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事件问责

 

　　1、南京事件

 

　　南京事件的曝光还是警方在微博上的主动发布，或许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起事件的爆炸性新闻效应。事件曝光后，许多记者前往调查，对社区、邻居的相关访谈也能够在网上搜索到，电视报道视频也出现在网上，但是整个事件的脉络依然不够清晰，仍有待于专业的新闻调查报道和警方的调查报告。对于这起涉及2名女童饿死的惨剧，到底是谁的过错？哪些人或机构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事件发生后应该引起深思的问题。据目前警方舆论口径来看，警方倾向于定性为女童母亲乐某涉嫌故意杀人，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女童母亲乐某的所作所为。然而，这样简单的处理，是无法安抚民心，事实上，据已有的相关报道，其实警方、社区和邻居在其中都难辞其咎。首先，据有关电视对民警的视频访问发现，民警可能存在未严格按照每周一次的要求上门探访，而是等待乐某通知才上门发放救助款项，恐怕在探访时间长度上存在疏忽，致使长时间未发现乐某长期离家不顾幼儿死活现象。其次，社区也明显存在疏忽之处，只是简单地决定每月拿出800元钱用于救助乐某和两个孩子，而没有尽到社区管理服务的应负职责。要知道，乐某所在社区还是所谓的”江苏省文明村、江苏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江苏省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江苏省农村现代化先行示范村等荣誉。“然而，这一切荣誉在活生生、惨淋淋的人间惨剧前都显得微不足道、不耻为谈。再有，就是邻居对此也负责冷漠无情的道德责任，虽然，”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在特殊弱者遇到困境时，能够伸手而不伸手就难脱邻里互助的道德责任。或许，邻居的一个报警电话，或者临时问候，或者与或者，那么，两个幼小女童的生命不至少凄苦消逝。

 

　　2、成都事件

 

　　成都事件发生后，各方试图竭力隐瞒，后由于良心记者李亚玲的豁出报道才使得真相大白，但记者李亚玲此后也因此付出沉重代价。”李思怡事件“经报道后，四川省和成都市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迅速调查，严肃处理。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专门作了批示。前成都市公安局局长、现任成都市委政法委书记王体乾在批示中写道：“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就活活饿死在我们这些‘冷血者’手中。失职人员都应受到良心的谴责，受到法律的惩处。”据悉，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副部长田期玉也为此案作出批示。成都市公安局迅速做出了反应。该局用“极端不负责任、执法冷漠、严重失职渎职”对涉案民警的行为进行了评价。三天以后，2003年6月24日下午，以在全局大会通报的形式公布了对此事件的初步处理结果：对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刑警队长、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以涉嫌渎职罪，移送检察机关，执行刑事拘留；对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所长刘继国，副所长王际勇，民警黄小兵、王华麟，依照《人民警察法》，停止其执行职务；免去青白江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所长王国富所长职务，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对团结村派出所教导员邱小琳，停止其执行职务；对团结村派出所市警校实习学生穆羽作开除学籍处理；金堂县公安局政委吴仕见引咎辞职，待调查结束后，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后来，相关人员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历史的教训往往很容易为后人所忘记，否则，十年之后又怎么会发生更为严重2名幼女饿死事件，呜呼，哀哉！

 

　　四、事件反思

 

　　成都事件发生后，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学者康晓光抛下手头上的所有事务对李思怡事件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实地调查，并自费出版《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一书，书的扉页上写着“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他在书中认为，“我们这个冷漠的社会对小思怡的死都负有责任。”在李思怡案件中我们发现，不是没有保护她的法律和制度，例如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也不是没有相应的机构，例如有民政部门、儿童福利院、居委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各类慈善机构；也不是没有人，这些机构经常宣称自己深为人浮于事而苦恼，而李思怡的亲戚和邻居们则整天靠打麻将消磨时光；也不是没有钱，国家每年用于低保的财政支出已经超过百亿……但是，当李思怡需要它们/他们伸出援手的时候，这些法律、制度、机构和人，或是明确拒绝，或是装聋作哑，眼看着她在死亡线上挣扎，直至死于非命。“学者萧翰指出，在李思怡悲剧中，”没有人幸免于罪，没有人不是罪人“，”这不是一个共同犯罪的故事，却是一个共同罪孽的结果。“

 

　　南京事件和成都事件都深刻反映出吸毒家庭的特殊困境，然而，这一群体目前处于高速增长之中，规模和数量之大、社会危害影响之严重都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已然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结构性、公共性问题。据公安部统计，2003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就已超过105万人，2012年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数量已接近200万人，而实际吸毒人数（包括已被查获的在册吸毒人员和未被查获的非在册隐性吸毒人员）应该远远大于这个数字。近年来，我国滥用合成毒品的现象尤为突出，特别是青少年吸食合成毒品人数增长迅速。数据显示，从2007年至2011年5年间，公安机关登记在册的滥用新型毒品人数占吸毒人员总数比例逐年上升。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共发现58.7万人滥用合成毒品，占全国吸毒人员总数的32.7%，而2007年，这一比例仅为16.1%；新发现登记的吸毒人员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74.9%，其中不满18岁的吸毒人员占3.4%。另一组数据显示，吸食合成毒品的人群年龄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可见，吸毒人员家庭已经不再是个别现象、个体问题，而是规模性、公共性的社会问题。针对类似于南京事件、成都事件吸毒家庭子女的抚养和养育问题必须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十年过去了，故事还是依旧相似的再次发生，如何我们的社会、政府和各界依然不重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严峻性和迫切性，不及时想方设法应对、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历史只好重演，人性只好继续堕落，社会只会继续沉沦。

