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洪溥

    目前，社会存在浮躁情绪和拜金情结是人所共见的事实，但单纯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指点点显然缺乏意义。如果从现实出发思索问题成因，恐将无可避免地发现令人悲哀的事实——之所以年轻人越来越期待尽早致富，起因皆在于依靠诚实劳动致富正日益成为遥远的梦想，甚或无法完成的愿望。

    原因至少有三：

    一是劳动回报的起点日益下浮，财富积累变得日益艰难。由于就业队伍的日益庞大，以及用人环境的相对规范化，用人单位需要支付的单位用工成本日益提升，但企业毛利率并未有效提升，使得劳动回报，特别是起点薪酬不断下浮。就全国而言，如果剔除物价上涨因素，排除京津沪穗深的个别行业，最近几年刚步出校门的新生代起薪其实并未上涨。

    一个证据是，近日媒体报道2010年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起薪同比上涨16％；而据智联招聘对全国2517家企业（广州274家）薪酬统计，2009年硕士毕业生起薪点同比下滑11.96％。这意味着，绝对水平的起点薪酬两年来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这两年来的生活成本上涨有目共睹——大城市房价和房租大致上涨一倍左右，生活必需品涨幅也超过20％——30％。整个社会的新生代生活压力，仅仅计入衣食住行，一直在放大，而不是在缩小。何况，前后五年，都已经或将有七八百万的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他们都将面临被迫“月光”、终日劳碌的命运，根本谈不上积累财富与自我提升。

    二是创业环境的质量缺乏实质性变化，技术与劳动的回报被资本强力征缴。改革开放之初，年轻人如不安于朝九晚五，或许还有创业一途借以改变命运。例如在1980年代做点小生意（典型代表如刘永好贩鸡苗）或者在1990年代开发个小程序（典型代表如史玉柱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推出的中文处理软件巨人系列汉卡），都有可能获得机会并改变命运。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创业空间日益逼仄。如果没有足够强的资本支持，多数具有增长潜力的细分领域都无法依靠个人单打独斗实现规模成长。

    即便存在个人发挥的空间，但只要资本再行介入，也足以挤出个人的经营、技术等才能，达到“以物役人”的效果。创新、科研、谈判能力在资本面前均相形见绌。从当前社会上流行的炒作致富招法来看，无论炒煤、炒房还是炒蒜、炒绿豆，都暗示实业领域的投资价值日益下降，即使是存量的民间资本也无意恋战，转而选择去挣“快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轻人再指望从实业领域从头开始，胼手砥足打拼事业，既要照章纳税，又要诚实守信，做成正当而成功的生意，真不啻于痴人说梦。

    三是利益架构的壁垒不断强化，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难度与日俱增。必须指出，当前关于“富二代”和“贫二代”的论证都是伪问题，“拼爹游戏”本身就是在上一代既定利益制序中进行，格局如此清晰，壁垒如此森严，结果其实早已注定。

    我有一个朋友曾发出感叹说，纵观中国社会几千年致富之途径，无外乎劳动、交换、诈骗、偷窃和抢夺等数种。如今的现实是，一个年轻人假道劳动这一正当的途径，无论进入正规的就业序列，或自主创业，均无法顺利达到积累财富的目的，当然也谈不上实现向上阶层流动。这种情况下，其他“歪门邪道”也就顺理成章地受到了更多关注。一个例子是马诺，她说出“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笑”这样情绪化的话，其实不过是为取得进入所谓社会上层的通行证，决定采用交换模式而已。另一个例子是满大街的办证、发票小广告，表明欺诈是多么有市场。我们真该庆幸，限于体力和智力，以及残存的良知，偷窃和抢夺没有成为风气。

    更悲剧的是，社会新生代向上的途径虽被堵死，但自上而下的滑落途径却并未关闭——致贫非常容易，致富无比困难。何况，即便如今一个年轻人能突破重围得到一个岗位，而一旦“房奴”、“孩奴”的枷锁上身，再要想致富也不啻白日做梦呢。

    （编辑：罗谦）