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南周罕见地刊发了一组被网友称作“剧情反转洗白”型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出台，在我看来有两个原因。一是《民主与法制》记者廖隆章在微博上披露的一系列质疑材料，这些材料中一些指控是比较硬的，严肃媒体必须有个说法，让唐慧案的报道完整，而不应流于口水或拒绝讨论。二是时间点，此时唐慧案件，包括幼女被迫卖淫案与劳教案，均已结束，刊发类似文章已很难再对案件产生影响，属黄金反思时刻。我个人认为这个姿态是值得鼓励的。调查记者居然是柴会群，倒是让我有点意外。我先做些材料梳理，再写评论。

　　回顾唐慧案梗概：唐慧11岁独生女乐乐，在溜冰场结识了19岁的周军辉（死刑），与其发生关系后离家出走，周军辉将她带到了秦星（死刑）和陈刚（无期）开设的“柳情缘休闲中心”卖淫百余次，卖淫过程中遭刘润（无期）、蒋军军（无期）、兰小强（无期）和秦斌（15年）4人轮奸，收入被秦星、陈刚和周军辉瓜分。乐乐被救后因精神障碍和性病可能无法生育。（上百嫖客中有数人被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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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周作了四篇报道。一篇是评论，我直接忽略；三篇调查中对唐慧提出如下指控（只拣重要的说）。

　　1.伪证：

　　乐乐离家后，唐慧一家认定邻居王某将乐乐拐骗。因担心警察不作为，伪造了乐乐的叙述，称她随王某离开。此时王某正在广州打工。警方发现不是犯人，将其放走。唐慧进派出所并投诉警察郭继仪，导致后者被停止工作。

　　——这个指控看起来成立。

　　2.隐瞒和歪曲信息：

　　唐慧在“休闲中心”找到乐乐后，与当事警察杨军祥的讲述不一致。唐慧称现场有人阻拦，警察未作为。杨军祥称实情是乐乐自己不愿回家。唐慧称警察故意懈怠19天不抓人，杨军祥称逮捕需要证据，不能凭借口述，这19天是用于搜集证据。

　　——这个指控属于“另一种声音”，并不能证明唐慧作假。我相信警察的部分叙述，原因见评论。

　　3.造谣求关注：

　　唐慧捏造了如下信息：枪杀零陵区法官的朱军是乐乐干爹。零陵区公安分局政委秦爱群是乐乐案首犯秦星的堂哥。

　　——这个指控看起来成立。（注：我个人也曾信过“乐乐干爹枪杀零陵法官”的谣言）

　　4.量刑过重：

　　犯罪嫌疑人与作证的该场所另外三名性工作者称，秦星（死刑）等人没有强迫乐乐接客行为，乐乐是自愿的，并且不愿跟妈妈回去。警方原本认定的罪名是“容留卖淫罪”（较轻），但因为唐慧多次写信下跪逼迫领导等行为，领导最终给予批示，性质改为“组织卖淫罪”（重），乐乐被逐步诱导口述和歪曲出强迫情节，令量刑偏重。

　　——这个指控主要有性质和量刑两方面，我认为记者论述上存在问题，量刑这方面的说法略有道理。具体情况见评论。

　　第三篇 《卖淫店老板“假立功”真相》

　　5.其它

　　秦星（死刑）在被关看守所时，因为救下在厕所自杀的周兰兰，看守所给出立功报告（可用于避免被判死刑）。但事后周兰兰否认。南周引述“御史在途”（著名纪委干部陆群）的说法认为：事发过程的监控录像、看守所其他十几名在押人员的证明、看守所干警的值班记录、驻看守所检察官的确认记录、以及周兰兰本人当时的询问笔录等，他认为这些材料若都是造假，不可能，可形成证据链。

　　——这个指控我不能同意。详情依然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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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脱轨的唐慧案

　　我认为这个报道选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具体写作手法上要商榷。柴会群的思路和廖隆章类似，不过后者的爆料中掺杂了过多的私人话题——比如唐慧和女儿的关系如何、隐瞒捐款、拥有护照等等，这些话题公共性太小。前者则从廖的话题中选取了有社会意义的部分进行了讨论：

　　为了让警察抓自己心中的嫌疑人，唐慧做了伪证；

　　为了让法院给出自己认为正义的判决，唐慧采取了下跪、闹庭、上访等各种手段，部分是违法的；

　　为了获得媒体关注，唐慧向媒体在多次爆料中撒谎。

　　这些都是上访者的常见手法，为的是博取话语权，影响权力，然后让媒体和权力来影响司法。这套方法可称之为【倒逼维稳体制】，由于维稳体制的存在，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与当地是否稳定密切相关。此时，你影响“稳定”的力量越大，对地方官员的压力也就越大。当力量不足时，权力会通过各种方法，如骚扰、拘留、劳教、封口、做工作、压亲属等方法来“维稳”。但如果你特别坚决，掌握的话语权资源又大到一定程度，而你的对手后台没那么硬，那么当地官员就会转而去“维稳”你的对手，包你满意，因为他们会寻求成本最小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这种做法还会出现一个副产物，就是【话语权的自我实现】。由于你的对手，被权力“维稳”式处理了，又从反面“证明”了你的指控是正确的，你的抗争和支持你的媒体是正义的。此时，你的话语权就更大了，形成了正反馈。