 

　　1、完善法律保护

 

　　《京华时报》华池阁指出，”成都的小思怡，南京的两幼童，仿佛在用高度的相似性警醒我们，要有制度救济，要有源头预防。面对吸毒等这样一些特殊群体，如果我们不仅是对他们进行社会校正，还把视野投向他们的家庭尤其是孩子，发现其父母无法尽到监护职责时，能够通过法定途径剥夺其监护权；面对那些城市流浪儿童、乞讨儿童，我们多一些刚性的制度救助，那么，我们的社会里就不会发生如饿死家中、如贵州毕节5孩子闷死垃圾箱内那样的新闻。“我们必须深刻反思现有制度设计的不足、立法保护的缺失。国家应该进一步完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增设在父母出现无力抚养、虐待、恶养、不尽抚养义务等情况时，人民法院可依法判决剥夺父母的抚养监护权，交由第三方行使监护权。同时，也应当大力发展能够满足抚养、监护、教育特殊儿童群体需要的儿童福利院等社会福利机构，支持法律法规的顺畅实施。

 

　　此外，针对南京事件、成都事件，以及武汉事件中的惨剧主角性别来看，女童的生存权益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由于长期以来”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影响，女童的生存权利一直难以得到等同于男童的保障，弃婴现象也经常发生在女童身上，还有经常发生的奸淫、猥亵女童现象，等等，表明当前我国社会依然存在严重的歧视女性、侵害女童现象。针对这一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国家应进一步修订完善《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突出保护女性权益，尤其是要制订严刑峻法来保护未成年女童的合法权益。

 

　　2、完善社会保障

 

　　康晓光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的就业制度、分配制度和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面对日趋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新政策，如”送温暖工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两个确保政策“、”再就业工程“。这些反贫困政策和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对缓解城市贫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很不完善，覆盖面仍不够广，同时，针对犯罪、吸毒等特殊群体存在歧视，将本就处于社会底层、毫无保障的最弱势群体排斥在社会保护体系之外。无论在南京事件中，还是在成都事件中，都突出反映了正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类特殊家庭中的作用缺失。

 

　　同时，我们还发现，即使在南京事件中，社区救助也存在明显的不当之处，未尽到应有的救助责任。正如康晓光进一步指出，”李思怡案告诉我们，最严重的问题也许并不是制度不完善、资金不足、人员素质低，而是有了制度、有了钱、有了人之后，理应得到解决的问题仍然不能得到解决。所以，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之后，最核心的任务是解决制度失灵问题。“

 

　　3、完善社区管理

 

　　随着社会转型的异质化、区隔化、定型化，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管理事务已经逐步沉降到社区，各级社区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的支撑点、社会成员的聚焦点、各种矛盾的交会点、社会问题的落脚点，完善社区管理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但是，无论是从南京事件、成都事件，还是其他有关社区事务问题上，当前，我国城乡社区还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在人、财、物等方面面临严重制约，事权和财权明显不对称，管理权威和公信力不足，社区社会管理功能发挥严重不足，致使绝大多数社区治理长期处于居委会时期的落后水平。

 

　　针对南京事件中暴露出来的社区管理和服务问题，我们以为，社区不能简单地将乐某女童的救助款项交由片警监管，而应该指定社区工作人员每日上门探视，真正将幼童的生命安危放在心上。此外，针对乐某生育行为，社区也负责监管不到位的责任，乐某年龄尚小就有2个小孩，明显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况且是特殊吸毒未婚人员，社区负有未能及时制止乐某生育行为的责任。总之，社区社会管理创新不是简单地搞一些”网格化“创新，不是简单地搞些硬件设施建设，也不是简单地搞些”施舍式“捐助，而应该逐步转向软件上的升级完善，真正提高服务水平，而不是管治水平。

 

　　4、完善社工组织

 

　　闾丘露薇在微博中指出，”南京饿死女童，正常情况下，目击者报警，警方介入后，将孩子送去福利机构，同时检控母亲，由法庭决定这位母亲是否还有能力抚养孩子。如果还有，社工持续跟进，如果没有，孩子在福利机构等待合法领养。“或许这一流程在香港、台湾地区或西方发达国家毫无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代转型中国社会却困境重重。正如前文所述，目前我们尚无法律规定能够改变特殊情况下幼童的监护权利，而且，也没有相应的社工组织来支撑法律的执行。立法的不足、社会的短腿、人情的恶化，造就了当代中国一起又一起令人万分痛心的人间惨剧、道德危机，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力建设现代社会组织，培育公民意识，强化道德精神，已然成为当代转型中国社会的不二选择，也是今后中国社会顺畅转型的先在条件。正如学者贾西津在近期《转型成功依赖公民社会成长》一文指出的，执政者要真正地解放思想，使得”公民社会“获得与”市场经济“一样的合法性，成为今后改革的重大共识，方能顺应社会发展大趋势，抓住转型良机，从而推动中国社会避免革命实现良性转型。她指出，要”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取消双重管理，实现登记与备案相结合、无审批为普遍原则、依法审批为特例的公民结社自由，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并通过激发社会组织及社区功能，发育社会中间层，拓宽社会的表达机制、对话机制、协商机制、自治机制，形成激发社会活力基础上的社会秩序。“改进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加大现代社工组织培育力度，已成为当代转型中国城乡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的不二选择，否则，所谓的社区”社会管理创新“仍将”纸上谈兵“、止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