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景凯旋

　　法是大义，亲情也是大义，舍去任何一个，都会削弱法在人心中的权威性。

　　河北高院最近出台《量刑指导意见》：“被告人亲属举报被告人犯罪，提供被告人隐匿地点或带领司法人员抓获被告人，以及有其他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抓获被告人情形的，可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陈在田10月2日在《新京报》发表文章，认为鼓励“大义灭亲”有其道理，但不能影响对被告人的处罚标准。

　　在法治社会，涉及情与法的冲突时，坚持法律的尊严似无疑问。但没有稳定的道德传统与社会习俗，法治也无法独立而长久地存在。“大义灭亲”的提法不是鼓励为善，而是鼓励为恶。重视亲情是传统道德，因此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言论，才被作为“亲亲相隐”的原则写入历朝法条。

　　我们过去一直视之为封建礼教，但实际上，血缘亲情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亲亲相隐”原则维护的是基本人性与伦理。法律的根本是维护正常的人性社会，“大义灭亲”的提法终究不人道，就字面上言，它所灭的也是亲情，不是犯罪行为。

　　现代法治的开创者之一洛克曾指出，一个人若被另一个人创造，他便有义务服从创造者订下的教诫。为此，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西方人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必须服从上帝的法条；中国人向来只相信“父母生我”，所以传统道德重视亲情人伦，孔子“子为父隐”便是在说明这一原理。由于中国没有上帝立法的观念，法的权威就要与另一基本价值“孝”取得协调。法是大义，亲情也是大义，舍去任何一个，都会削弱法在人心中的权威性。

　　在法律的实行中考虑亲情的因素，这具有普遍性。在西方，基督教传统同样重视家庭秩序的实在性，朋霍费尔在其《伦理学》中就说过：“源自公职的命令的话，在家庭里会剪断信任的纽带。”因此，他主张人们对亲人的小恶有隐瞒的权利。在西方国家的法律中，也有亲人间不能相互指证的规定。这不是怕他们互相包庇，而是保留其不揭发的权利，不希望他们的亲情关系受破坏。

　　友人邵建谈及亲亲相隐时曾说：“法网恢恢，疏而有漏。”的确，法网之疏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否则法律就太冷酷了。对当事人来说，孔子还说过：“事父母几谏。”如果亲人犯罪，亲人间忠实于自然的感情，可以保持沉默，也可以劝其自首，但公权却不能逼迫其举报，因为“源自公职的命令”隐含着现代法治早已废弃的连坐罪。

　　应当指出，“大义灭亲”一词其实是媒体所加。河北高院为了鼓励亲人间的举报，承诺对被告人减刑，而不是奖励举报人，这不是大义灭亲，而是“大义救亲”。当事人的自首可以从宽，亲人的举报也可以使其从宽。量刑上的交易在国外也有例可循，只要承认了罪行，检察官就可更换罪名。

　　河北高院这样做，既维护了法律，也照顾了亲情，是现代法治与传统道德的结合。至少，出于帮助亲人减刑的举报，比出于自己获得利益的举报，在道德上要更加站得住脚。至于减刑多少才算妥当，这就是法律专家考虑的问题了。

　　（实习编辑：李九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