　　十多年来，市场化媒体非常迅速地掌握了迎合民意的一套报道范式：抗争者是弱小的、值得同情的、被迫害的，被告是有后台的，警察是渎职的、践踏法律的，法官是被收买的，基层政府是官官相护的。这套方法深入人心，我们可以随口列出无数知名事件：黄静案、邓玉娇案……但现在媒体意识到，总这样不行，太民粹，要换种新玩法：我们必须回到法治轨道上来。

　　沿法治轨道处理案件，这“轨道”由什么构成？在我看来，这条轨道由两根铁轨构成，一条是程序，从执法机构到司法机构是否遵循了法律程序；另一条是信任，大众是不是信任这些机构。

　　接下来我从信任和程序来仔细分析这个报道可能存在的问题。

　　唐慧发现乐乐失踪后，怀疑是邻居王某所为，给警察提供了伪证，冤枉了对方。紧接着，她又发现乐乐在“柳情缘休闲中心”卖淫。并声称被暴力阻拦，警察19天不作为等。而警察辩称是乐乐不愿回去，“不作为”实为搜集证据——好，我们先看到这里。

　　在成为被稳控人员之前，唐慧对警察就已经表现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不做伪证，他们不会尽心尽力地调查、帮我找回女儿；不逼他们，他们不会去抓强奸和控制我女儿的犯人。拖延19天的经历则强化了她这一观念。她的心态很普遍，我相信开个投票的话，网上大部分人都会支持她。我还可以推测出网民们对警察的“质疑”：

　　一个新入行的、毫无人脉的卖淫女，三个月接客多达100多次。这条产业链，业务是那么地成熟，客流是那么地稳定。这条街怕还不止这一家“休闲屋”吧（欢迎各路记者证实或证伪）。这么大的产业，你告诉我说，当地警察“不知道”？“没证据”？没收过保护费和老板吃请？你说我信不信？哎呀，我真的不好意思信。

　　立案后又是一场“角力”。唐慧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获得了让她基本满意的结果。记者发现，在她通过倒逼体制，让领导批示后，乐乐的证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增加了更多被“强迫”的细节，而一些从轻的细节，如她对老板自称15岁，嫖客说她自称17岁等，被有意忽略了。记者还提出了乐乐身高158cm，不像11岁这类理由。记者认为，因为这些细节上的变动，警方将案件性质从“介绍、容留卖淫案”（轻，普通5年以下，严重5-10年）改为“组织卖淫案”（重，普通10年以下，严重10年以上到死刑），导致判了两个死刑——好，看到这里，我继续评论。

　　在这里，记者提出了一些细节，即这个“强迫”卖淫的情节并不像唐慧和乐乐说得那样。乐乐其实具备一

　　定的自由，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她是被暴力强迫的，死刑在这个意义上判重了。我认为这些细节是有道理的，但仅影响量刑（当然量刑也很重要，毕竟是死和活的区别），并不影响案件的定性。因为检方是按“组织卖淫罪”（而非强迫卖淫罪）起诉的。组织卖淫和容留卖淫的区别在于是否具备组织性。该休闲屋有多个性工作者卖淫（南周文中也提到了光作证的就有三个，具体数量我并不知道欢迎大家补充），并有完善和成熟的业务流（三个月百来人），老板对收入分成。不管强迫不强迫，你这个难道不是组织卖淫吗？当然，我并不是搞法律的，如果法律专家和我说的相反，请忽略我的，听他们的。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组织卖淫罪的从重情节有六条，其中，适用本案的有：

　　(二)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

　　(四)强奸后迫使卖淫的；

　　(五)造成被强迫卖淫的人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以上三条两个判死刑的被告，周军辉符合二、四，秦星符合二、五，每人符合两条，还有什么话说？法院可能在死刑上量刑重了，但那个判决确实并不违法，依然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

　　接着说14岁的问题。老板说不知道她卖淫时14岁，嫖客也说不知道，记者说身高不像14岁以下。我认为这套逻辑不对。话说美国很多州有法律，不许将酒类卖给21岁以下的人，所以每次我买酒或者去酒吧，营业员都要我出示驾照（相当于身份证）。我30多了，相信自己看起来绝对不像21岁以下，但除非营业员有绝对的把握（比如我看起来像60岁以上），否则他不会省略这个步骤，因为如果他不检查，就算我报了假岁数，也是他违法。如果我伪造了证件那另当别论。

