，他们在良知稀有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让人无法最终对未来绝望。可以这样说：他们在一个权力的猛兽野蛮横行的时代，以芸芸众生们少有的勇气，说出了在今天看起来平常，在当时不啻于炸雷般有震撼力的话语。那个时候，他们是站在了良知和真理一边。他们即使是没有知识分子或者任何其它标签，他们也守住了一个人的最后的良知，而他们凭借良知所说出来的那些话，尽管“平常”，但何尝不是真理呢？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站在了真理的一边，他们也自觉的“站了队”，选择了立场，这样的立场是鲜血和死亡的代价，尽管他们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却守住了底线，没有向谎言和残暴屈服，用他们想行为阐释了认知为人的意义。
如果说在政治和思想禁锢和钳制的时代，知识分子们屈从于暴力和权力之下，不能自由的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似乎还算情有可原。毕竟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要求作为个体的某个人来对抗一个已经形成了体制的暴力和强权是不人道的，不公义的，即便这个人是作为知识分子存在。那么在一个已经有一定社会开放度的今天，言论已经有了一定的空间，不会再有生命损失的时候，那些再次遭遇到权力的知识分子们似乎反而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加的小心翼翼了。且不说要求他们像鲁迅他们那样对权势者横眉冷对，就是要他们在权力之外保持一份独立和批判的精神也已经是奢求了。至于与金钱苟合的知识分子们的有些作为可以说更是令人不齿了，以至于在现在一些人看来，所谓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并不光彩的称呼了。是不是知识分子真的如葛兰西所说的那样，现在的知识分子们已经不再“传统”，必须依附于一定社会中的有机体之上，从而变得“有机”呢？我以为，无论是“传统”也好，“有机”也好，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6页），我以为这也是区分真伪知识分子一条很重要的标准。鲁迅所说的“不顾利害”，以我之理解，就是在面对任何的不公与不义，应该站在公理和正义的一边，持守公理和正义的立场。而不是被哪一种权力或者哪一种利益所左右。这才是作为一名真正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品格，也是他们应该被称为“社会的良心”的理由。试想一下，如果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没有站在德雷福斯这边而以政府和强权者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那么他即使文学上他的成就再高一点，恐怕我们所奉献给他的敬意也要大打折扣的。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反而有时不能真切的记起左拉某一部文学作品了，我所能知道的左拉是那篇为弱势者和被损害者呼吁《我控诉！》了。它所代表的是不被强权左右和对于正义和良知的认定，那怕只有了这一点，也足以让左拉不朽了。
而当我们把眼光收回，看一看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却为“文革”的残暴招魂者有之；为权势者的凶暴辩护者有之；为富商的傲慢助威者有之……世界好像已经光怪陆离到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价值和道德判断的能力了，更不要说让他们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去“不顾利害”了，相反的是，他们现在是“太顾利害”了，太知道在哪里捞取“利”而去躲避所谓的“害”了。这样的知识分子遑论恪守知识者的立场，其不要误人子弟危害社会已经是很低的要求了。而就我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所谓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似乎这些最低的要求也已然成为奢求了。
萨义德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时候，认为知识分子：“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知识分子）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他认为知识分子这样做的时候，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或者说，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这也是萨义德所认为的知识分子在涉及到“自由和正义”的时候所应该持有的态度和应该采取的立场吧。这种“普遍的原则”就是“自由和正义”，有了这样的态度和立场，知识分子恐怕才能成其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吧。我想，自由和正义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立场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是不是可以要求知识分子们选择一下自己的立场呢？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检查一下自己呢？毕竟，那个“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