　　好，回到案件上来，我相信大家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作为老板，我雇佣了一个人，提供性服务，我可以不检查她的身份证，就是用“问问”的方法确认对方是14岁以上吗？作为嫖客，我可以在和陌生女性发生性关系之前，不去查她的证件，而用“目测”来确定她是否成年吗？在招工要查证件、上网要查证件、住个旅馆要查证件、买把菜刀都要查证件的国家里，去提供和消费性服务反而可以不要对方出示证件？我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个基本义务。但自从设立强奸幼女罪和嫖宿幼女罪以来，这种借口成为了犯罪者卸责的常用理由，而媒体和检方居然堂而皇之的接受。

　　唐慧的做法当然有问题，通过坚决地上访、媒体、捣乱等各种方式影响司法，获得了她的“正义”。这对被告很不公平。可如果她不这么干，司法就会公平吗？我要说我信，那是装外宾。其实对比样本早就有了。她未施压的那些被告，比如那百来个嫖客，最后处理了其中几个，惩罚是行政拘留数天。这就是中国司法在没有苦主压力下的状态。对这些嫖客的处理是公平的、符合法律精神的。对，请理中客们再大声地复述一遍。对嫖客们的处理是公平的、合法的。

　　最后说卖淫店老板秦星看守所“立功”的事情。我很尊敬“御史在途”先生，但这事我要讲两句，假如说自己看了“内部材料”，就可以出来否定法院判决，态度并不合适。因为法院在制度上的设置是最接近公正的，理想情况下，它不像媒体和政府，要顾及真相以外的东西，比如销量、收视率和政绩。它的材料是质证过的，并非单方面的说法，每个材料都有人背书，这样最大限度地去除了【信息污染】。它的逻辑是经得起推敲的。

　　想要否定法院，有两条路：

　　1.证明法院是被政治影响的。记者走了这条路，尽管我不喜欢他适用“法官张新民被调离审判岗位”之类的【暗示】，这是典型的忽悠手法，诱导观众往法官枉法上想，不应当在新闻中使用，但这个思路是对的。只不过说法官枉法，是需要调查和证据的，光凭暗示不成。记者的贡献是指出了法院的判决矛盾，比如两个同一事件中救人立功的人员，一个减刑，另一个假立功，其中必有一个是错判。

　　2.证明你拿到了新的材料，而法院在判决时没有看见这份材料。而且新材料要能否定法院的所有论证。或者否定对手原先的材料也行。如果这两点一个都没做到，那所谓的否定判决就是纯粹主观臆测。

　　法院判决“假立功”的理由是：

　　证据：现场勘查，认定现场不具备自杀条件。

　　证人：被救的自杀者否认了自己自杀。

　　这两个理由都很硬。新材料要把这些全否定掉，才有效。本人没有渠道接触到材料，但我要记得不错，被告呈上法庭的材料是三个：

　　证据：事发过程的监控录像

　　证人：值班干警唐爱国

　　证人：13名同押人员

　　南周和“御史在途”提到的其它“证据”，包括某检察官的确认，公安局的“自查”，某市委常委的“人格担保”。不好意思，这些都不是“证据”，因为他们不是现场人员，这些材料除了体现他们对值班干警的信任以外，和直接证据证人相比，没太大效力。还有个证据是获救人周兰兰的笔录，可惜笔录上没有她的签名，属于非法证据。至于记者说周兰兰在2007年4月2日和2007年4月30日在北京曾两次试图自杀。一次口含水果刀欲冲政府大门，一次携杀虫剂，称如不解决问题就自杀。想用此佐证她在看守所自杀一事上撒谎。这个逻辑太弱了，属于捕风捉影。

　　而在提交的证据中，监控录像显示：“一个身体虚弱的女子扶墙走出监室，走向厕所；13分钟后，汪婷、秦星为首冲出监室奔向厕所，抬出一个人来”（这是南周的描述，当然我个人建议大家把“身体虚弱”、“厕所”等词汇去掉。因为前者是主观判断，后者能和监室一起拍到吗？求证一下）

　　但该录像需要证明的是这样的立功行为。在提交法庭的立功材料上说：“2007年6月12日下午5时40分左右，秦星和汪婷发现周兰兰用一件囚衣一头挂在放风场的钢网上，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双脚已离地，正在实施自杀，她俩立即上前制止了周兰兰的自杀行为。”

　　我立刻可以提出两个质疑，第一，录像证据没有拍到自杀现场，对不对？证明的力度不足。第二，“用囚衣在放风场的钢网上上吊自杀”。想象一下，这做得到吗？——对了，这就是法庭的那两个理由。作为否定法庭的新闻报道，至少要像样地回复这两个理由，而不是靠着隐瞒它们来自说自话。

　　接着说证人，13名同押人员作证的是：录像是真实的，录像里的人是周兰兰。那这些证人到底在不在救人现场？证言和周兰兰在法庭上质证过了么？如果只是证明了录像证据的真实性，那没有意义。因为本来就没有人怀疑录像的真实性。

　　最后是值班干警唐爱国。这就是孤证了——收买是可能的。而不是御史在途说的“十几个证人”的互证了。法庭的两个理由，任何一个都比该证人的证明强。如果“御史在途”看见的材料比我说的这些多，希望能对媒体讲出来。毕竟这两个死刑还有复核阶段吧。

　　反思媒体干扰司法当然是好事。但问题出在司法本身上。中国的司法早就死了，它不是死在媒体上，也不是死在上访上，而是死于不信任，死于不遵循程序。当大众不信任司法，不信任法官，法院不愿意严格遵循法律流程，那么它已经死了。至于司法死了以后，有什么乱象，大家都看见了，媒体、水军、看谁最能迎合大众，最深通大众心理，忽悠术使得最好。

　　为什么要设置法庭这一套制度：怎样提交证据？怎样对证人进行质证？怎样庭辩？怎样判决？怎样引用法条出判决书？这些步骤，每一个都是有道理的。避免利益干扰，避免收视率干扰，避免权力干扰，避免媒体信息污染，避免伪逻辑，避免伪证……

　　为什么要信任？信任是厘清材料的起点，只有可信任的材料才能作为正确判断的依据。没有信任就没有真相。警察值得信任吗？检察院值得信任吗？法医值得信任吗？“外力作用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你信不信？每个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砣。

　　法庭可不可能出错？当然可能。但遵循这一套程序，能够尽可能地逼近真相，哪怕永远也达不到。判决结果体现了社会意义上的公平。为什么大家不信法庭，法庭真的尊重过这些程序么？真的不受权力和金钱影响吗？法官真的是想做公平的判决，而不仅仅是吃完原告吃被告吗？如果这些答案是否定的，那社会还会信任法庭？每个有争议的案子还会存在”真相“？

　　当真相不存在的时候，就是群魔乱舞的时候。上访制度的问题不出在上访上，而是出在司法上。当司法不被公众信任，权力大于法律，那么司法被社会上的各种力量所影响则是意料中事。废除了上访，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访民们会用其他方式对权力施加影响——比如接领导的小孩放学，集体堵各级政府的门，顺便炸炸什么地方。最后，会形成这么一个现象，有话语权，或者争夺到话语权的人，会得到最大的利益，老实不吭声的最后死在上访路上；有背景的人，不受媒体影响，依然会判最轻的罪，没背景的则倒霉重判。

　　法律脱轨了。

　　脱轨了怎么办？怪唐慧？唐慧这样的上访者，多如牛毛，但没有媒体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力量。怪媒体？媒体反思固然必要，但媒体就算拼命影响司法，一年顶多制造几十个冤案。应该着急的是皇帝，而不是太监。别疑神疑鬼了，把更多力气放到正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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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8月4日回复）

　　1.问：组织卖淫罪不是从重也只有无期徒刑吗？

　　答：该罪还有个“情节特别严重”的附加条款，可以判死刑。

　　2.问：唐慧用自己的方法寻求到了真相和公平，有什么不可以？

　　答：当我们说“真相”和“公平”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法律事件，“真相”指一套认知程序下的产物，包括质证过的材料与证人，平等而充分的现场辩论，对相互矛盾的证言证据作效力大小的取舍后，由法庭所认可的事实。“公平”指依据“真相”做出法律判断。当公众不信任法庭时，真相与公平便已不复存在，无论结局如何，都是社会角力的政治事件。

　　3.问：那个让嫖客和老鸨查妓女身份证确认14岁以上的建议不觉得很中二可笑吗，这还不够外宾？一个非法活动还查身份证？

　　答：举这个例子，是为明确责任，当嫖客和老鸨说出“我不知道她14岁以下”的时候，责任当然是他们的。在提供和消费性服务之前，男方和女方雇主均有责任确定女方在14岁以上。不确认可以，出事了他们要负全责。有人提出卖淫本身就系非法活动，现实中也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14-16岁并没有身份证（听说现在国内身份证制度已经覆盖到16岁以下了）。这需要执法机构确认并颁发执照。就现在这行业规模和处罚情况，我的建议是尽快合法化。

　　附：这个观念并非现行法律（现行中国法律规定中有嫖客未知对方满14周岁的从轻情节），是我个人认为该条款不合理，不过判死刑的两人均非嫖客，而是介绍、组织卖淫的人。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